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深”下去 脉络“清”起来

——王文虎与随州历史文化的再整理和再认识

图为随州文化公园 本报记者 李文军摄

中华大地,纵横万里,数千城市,星罗棋布。提起湖北省随州市,人们很自然地想到“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等城市文化名片。随州人也为自己城市鲜明、璀璨的文化特色而骄傲自豪。

时光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随州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若要向外界介绍自己所在城市的特点,往往只能用“荆豫要冲”“汉襄咽喉”之类纯地理概念。

改革开放40年来,是随州地域历史文化(简称随文化)日渐清晰的40年,是随文化璀璨绽放的40年。随文化从来没有像这40年一样被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

在众多研究随文化的学者之中,随州本土学者王文虎无疑是成就显著者之一。他从哲学的视角对随文化进行再整理再认识,理清了随文化发展的脉络,提出了随文化“四态”说;他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提出的“炎黄国祭论”,进入国家最高议事殿堂;他参与提出的关于随州大遗址保护的建议,得到全国政协的重视和推动。

对于随州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改变了王文虎的人生:40年前,他还是随县均川镇的一名普通农家青年;而今,他是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湖北省委会统战理论研究小组副组长,是拥有《大贤季梁》《随州文化探源》《桐柏山志》(合著)《神农氏世与随州史前社会》《炎黄国祭论》(合著)《随州文化史》等近10种著述的知名学者。最近,他又完成了《炎黄精神论》(合著)《随文化研究与随学体系的构建》等著作,正参与新版《随州志》的编撰。

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当年夏季,15岁的随县均川镇农村青年王文虎听说了一件特大新闻:随县城郊擂鼓墩挖出了一座大古墓,出土了编钟。在好奇心的引领下,村里的年轻人一拨拨地赶到擂鼓墩看稀奇。那时候,王文虎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将和这座古墓和“墓”后的随文化发生紧密的联系。

1978年,擂鼓墩曾侯乙墓被发现和考古发掘。2010年之后,叶家山曾侯墓地、文峰塔曾侯墓地等曾侯系列墓地又相继被发现和考古发掘,神秘曾(随)国文化的面纱被揭开。

1987年,一名叫周共·王德樵的美籍华人将一幅炎帝神农画像,献给了当时的厉山镇政府,引起随州人对炎帝神农的重视。1993年,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举行。2009年,湖北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首次联合在随州主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如今,寻根节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湖北第一”文化品牌。

1978年10月4日,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光明日报》发表《曾国之谜》一文,引发了中国历史学界关于“曾随之谜”的大讨论,开启了国内外学者对随(曾)国文化研究的热潮。1991年5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在国家层面开启了炎黄文化研究热潮,湖北随州的炎帝神农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

王文虎1984年在均川镇当民办老师。1991年到鄂州市华容镇党校任教员。2000年调回随州工作。他是一名哲学爱好者。从哲学视角研究随文化问题,是王文虎开展随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2012年,王文虎提出了建立“随州学”的构想。他将随州文化理解为由随文化有论、是论、源流论、辨论及意义论所构成的体系。

历史上,学人对随文化的研究至迟从唐代就开始了。王文虎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系统论述随文化的文献出于唐代诗人李白之手。李白在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随州是“神农之故乡”的概念,并且对随文化做了阶段性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讲,李白是随州文化史的开创者。李白对随文化的研究是以褒为前提,可以称为“褒随论”。继李白之后,欧阳修也对随文化做了一定的研究。如果说李白是“褒随论”者,那么欧阳修对随文化的研究成果则是“陋随说”。欧阳修的“陋随说”集中见之于《李秀才东园亭记》。他在这篇文章中描述随州:区位偏僻、实力羸弱、物产粗劣、人才匮乏、文化活动少见。欧阳修的“陋随说”显然对随州的认识并不全面。王文虎说,整理这一阶段的随文化研究,我们发现,其间包含的是随文化的有与无的矛盾,使之表现为“文化有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使随文化研究由冷变热,由浅入深。一方面是曾国文化研究。1978年9月曾侯乙编钟重见天日之后,一大批研究曾侯墓葬文物和曾国文化的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另一方面是炎帝神农文化研究。1990年以来,湖北学术界多次在随州举行炎帝文化学术研讨活动。2000年后,连续在随州举办的炎帝神农文化高端论坛,推出了一批关于炎帝神农文化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随文化的研究者不再关注随文化的有无问题,而是关注随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将随文化研究由“文化有论”推向了“文化是论”。

