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不笨主要讲了什么(小孩不笨主要讲了什么道理)
文∣娱仙倌儿
编辑∣娱仙倌儿
近年来，基于现实生活的社会热点题材成为现实主义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实主义电影以人物的构建为叙事基础，以细节去推动情节发展，以丰富的视听技术作为艺术表现的叙事媒介，给观众以思考的空间。
《奇迹·笨小孩》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在叙事方面不同的策略，而该片故事源头也是流传着多个版本。
《奇迹·笨小孩》被列为中宣部电影局 2021 年重点影片，并被选为中国百年诞辰主题影片。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新生代在深圳创业的经历。
有报道称，故事的主人公原型是一名1991年出生的富豪，即喜茶的创始人聂云宸。
聂云宸从一间很小的店开始做起，最终成立了“喜茶”这个品牌，接着在2016年得到了 IDG 资本等1亿多元的投入，渐渐在北上广开店。
后来又拿到了 4 亿元的资本投入，店面开到了国外，开始构建自己的奶茶王国。现实中不少同行的奶茶店盈利困难，喜茶却开始了涨价潮和大规模扩张。
在深圳，《奇迹·笨小孩》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传说，在深圳，努力奔跑的普通人总能创造出童话故事。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功，但只要你努力，就一定有机会。
事实上《奇迹·笨小孩》没有特别以某个人为原型，它更像汇集了众多在深圳创业者的作品，影片中的“景浩”从20岁到26岁实现了人生的转变，但其初心并不是致富，而是为了给妹妹治病。
作为一个典型的平凡奋斗的个体，他也有自己的无奈和心酸，有自己没读完的大学，但不忘初心的他在这座城市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完成了心愿，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找寻到了最终的幸福。
这也正是影片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此外，电影对底层次要人物的提炼和处理使影片更具有真实性，也更容易产生其审美和社会价值，而个体独具特色的生命力也是电影当中一直在强调的。
传统的主旋律影片通常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改编，展示英雄们的光辉事迹。
但是，由于它们所包含的主题和场景都与观众相距甚远，因此，市场对它们的评价就不可避免地低了。
而新的主流影片却是从遥远到接近，即便是在描述大的历史事件时，也多选取一些小事件和小人物，以人为中心和观众拉出一道“渐近线”。
电影《奇迹·笨小孩》亦是如此，命运的挣扎与信念的坚持作为叙事主题交叉出现。
主人公景浩面对母亲去世，父亲出走，留下年幼的妹妹需要自己照顾的窘境，更不幸的是妹妹还有心脏病，需要大笔钱来治疗，但主人公仅仅是一个大学未毕业，靠维修手机维持生计的二十岁青年。
但尽管情况糟糕到了如此地步，他也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还是努力工作，期盼着早日治好妹妹的病。
在朋友的推荐下，景浩接手了一批贩卖机，本以为可以大赚一笔，治疗妹妹的病指日可待，但不巧的是遇到国家政策，禁止贩卖机，没办法，最终他只能拆零件给大企业去回收。
但在大城市中的无名小卒，又怎么能轻易拿到和大公司的合作机会呢？
景浩没有放弃，他努力召集了那些低廉的“残兵残将”劳动力，在他的带领下，这样一群有血有肉的社会边缘人物共同努力，最终使得产品经过质检，不仅获得了和大公司合作的机会，更是拿到了大额资金的合作。
《奇迹·笨小孩》就是这样由小及大，在一件细微小事中强调了个体生命的尊严，而“景浩”这个生活在底层的主人公，也是电影特别设置的。
人物作为电影制作的核心，必须在电影制作的所有阶段和所有方面加以考虑。
为了表达影片的主题，发展情节，必须以塑造“个体 ”人物为核心。底层叙事电影所塑造的人物，不仅具有底层社会的氛围，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底层人物“质感”，进而表现出电影的深刻主题。
在底层叙事影片中，通常情况有两类人成为电影创作者塑造的主要对象。
其一是“灰色”从业者，目前，一些 “灰色” 工作者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就讲述了“灰色”工作者的故事，并且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其二是打工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大量出生在内陆的劳动者走向沿海或城市。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在农村，为了生存离开家乡，成为城市的底层民众，以他们为主人公，电影人创作了大量的人文题材的电影。
总而言之，底层叙事电影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城市或乡镇的外围，即使没有统一的职业和属性，他们也占据了底层表现的重要部分，成为底层叙事电影选择人物的关键点之一。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导演在底层叙事中，虽然没有把打工仔、下岗工人、代办员、小偷等人物作为叙事的主角。
但还是把社会底层人物作为主角，他们是社会压迫群体，是无法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认可的社会边缘群体，现在被归入底层叙事的范畴。而电影在叙述方面，整体还是非常连贯的。
