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加大稳增长力度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加大了财政资金拨付力度，加快了财政支持地方重大建设的力度。我们了解到，去年以来，中央财政资金的拨付速度明显加快，地方政府争取的项目资金一旦获批，一周之内资金就能全部到位。相比过去的资金下拨需要不断“公关”、一拖大半年，现在的资金下拨速度让地方官员都感到惊讶。客观评价，这样的变化体现了在持续反腐败、整顿党风政风的过程中，政府的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至少在中央部门层面，程序性的工作效率已大为提高。

在中国经济加大稳增长力度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加大了财政资金拨付力度，加快了财政支持地方重大建设的力度。我们了解到，去年以来，中央财政资金的拨付速度明显加快，地方政府争取的项目资金一旦获批，一周之内资金就能全部到位。相比过去的资金下拨需要不断“公关”、一拖大半年，现在的资金下拨速度让地方官员都感到惊讶。客观评价，这样的变化体现了在持续反腐败、整顿党风政风的过程中，政府的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至少在中央部门层面，程序性的工作效率已大为提高。

然而，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却不高，不少中央财政资金在地方的账面上趴窝。虽然国务院领导不断要求盘活财政资金存量，但在实际执行中做得并不好。从2013年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此问题算起，财政资金大量“趴窝”导致的资金低效使用问题，在总理嚷嚷了两年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据不完全统计，被国务院认定“趴窝”的中央财政资金规模已达2000-3000亿元。

中央给了钱却花不出去，问题出在哪里？一般来说，中央会把问题的原因指向地方政府。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一些地方钱拨下去了，再迟迟不开工，我们就要依法把那些趴在账上多年的财政拨款收回来，调到那些中央已经确定的重点民生项目上去，调到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地方去！”从舆论评价来看，中央财政资金在地方被利用得不好有如下原因：一是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活跃度降低，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地方投融资环境显著恶化；二是地方配套资金的能力跟不上；三是地方官员的“懒政”现象增加；四是中央财政资金拨付效率加快，但地方项目上马的节奏缓慢等。总之，主要原因被“归罪”于地方政府。

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中的问题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急需资金的地方政府居然让数千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趴窝”，肯定不能用地方政府不作为这个单一原因来解释。在政府推动经济的中国，地方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放着中央资金不用肯定不是理性的行为，而是有其他原因。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不少地方做了调研，发现中央财政资金的低效使用问题不止是财政资金“趴窝”问题，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甚至要归结到财政资金使用的体制和机制原因。

一是地方财政资金配套问题。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地方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而配套比例往往很高，有些项目甚至高达1:9，即中央拿1000万元，地方政府要配套9000万元。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方财政基本只能维持吃饭，增支的地方多而增收的地方少，配套资金的能力大为削弱。

二是中央财政资金的利用结构存在问题。据我们了解，中央财政资金往往集中在项目建设本身，而忽略了项目的后续管护资金。由于中央财政资金使用结构中未做维护资金的安排，而地方又缺乏财力来配套，往往导致项目重建设而轻管护，结果造成不少项目投资的实际效果很差，这在水利、农业、环保项目中很普遍。有地方政府向安邦咨询建议，中央财政资金在使用结构中完全可以对管护资金做出安排，拨出小比例的资金用于项目管护，这样会使项目投资的实际效果大为提高。

三是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过于机械，导致地方政府不愿使用。在当前背景下，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合规”要求十分严格，不仅打酱油的钱不能被用于买醋，而且买生抽酱油的钱绝对不允许买老抽酱油。现在中央财政资金使用的审计十分严格，“八项规定”之下地方政府官员又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中央财政资金被普遍认为不好用，不敢用。

四是中央财政资金往往是分部门拨付，林业、水利、农业、工业等领域分得很细，必须专款专用，这也导致地方不好使用中央财政资金。在央地工作中，大家熟知的往往是“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但中央部门很少理解“上面分得细，下面一盘棋”。尤其是在县级地方，工作往往是一盘棋，申请下来的资金如果严格按部门来划分，往往不切合地方的轻重缓急。

在上述多种原因之下，地方政府就要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如果一些中央财政资金不好用、配套太高、不适合地方最紧迫的需要，地方认为使用成本太高，往往选择不用这些资金。据了解，退回和弃用中央财政资金的现象在逐渐增多。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综上，在加快中央财政资金拨付的同时严格管理中央资金使用，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公共政策必须考虑适用性和效果，要提高中央财政资金在地方的使用效率，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机制需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