1990年,在首届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王文虎听到“随文化研究就是做编钟和神农两篇文章”的观点。此后,他认真钻研了这两篇文章。他发现,虽然这两篇文章分别都有人在做,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将两篇文章合而为一的问题。而做好这一件事情,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需求就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满足。2014年,他出版《随州文化探源》一书,以文化如流的隐喻,将发生在随地的文化称为浪潮。史前时期的神农文化为第一次浪潮,春秋早期季梁的民本论思想为第二次浪潮,战国早期曾侯乙以火为天之根的宇宙观等为第三次浪潮。这实际上就将上述两篇文章化为一篇文章。三次浪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神农文化属于始祖文化形态、曾侯乙编钟文化属于侯国文化形态、秦汉以后的随地文化属于州县文化形态等。继而,他在2017年出版的专著《随州文化史》上,进一步提出随文化“四态说”,即在始祖文化形态、侯国文化形态、州县文化形态基础上,加上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文化形态”。

王文虎说,狭义的随(曾)文化主要指先秦的随州地域文化,这是随州文化的高峰,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座高峰。随文化显然不同于楚文化,比如随文化的源头是炎帝神农文化,而楚文化的源头是祝融文化等等。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随文化是楚文化的学习对象,是楚文化的引领者,而非相反。随(曾)文化主要处在中国南北文化交融碰撞的中间地带,是周朝“南土(南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随(曾)文化归为中原文化或者楚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起源地和“发展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令人欣喜的是,王文虎关于随文化的这些观点,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随文化,铸造随州城市的灵魂

文化研究不能止于坐而论道,更重要的是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来,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着力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王文虎有了发挥文化学者作用的广阔舞台。

2006年,随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特色随州、开放随州、文化随州、和谐随州等“四个随州”的发展思路。

2012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圣地车都、神韵随州”发展战略。其中,“神韵随州”,“神”在铸文化之魂,“韵”在绘山水之美。

2017年,中共湖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省委对随州发展提出了建设“特色产业增长极”的新定位。

无论是“四个随州”发展思路,还是“圣地车都、神韵随州”发展战略,还是湖北“特色产业增长极”新定位,“文化”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分量。广义的随州文化包括随州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大洪山佛教文化)、民俗文化等等,但其根本和核心是历史文化。

2011年,王文虎当选随州市三届政协委员;2012年,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随州市委员会会员;2016年,当选随州市第四届人大代表;2017年,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进会员等身份,为王文虎发挥特长,向市委、市政府就随州文化的研究、保护、利用问题建言献策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2011年、2013年,随州叶家山墓群和文峰塔墓群的发现发掘轰动全国,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迄今为止,在随州不到3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古文化遗址566处,一个具有一脉相承、聚群化特点的大遗址片区展现在世人面前。

王文虎及时利用政协会议等平台,联合多名政协委员为随州大遗址保护鼓与呼。他们的建议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2013年,住鄂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将湖北随州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片区规划建设的建议》。当年7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率领调研组实地考察随州叶家山、擂鼓墩古墓群,对随州市大遗址保护片区项目申报和建设工作给予支持和指导。

2014年,住鄂全国政协委员再次联名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将湖北随州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片区规划建设的建议》。2014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提案答复中表示,国家文物局将积极统一有关部门支持地方政府按照大遗址保护片区的思路,指导地方政府做好随州大遗址保护工作,同时将擂鼓墩古墓群列入国家大遗址项目库。如今,随州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正在继续推进。王文虎因此获得了中国民进会员参政议政“全国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民进随州市委员会授予他“参政议政杰出贡献奖”。

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自2009年起连续举办,成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促进两岸和平反台独的重要舞台,提升了随州的名气、人气。“随州神农祭典”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文虎研究认为,这还不够,炎帝祭祀应该在国家层面有更大作为。2016年1月,市政协三届五次会议上,由王文虎执笔的《关于将湖北随州拜祭炎帝神农氏上升为国家级拜祭的建议》,作为大会交流发言材料,受到各方重视。当年,受民进湖北省委会的委托,他将这份会议交流材料进一步提炼完善为《关于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建议》,上了当年湖北省“两会”议事平台;继而,作为湖北省的重要建议案,又上了全国“两会”的议事平台。通过媒体渠道,该建议案的观点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王文虎又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合作,将《关于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建议》转换为一个学术论题进行研究,由此形成了研究成果——《炎黄国祭论》。2017年2月,《炎黄国祭论》一书的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专家称,该书讲述了中国祭祀文化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在中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从炎黄文化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共融性和通约性,展示了炎黄国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意义,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殊精神标帜”作出了建议性设计。2017年3月,民进湖北省委将此提案评为民进湖北省委2016年度“十佳提案”。

近些年,王文虎还为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随州文化公园、西游记漂流、西游记公园等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出谋划策,从弘扬随州地方优秀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意见。

作为一名随州本土文化学者,王文虎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在随文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见证并推动了随州这座城市文化的发展进步。随州,“文化”味道越来越浓,文化之魂越铸越牢。

