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父女间的信任已不在。苏以彬会翻女儿的书包，会拉开女儿的抽屉看。这让苏晓梅很没安全感，“我都不敢写日记，有话就在心里骂”。

　　父女间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冲突，一个同学的拜访成了导火索。那是初一一次放学后，一个同学在苏家闲玩了很久，苏以彬以女儿该做作业为由，将对方撵出了家门。这让苏晓梅觉得很没面子，和父亲大闹了一晚。回到房间的苏晓梅，开始模拟想象第二天同学们嘲笑自己的情景。想到家已和自己水火不容，少有的几个朋友也即将看不起自己，她悄悄离家出走了。两天后，她又被父亲找了回来。

　　被“抓”回来的苏晓梅，很快又回归了被关在家里做作业、被盯紧的生活。高二和高三，她又两次出走。

　　为了稳定女儿的心，苏以彬和她签了一份协议：“如果你能顺利考上大学，我再也不管你了。”

　　“我就是冲着爸爸的这句承诺，才熬下来的。”苏晓梅说，后面几个月，她每天都要在日历上画“倒计时”。“别人的倒计时是为了算高考的日子。我的倒计时是为了算摆脱爸爸的日子。”

　　“孩子上大学，这比什么都重要”

　　苏晓梅从小的梦想是经商。她富有好奇心，天真、单纯、爱幻想，会唱歌、跳舞、踢足球。5岁时母亲吕世碧送她去了民族舞蹈班，四年级时觉得足球好玩，就参加了校足球队。

　　母亲对女儿的教育方法是“自然生长”，她给女儿买回各种玩具，鼓励她发展特长。但这遭到了苏以彬的反对，他将权力一一收回。“我的理念是，孩子一定要上大学，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对孩子的培养上，父妻二人持完全相反的态度，进而升级到感情矛盾。苏晓梅初二时，母亲选择了离家分居。

　　母亲走后，苏晓梅的生活完全被父亲控制。慢慢地，她发现自己对很多东西的感情变淡了。

　　原本她觉得足球很好玩，才尝试踢足球，可在父亲的要求下，她逐渐讨厌起足球。“五年级时，他让我每天垫球5000个，初一每天1万个，还要跑5000多米。”此时，苏晓梅眼里的足球和作业没什么区别——父亲安排的一笔负担而已。

　　蓦然回首，她发现自己不但没了特长，甚至连兴趣爱好也没有了。失去了足球的精神依托，她变得有些空虚。此时，一些社会青年走进她的世界，她用少女的单纯接纳了他们。

　　现在回忆起那群“特殊的朋友”，苏晓梅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些没有概念的事情。“妈妈走后，爸爸管得紧，平时都不让我跟男孩子玩，我也很少和外人打交道，没有朋友的概念，当时不知道该和什么人交往。”

　　她也坦诚，部分原因则是对父亲不满，产生了叛逆：“我之所以学不好，一半原因确实是对学习兴趣不大，另外一半原因就是想报复他。”

　　“只要孩子好，我做什么都愿意”

　　“她有多动症。”在没有科学诊断的情况下，苏以彬根据自己的直觉下了这样的定论。他采取的应对策略是以动制动。

　　为了“镇住”苏晓梅，苏以彬专门学习了双截棍。“这孩子从小身体素质好，力气很大。我要她听话，首先要在武力上胜过她。尽管很少打她，但至少让她知道不能和爸爸硬碰硬。”

　　当发现女儿和社会上的小混混在一起时，他马上出面阻止。“那天她在网吧，我进去就拉着她出来了。”

　　除了武力，苏以彬也要在文化上胜过女儿。从初中开始，苏以彬就找来女儿的同步教材，白天自己钻研，晚上辅导她学习。

　　高二下学期，苏以彬回老家办事，苏晓梅在武汉逃课，学习成绩急速下滑。没办法，苏以彬从公安县一中的朋友那里借来高中课本，将孩子带回家，父女俩一起学习，直到2013年9月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江城学院同时录取。

　　苏以彬有数学特长，在大学里顺理成章地当了女儿的数学辅导老师。上学期末考，他以高数满分总分全班第四的成绩夺取了“校园学霸”称号，女儿苏晓梅高数考了92分。

　　上大学后，见父亲还是跟着自己，苏晓梅便与父亲达成口头协议：“只要我没做违背做人原则的事情，你就不要管我了。”如今，除了坚持女儿必须在18岁以后再谈恋爱，其他的事，苏以彬已经不再插手。

　　爸爸答应不再管自己后，苏晓梅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是希望，什么叫年轻人的冲动，以前都活在爸爸的阴影下。”

　　“不管我的教育方式怎么样，但起码收到了效果，孩子上了大学，已经爱学习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苏以彬说，“只要孩子好，我做什么都愿意”。

　　“我和我爸爸之间的故事就是一道永远没有答案的议论题，我俩是试验品，就拿出来供大家讨论吧。”苏晓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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