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极化效应加剧了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极化效应还挤占了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杨成钢说，不同地区争夺人口红利，使得人口很自然地由乡村流向城市，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

11月13日，在“新常态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特大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论坛上，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称，我们要反思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共同举办。

所谓极化效应，指的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经济资源要素单方向的聚集效应。这包括，就区域来讲的城市，就全国来讲的不同地区，甚至包括一个区域间因城市化水平的差异而出现的要素单方向聚集。这导致的结果是，城市地区愈加繁荣，而乡村和欠发达地区愈加萧条、凋敝。

自称从西部地区来的杨成钢说，在城市化的负效应方面，学界谈得还不够。

他说，这样的极化效应加剧了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多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不断地扩大。这种不平衡是有数据支持的。

此外，极化效应还挤占了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杨成钢说，不同地区争夺人口红利，使得人口很自然地的由乡村流向城市，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

还有就是，城市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需要质量人口红利替代数量人口红利。但是极化效应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生产要素，维持低端产业结构，会削弱城市或发达地区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动力，客观上会推迟升级替代的过程。

杨成钢认为，大城市限制人口规模，其实也是一种倒逼，否则极化作用一直维持，就形不成这种倒逼机制和动力。

他说，这种极化效应需要反思。比如，极化效应体现了效用最大化，但是在东方文明的价值理念中，最理想的状态其实是均衡状态而不见得是最大化，如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公平和效率的均衡，区域之间发展的均衡等。

另外，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也是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但城市化缺乏价值目标。杨成钢说，这其中有一个经济伦理问题在里边。比如，统筹城乡发展，就面临着是把乡村的资源配置到城市中去，还是把城市的资源向乡村配置，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这就反映了是农村支持城市，还是城市带动农村。

第三，城市化与生态文明理念是否冲突。过去有人批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城镇发展过于分散化，不符合生态文明理念。杨成钢质疑称，最重要的生态是人类所感知的生命状态，不是都选择居住在充满热岛效应的大城市里边，就觉得生态文明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

第四，在互联网时代，现在的城市化可以做到既分散化，又不降低它的城市经济效应。杨成钢认为，过去那种极化效应的发展思路，是否有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否还是这样，存在疑问。

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不过，杨成钢认为，这个规律会出现拐点，即出现历史的阶段性。到了一定的历史拐点很可能向均衡回归。那么我们应该做的是，消除制度设计的权限，不能人为地将乡村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向东部发达地区聚集，不能人为地搞城市化大跃进。

他说，城市化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过程不可阻挡的，当然需要推进。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到三点，一是要适度，包括规模、节奏的适度，要与乡村发展协调，要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社会收益，要做到收益共享，让乡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收益和全社会的收益保持一致；三是发展水平可以不同，但是发展权利要均等，只有在权利均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发展收益的共享，否则所谓利益补偿机制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