图为随州文化公园 本报记者 李文军摄

中华大地,纵横万里,数千城市,星罗棋布。提起湖北省随州市,人们很自然地想到“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等城市文化名片。随州人也为自己城市鲜明、璀璨的文化特色而骄傲自豪。

时光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随州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若要向外界介绍自己所在城市的特点,往往只能用“荆豫要冲”“汉襄咽喉”之类纯地理概念。

改革开放40年来,是随州地域历史文化(简称随文化)日渐清晰的40年,是随文化璀璨绽放的40年。随文化从来没有像这40年一样被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

在众多研究随文化的学者之中,随州本土学者王文虎无疑是成就显著者之一。他从哲学的视角对随文化进行再整理再认识,理清了随文化发展的脉络,提出了随文化“四态”说;他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提出的“炎黄国祭论”,进入国家最高议事殿堂;他参与提出的关于随州大遗址保护的建议,得到全国政协的重视和推动。

对于随州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改变了王文虎的人生:40年前,他还是随县均川镇的一名普通农家青年;而今,他是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湖北省委会统战理论研究小组副组长,是拥有《大贤季梁》《随州文化探源》《桐柏山志》(合著)《神农氏世与随州史前社会》《炎黄国祭论》(合著)《随州文化史》等近10种著述的知名学者。最近,他又完成了《炎黄精神论》(合著)《随文化研究与随学体系的构建》等著作,正参与新版《随州志》的编撰。

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当年夏季,15岁的随县均川镇农村青年王文虎听说了一件特大新闻:随县城郊擂鼓墩挖出了一座大古墓,出土了编钟。在好奇心的引领下,村里的年轻人一拨拨地赶到擂鼓墩看稀奇。那时候,王文虎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将和这座古墓和“墓”后的随文化发生紧密的联系。

1978年,擂鼓墩曾侯乙墓被发现和考古发掘。2010年之后,叶家山曾侯墓地、文峰塔曾侯墓地等曾侯系列墓地又相继被发现和考古发掘,神秘曾(随)国文化的面纱被揭开。

1987年,一名叫周共·王德樵的美籍华人将一幅炎帝神农画像,献给了当时的厉山镇政府,引起随州人对炎帝神农的重视。1993年,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举行。2009年,湖北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首次联合在随州主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如今,寻根节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湖北第一”文化品牌。

1978年10月4日,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光明日报》发表《曾国之谜》一文,引发了中国历史学界关于“曾随之谜”的大讨论,开启了国内外学者对随(曾)国文化研究的热潮。1991年5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在国家层面开启了炎黄文化研究热潮,湖北随州的炎帝神农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

王文虎1984年在均川镇当民办老师。1991年到鄂州市华容镇党校任教员。2000年调回随州工作。他是一名哲学爱好者。从哲学视角研究随文化问题,是王文虎开展随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2012年,王文虎提出了建立“随州学”的构想。他将随州文化理解为由随文化有论、是论、源流论、辨论及意义论所构成的体系。

历史上,学人对随文化的研究至迟从唐代就开始了。王文虎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系统论述随文化的文献出于唐代诗人李白之手。李白在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随州是“神农之故乡”的概念,并且对随文化做了阶段性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讲,李白是随州文化史的开创者。李白对随文化的研究是以褒为前提,可以称为“褒随论”。继李白之后,欧阳修也对随文化做了一定的研究。如果说李白是“褒随论”者,那么欧阳修对随文化的研究成果则是“陋随说”。欧阳修的“陋随说”集中见之于《李秀才东园亭记》。他在这篇文章中描述随州:区位偏僻、实力羸弱、物产粗劣、人才匮乏、文化活动少见。欧阳修的“陋随说”显然对随州的认识并不全面。王文虎说,整理这一阶段的随文化研究,我们发现,其间包含的是随文化的有与无的矛盾,使之表现为“文化有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使随文化研究由冷变热,由浅入深。一方面是曾国文化研究。1978年9月曾侯乙编钟重见天日之后,一大批研究曾侯墓葬文物和曾国文化的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另一方面是炎帝神农文化研究。1990年以来,湖北学术界多次在随州举行炎帝文化学术研讨活动。2000年后,连续在随州举办的炎帝神农文化高端论坛,推出了一批关于炎帝神农文化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随文化的研究者不再关注随文化的有无问题,而是关注随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将随文化研究由“文化有论”推向了“文化是论”。