《奇迹·笨小孩》以相对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展开叙事，按照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叙事结构展开故事，追求故事的连贯性以及完整性。
该片以景浩的创业为妹妹治病，最终取得成功为线索，讲述其中的种种坎坷。
第一次接手贩卖机，景浩以为大赚在手，最终打水漂，接着他开始真正的创业，招员工，找工厂。
在此过程中，他又经历房东催促房租，厂房被盗等事件，本靠着白天当“蜘蛛”的工作挣得资金勉强维持工厂运营，但因和盗取厂房手机的歹徒打斗，手部受伤，导致交不起厂房房租。
最终，各工友把货拿回家做，经历种种磨难，手机最终经过质检达标，故事得以圆满。
该影片以一条线的叙述方式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商业片所追求的戏剧冲突的独特风格，从而更符合观众对于写实主义的要求。
创作者们在新旧交替中，寻求一个隐藏在高楼下的平民化故事，这样不仅容易为受众所接受，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而故事与银幕二者在时间上也是融合的非常合理。
故事时间通常指的是整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可以是一天、一年，甚至是几个世纪；银幕时间通常是指一部电影的长度，一般为90至120分钟。
电影呈现的时长最终取决于导演对主题和叙事风格的选择。
大多数现实主义电影都是以生活为题材，为了强调生活的真实性，故事的时间跨度相对较小，情节也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这样一来，主角的经历就以纪实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奇迹·笨小孩》故事讲述的是十年前深圳的城市风貌，影片上映是在 2022 年，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呈现当时的场景，就需要通过调研，选场地，选择剧中的建筑以及人物服饰等符号。
通过这些符号来侧面反映时间的流动与变化。该影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其一是创业阶段，其二是主人公景浩在六年后成了 CEO，时间过渡到了几年后，银幕时间要呈现这样的过渡。
就需要场地、剧中建筑、人物服饰等符号的精心挑选，使得电影的故事时间叙事，让观众忘记了时间，忽视了故事时间与银幕时间。
在影片当中，对整个空间的建构也是带有隐喻性的。
电影是时空的艺术，电影空间不仅具有作为电影叙事中人物活动的背景环境功能，还具有超越背景环境的隐喻功能，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
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
电影空间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地理上的表现，也是一种隐喻：现实主义电影通常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如他们居住的房屋、街道、他们接触的人等。
影片最先呈现给观众的是景浩骑着电瓶车去接妹妹放学道路的场景，他骑着电瓶车穿越大街小巷，侧面反映了居住环境的拥挤、嘈杂。
影片中，景浩瘦小的身板骑着电瓶车，穿梭在狭小的小巷里，继而进入拥挤的人群中。
而在这嘈杂影像呈现的同时，该片中还呈现了高楼大厦，展现了深圳的繁华景象，正因为有这些高楼大厦，才凸显了景浩骑着电瓶车的渺小。
影片通过大城市深圳的繁华和男主在繁华下的嘈杂生活环境的对比，隐喻了景浩和大城市之间力量的悬殊。
而该影片多次叙述景浩去学校接妹妹，接送时间上也是一次比一次更晚，且结局也一次比一次惨，甚至到最后无力正常接送，还劳烦校门卫孙伯帮忙照看妹妹，令人对这位忙乱的“少年”充满同情。
第一次接妹妹，白天妹妹刚放学，景浩就出现在校门口迎接；第二次景浩到校门口接妹妹天已经暗黑，甚至过了吃晚饭的时间点；第三次景浩接到妹妹后，回家过程中在公交车上睡着了。
第四次接妹妹下着雨，兄妹俩在公交车上已经是傍晚了；第五次景浩顶着暴风雨到校门口接妹妹，这一次已经是深夜了，最后无奈的兄妹只能在门卫叔叔那里借宿一晚。
第六次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去接妹妹的场景是在阳光灿烂的下午。
电影以多次接妹妹的特写，间接隐喻故事的发展境况，从接妹妹一次比一次晚隐喻出生活越来越艰辛，最后一次接妹妹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又隐喻出故事在向着好的局面发展。
现实主义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亦电影制作的主流，但在电影日益商业化的现代社会，纯粹的现实主义可能不再吸引观众。
像《奇迹·笨小孩》这样的现实主义影片，用纪实性的影像和自然的时间叙事节奏，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形象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中，描述了普通人在各种生存危机中的生活和情感状态。
可以让观众更多地关注边缘群体和时代的苦难，而不是仅仅把影片作为一种娱乐方式。
《奇迹·笨小孩》是导演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第二部以商业类型片方式探索现实主义叙事范式的电影，该片在 2022 年 2 月上映后获得了超过 13 亿元的票房收入。
未来，如何将现实主义电影与类型电影更好地结合，是新一代导演亟待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