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喻海良也有同样的感受：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教授申请到的项目经费通常80%以上要作为人工费，而发给学生的奖学金也有最低标准，一般每年2.5万～3.5万澳元左右，而1.5万澳元便足以负担学生的生活费了，因此学生都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

　　而中国的科研项目不但各项支出比例有着严格的“一刀切”规定，而且劳务费的比例相对较低，往往不超过20%。

　　中国的导师也有自己的苦衷。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臻举例说，一个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周期为 3年，如果按照2010年的资助强度20万元，其中15%可以用作发研究生科研补助计算，就是3万元;如果是30万元的项目，就有4.5万元可以用来发科研补助。但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每月最多也只有几百元。

　　“不可能给学生发很多补助，师生矛盾也不是简单地给钱就能解决的。”马臻说，作为导师，除了指导学生，他还要承担多项任务，备课、上课、开会、从事科研、申请项目、处理各种杂事，每年，光花在写项目申请书上的时间，就有1～2个月。他认为，学生进校的主要目的应该就是学习和科研，而有些学生不专心科研，因为个人私事经常不来实验室，也令他感到心力交瘁。

　　机制改革尚需时日 “臭味相投”是和谐的前提

　　由研究生扩招导致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已在近年内受到关注。在2013年3月1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孙也刚强调，今后研究生教育将从注重规模发展转变为注重质量提升。为防止“导师不导”现象，近年来，各高校、科研院所也纷纷出台规定，限制每位导师每年的招生人数。

　　不过，“项目养人”模式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通行方法。马臻建议，鉴于这一做法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一方面，应加强导师的职业发展辅导，作为导师，就应该多和研究生在一起，不但要指导科研业务，而且要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和生活困难，甚至和学生去食堂吃饭;同时，也要加强对研究生的学风教育和过程监督，建立清退机制。

　　在马臻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好的导师，比如他自己读博的导师，虽然也是“放羊型”的，每年在实验室见到他不超过5次，但他把学生都看作独立的科学家，和学生像同事一样探索科学问题，因此放手让学生去实践。

　　“好的导师培养人、提携人，但是平庸的导师利用人，把人当作有手的工具。选导师不能只是看光鲜的外表、职务、履历、发表文章，还要看人品和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提携后辈。”马臻说。

　　安美建则认为，“项目养人”并非一无是处，导师的科研项目是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业的经济基础和科学基础，学生的开销要从项目里出，其研究生学业方向的合理性也来自项目的合理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导师和学生间‘臭味相投’是达到和谐的最简单条件。”安美建将不同的导师概括为“放羊人型”、“公司老板型”、“保姆型”、“玉皇大帝型”、“唐僧型”等，他认为，在刚开始进行双向选择时，学生就需要选择与自己“臭味相投”类型的导师，从而顺利完成从学生向科研工作者的转变。如果选择的导师不适合自己，无法完成项目的工作，就应该及时更换导师或退学，这也是国际惯例。“不能对导师有任何专业之外的期望。在国际上，导师都是把研究生带进某个领域的领路人，导师领进门，修行还是靠个人。”

　　喻海良也认为，正因为导师和研究生是双向选择关系，因此有必要加强研究生入学前的教育。学生在选择导师之前，就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如果选了有行政职务的导师，就要做好见不到导师的心理准备，而不要抱怨导师不负责任;而导师在招生的时候，也应该告诉学生自己是否有行政职务，每个星期能有多少时间用于科研和指导，如果无法满足学生的期望，应该尽早说明。

　　回想起自己在国内的研究生阶段，夏季觉得，“在最渴望知识，对科学最抱有热情的时候，却未能很好地汲取养分。”

　　总结自己找导师的教训，他认为当时太过注重导师的名气和地位了。“指导自己的老师是否负责，是否有科研素养，才是最关键的。”因此他觉得，学生在找导师时不能太盲目，“不能专门找院士、长江学者，或者行政级别高的，他们往往最没时间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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