1990年,在首届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王文虎听到“随文化研究就是做编钟和神农两篇文章”的观点。此后,他认真钻研了这两篇文章。他发现,虽然这两篇文章分别都有人在做,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将两篇文章合而为一的问题。而做好这一件事情,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需求就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满足。2014年,他出版《随州文化探源》一书,以文化如流的隐喻,将发生在随地的文化称为浪潮。史前时期的神农文化为第一次浪潮,春秋早期季梁的民本论思想为第二次浪潮,战国早期曾侯乙以火为天之根的宇宙观等为第三次浪潮。这实际上就将上述两篇文章化为一篇文章。三次浪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神农文化属于始祖文化形态、曾侯乙编钟文化属于侯国文化形态、秦汉以后的随地文化属于州县文化形态等。继而,他在2017年出版的专著《随州文化史》上,进一步提出随文化“四态说”,即在始祖文化形态、侯国文化形态、州县文化形态基础上,加上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文化形态”。

王文虎说,狭义的随(曾)文化主要指先秦的随州地域文化,这是随州文化的高峰,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座高峰。随文化显然不同于楚文化,比如随文化的源头是炎帝神农文化,而楚文化的源头是祝融文化等等。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随文化是楚文化的学习对象,是楚文化的引领者,而非相反。随(曾)文化主要处在中国南北文化交融碰撞的中间地带,是周朝“南土(南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随(曾)文化归为中原文化或者楚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起源地和“发展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令人欣喜的是,王文虎关于随文化的这些观点,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随文化,铸造随州城市的灵魂

文化研究不能止于坐而论道,更重要的是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来,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着力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王文虎有了发挥文化学者作用的广阔舞台。

2006年,随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特色随州、开放随州、文化随州、和谐随州等“四个随州”的发展思路。

2012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圣地车都、神韵随州”发展战略。其中,“神韵随州”,“神”在铸文化之魂,“韵”在绘山水之美。

2017年,中共湖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省委对随州发展提出了建设“特色产业增长极”的新定位。

无论是“四个随州”发展思路,还是“圣地车都、神韵随州”发展战略,还是湖北“特色产业增长极”新定位,“文化”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分量。广义的随州文化包括随州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大洪山佛教文化)、民俗文化等等,但其根本和核心是历史文化。

2011年,王文虎当选随州市三届政协委员;2012年,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随州市委员会会员;2016年,当选随州市第四届人大代表;2017年,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进会员等身份,为王文虎发挥特长,向市委、市政府就随州文化的研究、保护、利用问题建言献策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2011年、2013年,随州叶家山墓群和文峰塔墓群的发现发掘轰动全国,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迄今为止,在随州不到3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古文化遗址566处,一个具有一脉相承、聚群化特点的大遗址片区展现在世人面前。

王文虎及时利用政协会议等平台,联合多名政协委员为随州大遗址保护鼓与呼。他们的建议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2013年,住鄂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将湖北随州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片区规划建设的建议》。当年7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率领调研组实地考察随州叶家山、擂鼓墩古墓群,对随州市大遗址保护片区项目申报和建设工作给予支持和指导。

2014年,住鄂全国政协委员再次联名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将湖北随州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片区规划建设的建议》。2014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提案答复中表示,国家文物局将积极统一有关部门支持地方政府按照大遗址保护片区的思路,指导地方政府做好随州大遗址保护工作,同时将擂鼓墩古墓群列入国家大遗址项目库。如今,随州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正在继续推进。王文虎因此获得了中国民进会员参政议政“全国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民进随州市委员会授予他“参政议政杰出贡献奖”。

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自2009年起连续举办,成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促进两岸和平反台独的重要舞台,提升了随州的名气、人气。“随州神农祭典”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文虎研究认为,这还不够,炎帝祭祀应该在国家层面有更大作为。2016年1月,市政协三届五次会议上,由王文虎执笔的《关于将湖北随州拜祭炎帝神农氏上升为国家级拜祭的建议》,作为大会交流发言材料,受到各方重视。当年,受民进湖北省委会的委托,他将这份会议交流材料进一步提炼完善为《关于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建议》,上了当年湖北省“两会”议事平台;继而,作为湖北省的重要建议案,又上了全国“两会”的议事平台。通过媒体渠道,该建议案的观点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王文虎又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合作,将《关于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建议》转换为一个学术论题进行研究,由此形成了研究成果——《炎黄国祭论》。2017年2月,《炎黄国祭论》一书的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专家称,该书讲述了中国祭祀文化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在中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从炎黄文化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共融性和通约性,展示了炎黄国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意义,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殊精神标帜”作出了建议性设计。2017年3月,民进湖北省委将此提案评为民进湖北省委2016年度“十佳提案”。

近些年,王文虎还为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随州文化公园、西游记漂流、西游记公园等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出谋划策,从弘扬随州地方优秀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意见。

作为一名随州本土文化学者,王文虎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在随文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见证并推动了随州这座城市文化的发展进步。随州,“文化”味道越来越浓,文化之魂越铸越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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