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奇表示，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在面临生育率下降的挑战，原因主要是现代女性可以进入更大的劳动力市场，并且城市中养育孩子也越来越贵。而生育率下降这个问题，中国也没能避开。

“利用政策来鼓励人们多生孩子这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真正能让生育率增加的成功案例，往往发生在那些能为女性提供更好的婴儿照顾服务的地方。”

11月23日，加拿大前央行行长、前财政部副部长大卫·道奇(David Dodge)对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中国媒体如此表态。

中国生育率下降严重

加拿大统计局今年9月底公布的人口统计显示，加拿大65岁以上的人数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15岁以下的人数。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6.1%。最新的预测称，加拿大的老年人口比例还将不断增长，可能会在2024年达到20%以上。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总人口数量达13.6782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10%以上。

然而，对中国而言，比老龄更紧迫的或许是生育率的下降。

根据预测，2040年，中国0~19岁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将从2010年的25.4%下降到18.2%，是在包含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德国在内的五个国家中降幅最大的，也将低过美国和加拿大。

道奇表示，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在面临生育率下降的挑战，原因主要是现代女性可以进入更大的劳动力市场，并且城市中养育孩子也越来越贵。而生育率下降这个问题，中国也没能避开。

根据公开报道，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位列全球最低水平，仅1.4左右。而加拿大的生育率为1.5~1.6，美国为1.8.

和日本的65岁以上人口比率约26%相比，中国还算不上“老人国”。但如果生育率继续下降，老龄化的问题必将愈加严峻，养老金体系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提高人口健康可缓解老龄化问题

道奇提出，人口老龄化将会在未来三十年增加卫生保健支出和长期的护理成本。

在上述五个国家中，这类成本增幅最大的将会是中国，增幅最小的则是美国。

同时，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力适龄人口须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更长时间的“老龄支持” .

那么，如何缓解上述问题？道奇表示，提高人口健康可以缓建老龄化及其群体效应。

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意味着老龄丧偶者的人均卫生保健和长期护理成本的增长会减慢，从而减缓老龄化效应。另外，提高人口健康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延长作为劳动力的时间，从而减少人口老龄化带给年轻劳动力的负担。

对于减缓抚养率上升的趋势，道奇认为，部分方法可发挥效果。比如，延长退休年龄；提高教育培训体系的效率，让经过良好培训的年轻人更快地加入劳动力，从而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年轻的劳动力。

养老金需要一个混合的方案

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加，养老金体系的风险也会陡升。

在道奇看来，随着人类寿命的增加，所有计划的风险都会增加。就基金制计划而言，它的主要风险就是资产回报率的降低。

道奇在演讲中解释了养老金的宏观经济学。他表示，养老金来源于当前劳动力所得的转移。而缓解养老金部分负担的方式包括长期资本投资和外国资产投资；影响转移的两种方式则是对劳动力征税，以税收补充公共养老金(随收随付)以及当前劳动力为老年人累计储蓄的利息和红利买单(基金制计划).

当抚养率比较低时，随收随付的公共固定收益体系不会造成财政拖累，但一旦抚养率升高，这一体系就需要征收很高的工资税，必将引起社会矛盾，阻碍经济发展，而政府也会面临严峻的财政问题；当抚养率由低升高时，基金制体系也会拖累经济，因为该体系需要良好的金融市场和高质的金融资产。

为了降低养老金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道奇认为，需要提供一个能将上述两种方式混合的方案，这一方案对不同收入的人群也应有所不同。比如，最低收入的人群可以采用随收随付的统一并且较低水平的收益计划；中低等收入的人群可以采用随收随付的统一收益或与收入相关的固定收益计划；中等收入者则可选择基金制以及与收入相关的固定收益计划；中高收入人群可以采用基金制固定缴费计划。

在养老的问题上，道奇给出了加拿大的经验。除了政府提供基础的资金保障外，他强调，需要发起更多公开的讨论，加强对公众的教育，从而让人们了解并理解老龄化的问题以及养老金体系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