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这是数字敦煌的创新成果。它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11年的努力和推动。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循着老一辈守护者的足迹，在荒凉的戈壁深处扎了根。50余年，她致力于文物事业的创新与实践，推动了敦煌数字化的发展。

　　面对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近日，“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做客人民日报、人民网《文化讲坛》，分享自己扎根敦煌51年的生命体验，讲述让莫高窟“活起来”的数字化实践及石窟的保护工作与未来规划。

　　——编 者

　　把莫高窟“搬出来”，有助于缓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8月1日，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这是莫高窟数字化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它将改变以往游客进窟参观的单一模式，形成观赏高清数字电影与莫高窟实地体验相结合的复合模式。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立，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的考量。这一转变不仅有助于减少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降低旅游开放对石窟文物保护的压力，还能改善旅游服务质量。

　　上世纪80年代，我和本院同仁看到石窟内壁画逐渐褪变，痛心不已。经过反复试验，通过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科学测绘、色彩校正、数字图片拼接等技术手段，我们终于获得了高清的敦煌壁画数字影像资料。我感到，我们的莫高窟“活”了。

　　虽然数字化档案的尝试取得成功，但文物“不可逆”退化的这个事实，仍是我们的心病。本世纪初，莫高窟的年度游客人数超过30万，此后每隔两三年，游客便增长10万人次，近年达到一年80万人次。2013年国庆节期间，我到洞窟调研，由于个子小，进洞窟后，我只能看见男士们的后脑勺，明显感到洞窟内拥挤不堪，温度较高，空气污浊。这如何能保证游客的参观质量?“年老多病”的洞窟又怎能承受如此重压?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敦煌数字化档案给我带来启示：既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数字档案将莫高窟“搬出来”，那么我们为何不能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将莫高窟“搬”到外面给游客展示，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呢?

　　2007年12月，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被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作为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的核心子项目，数字展示中心于2010年4月开工建设，历时4年，终于在今年竣工，于8月1日正式运营。

　　数字展示中心的运营，将极大缓解莫高窟旅游开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此外，数字化技术还可用于影视创作、多种艺术创新、保护监测、科学研究和多媒体推广等，这些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建立监测和风险预控体系，用大数据守护莫高窟

　　文物事业首先在于保护。要想使文物真正“活起来”，必须以保护为基础，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文物没了，一切都谈不上。目前，莫高窟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主要源于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主要问题来自游客的过量参观。怎么才是不过量参观?经过研究，敦煌研究院制订出洞窟开放标准：要为游客精选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代表性精华洞窟观赏;开放洞窟不能有严重的病害;为保持空气清新，窟内二氧化碳含量不得超过1500ppm;窟内温度应保持相对稳定;开放洞窟面积不得小于15平方米;相对湿度应低于62%。

　　游客控制方面，每批游客不能超过25人;莫高窟单日游客承载量为3000人次，采用观赏高清数字电影与莫高窟实地体验相结合的复合参观模式，则可增加到6000人次。为保障这些开放标准得以实施，敦煌研究院还制订开放参观预约预报制度，编制旅游旺季参观游线等管理制度，以确保开放洞窟的安全，提升游客参观体验品质。

　　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还面临着自然因素带来的挑战。风沙危害、水的入渗和可溶盐危害、地质危害是莫高窟保护工作面临的三大主要危害。风沙进入窟内会磨蚀壁画和彩塑。雨水通过崖体裂隙渗入岩层，会造成壁画出现空鼓、起甲、疱疹、酥碱等病害。敦煌处于甘肃河西地震带的边缘，古代莫高窟曾发生过地震，造成部分洞窟坍塌，如发生强烈地震，将导致洞窟的毁灭性破坏。

　　目前，在预防性保护方面，我们针对莫高窟河水的水文变化，风沙，崖体和洞窟的振动、地震，壁画病害等方面监测的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利用大数据来守护莫高窟。我们建立了莫高窟监测和风险预控体系，比如，通过传感器技术，我们可以掌握洞窟内讲解状况、游客流量、微环境变化的基本信息，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及时采取适当的管理应对措施。

　　有幸为敦煌服务了一辈子，这辈子很值得

　　不知不觉间，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已满51年了。51年，像做梦一样。我未曾料想，身体羸弱的自己，可以忍受与家人的长期分离，在异乡敦煌扎了根。人们常说，我虽然身材瘦小，却透出一股子倔劲儿，可能那是我对文物事业的执着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