无论是“道德主义”还是“功能主义”，有关腐败比较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大多数学者都在定义和概念的迷宫中绕来绕去，而经验型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关于腐败定义、腐败的标准都缺乏普遍性。

杨晶：我们考察一下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出现过腐败过程。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当前出现的大面积、塌方式腐败情形也落入了“腐败陷阱”？

知了：这种结论不一定准确。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共规范的行为叫腐败，这种腐败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只不过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形成了比较突出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地注意。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在向新型工业国家的推进中，也不是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普遍一律的跌入“腐败陷阱”。比如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就没有出现过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再说，对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的研究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观点。

中国最近这十几年，社会确实也发生了许多腐败案件，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但这并不是什么走上了发展中国家共同出现的腐败套路。

杨晶：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陷阱”还是有一定的理论背景的，你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不适合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陷阱”，那么您是否能从国际政治腐败理论的发展脉络来辨析一下腐败的成因？

知了：可以。首先，我并不否定国际学者关于腐败理论的思想价值，但我不能同意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腐败陷阱”，并且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发展中都要经历腐败的规律。至于腐败理论，大致经历了传统腐败效应观、修正派及后修正派三个发展阶段。传统腐败效应观把腐败视为政治衰败；修正派在理论上对腐败效应重新定位，认为腐败可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后修正派对修正派的观点做了批评和补充，重新将腐败看作是政治衰败。

就腐败的成因来看，大致上也有三种分析观点。其一是制度缺陷论。严重的制度缺失导致腐败的盛行，诸如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立法和司法力量薄弱等。因此，根除腐败有赖于政治调节，而克服制度和机构的缺陷，又有助于抑制腐败。其二是寻租理论。20世纪70年代后，一些学者从贪污腐败活动的分析中，发现腐败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的干预和管制；而政府的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寻租理论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产生了形式各异的租金，于是引发了人们对于租金的竞争。其三是政府管制俘虏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政府的管制不能对企业及个人的效率产生显著的效果。然而，受管制的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却要求政府进行管制，因为只有管制，企业才能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为的是谋求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杨晶：当前中国的腐败成因能从西方的腐败理论中汲取一些什么呢？

知了：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有制度缺陷的因素，也有管制方面的因素。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而计划经济的首要特质就是管制，即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计划经济中的管制因素依然浓厚。管制带来寻租的空间，而寻租造就了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就泛滥了。

杨晶：中国腐败现象大面积产生是最近十多年的事。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一切都靠管制，但那时的腐败状况并不突出，这是否与您阐述的观点有些矛盾呢？

知了：这是两回事。计划经济时期的管制，其对象也是公有部门，这种管制是公对公的管制，它缺乏行贿的主体，因为被管制的企业也是公有部门，他们无需寻租，也不具备条件。但如果维持计划经济的体制，影响的将是经济社会的整体效率。

杨晶：从一般人的理解看，腐败总是破坏整个社会健康肌体的，为什么会有学者对腐败可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甚至认为腐败对发展中国家会有积极作用呢？

知了：有些西方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看问题，归结起来，一是从“道德主义”的角度，另一个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道德主义者”主要是从社会习俗、社会规范等来考察腐败。道德主义研究者认为腐败是道德的违规行为，将会对政治、经济活动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作为“政治之癌”，腐败将会败坏国际声誉，降低行政管理效能，阻碍经济发展和破坏经济稳定。“功能主义者”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引入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倾向于以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来看待“送礼”和裙带关系，认为它们反映并加强了社会和政治的维系纽带。功能主义者认为腐败是克服不发达国家制度障碍的一条可行途径；它可以减少政府管制，从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可以通过减少政治冲突，整合政治精英和经济文化精英，在潜在或现实的对立势力之间创造共同利益等方式在被传统的意识形态所分裂的社会群体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还可以成为在正式渠道之外对政治和行政系统进行政治输入和一种必要和有效的替代途径。

杨晶：那么以你的观察，如何评价这两种观点呢？

知了：无论是“道德主义”还是“功能主义”，有关腐败比较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大多数学者都在定义和概念的迷宫中绕来绕去，而经验型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关于腐败定义、腐败的标准都缺乏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