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全球化的研究现状,老子世界地位
提 要：文章采用的是帛书甲本《道德经》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方法来理解老子的民本思想，通过系统细致的解析来论述老子的民本思想，并指出了老子的民本思想在当今社会的重大指导意义，不是通常的纯粹的概念分析的方法。老子主张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圣人要关爱百姓，国家领导阶层尤其是国王，要用实际行动来关爱百姓，主张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国家各阶层和谐同处，他的民本思想理念，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导向，可以成为解决人类面临危机的智慧源泉，体现了他对整个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在当今时代对人类解决目前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是官本位思想的困扰，金钱对官员们的异化，等等，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民本思想 帛书甲本《道德经》 圣人以百姓心为心 民本管理
《老子》，亦称《道德经》，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明珠和瑰宝。中华民族 五千年文明史所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尽管汗牛充栋、举不胜举，但论及能总括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基本传统、思想与精神者，无容质疑，当首推老子的《道德经》。
其异常精炼、富有韵律和散文诗形式的行文，仅以简洁优美的五千余文字，就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朴素自然、博大精深，涵盖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观、社 会观、历史观等诸多内容在内的世界观，影响所及，不但融汇于儒、释两家并与之共同铸成了三位一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骨干和基本内容，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趋势，随着中华民族逐步与整个世界融合于一体，它也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所接受、所推崇和应用于指导他们自己的社会实践。在老子的诸多可贵思想中，老子的民本思想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思想， 对后世由着巨大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下面就以帛书《道德经》为基础，对老子的这一思想，做一些辨析与解读，不当之处，希望方家予以指正。
帛书甲本《道德经》作为先秦文物，是太史公司马迁都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它能在今天面世，确实是现代老子研究者的莫大福音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由于它避免了两千多年之间的传抄所带来的种种错漏谬误，基本上反映了《道德经》的真实面目，因而使得我们能够避免种种传抄陷阱而直接面对一个相对真实的老子思想。
虽然它也存在种种问题，如通假字、 伪字、脱文、误抄、错漏等诸种抄文缺点，但与传世的通行本相比较，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至少它能够基本保持原貌，每章都有一个比较清楚和容易理解的主题，有一个容易理解的完整思想核心，基本不存在由于千百年传抄而造成的大量无法理解、不知所云的错漏文字陷阱，不存在两千多年历史中那些所谓老学专家动不动就以"谊不可通、谊不相属"等为由、轻易而作的人为臆测和胡删乱改，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机会看到一本未遭阉割添加而文意基本完整的《道德经》，并因此而获得了正确了解和理解老子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所必需的基本客观条件。所以，本文所依据和引用的《道德经》，就是以帛书甲本为主。
一、老子的民本思想及其内涵
老子民本思想的前提是民众具有自生自化能力,核心是以民为本,特点是自由放任,基本方法是清净无为。老子的民本思想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的价值主要在于,他把民众的生产和生活看作是自然而然的,是与生俱来的,不要过多干预他们的活动。
让我们走进《道德经》，先看看《道德经》中对“民”是如何论述的，再总结出“老子”的民本思想：
道德经中的“民”的阐述有以下，我们一一列举：
1而民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这里的民是指没有掌握不入死地之民，是指常人，人代我生繁衍生息、依然存在着生老病死苦的人。
2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民指常人,普通大众，不知少私寡欲，期望多知的人,智增而慧隐的人。
3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管理者制定颁布太多的的禁忌避諱、繁文縟節，將會導致民众心貧身困，精神空虛。(既是不能引领民众遵循大道自然规律的做什么，进行正向性的引领，使民众树立正觉正念，而是一再限制不该做什么)
4民多利器，而邦家茲昏——民眾擁有了過多的武器，將會使國家昏亂。修真者只偏重道術的追求，則身國德治難以穩定，歸道難以實現。
5我无爲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民的化、正、富、朴状态的自然出现，基于圣人的无为、静、无事与无欲。
6其正，其民屯屯——管理者能广开言路，纳谏诤言，则能聚人。
7民之從事也，恆於其成事而敗之。——民之做事，因为觉得必成或者已成，而没有在最后环节保持住却走向败亡。所以后句是“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
8故曰爲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为道者指教化引领者。而要引领人们归德归道，需除去民众的技巧智识，看似使之“愚”，实则在于提升慧识觉悟，否则难以完成；智识的开启增强，必然抑制慧识的开悟，而机巧私欲日增，使得教化觉悟变得艰难。
9是以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圣人要完成引领民众尊道贵德的任务，对待民众就需处其后，居其下的姿态，人们才会跟随；这样意识处于人前居于上位才不会遭遇民众的伤害和不满。
10小邦寡民。——在对民众的管理和引领上，以归类的小范围进行易于成功；更多的人聚众集结，易出民乱。
11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遠徙。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邦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这几处的民，都是指要做到居简戒奢之民。
12民之不畏畏，則大畏將至矣。——民是可以不畏死的。
13若民恆且不畏死，奈何以殺懼之也？若民恆是死，則而爲者，吾將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恆且必畏死，則恆有司殺者。——这是通过对民对于死的态度，对管理者来说的。
14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一说民对死的不畏惧；二说管理者的责任。
15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恆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爲而已，則无不治矣。——圣人不去标榜倡导贤、难得之货、引起人们欲望的东西，则民自然无知、无欲而不敢僭越。民不乱为，则精神引导和治理也就简单了。
16愛民栝國，能毋以知乎？——是说圣人的心怀和责任，慈愛民族和國家，行德于世。
17絕聖棄智，民利百負；絕仁棄義，民復畜慈；——利于民尊道贵德大目标的形成，而这也是对民的最大之利，就需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而在根本上引领。
18天地相合，以俞甘洛，民莫之令而自均焉。——管理者若能掌握持守此先天之至道，万物自然诚服于其治理。天德地慈之炁自然氤氲调和，遍洒甘淋雨露，人民不需要人为强加施以号令也自会公正和谐地相处。
归纳一下，上面涉及到“民”的论述时，同时涉及到三个概念，就是民众、国家管理者、圣人精神引领者。分别如下：
其一，关于“民”:
1、人代我生,而繁衍生息,受到生老病死苦的制约。
2、追求多知,对大道的好解而不是少私寡欲。
3、做事情不能慎终若始而导致成事败亡。
4、可以不畏死。
5、会拥有武器，当拥有过多的武器时，则导致国家昏乱。
其二、关于“管理者”（社会民众管理、治理的人，根据其自身修养承担或不承担精神教化之责）：
1、会制定颁布太多的的禁忌避讳、繁文缛节，而导致民众心贫身困，精神空虚。
2、管理者广开言路才能聚人。
3、在管理上，为了防止民乱，需分割块状治理。
4、可以以死来威胁民众。但当民众以不怕死的时候，奈何以杀惧之也？就显得技穷了。
5、管理者若能掌握持守先天之至道，万物自然诚服于其治理。天德地慈之炁自然氤氲调和，遍洒甘淋雨露，人民不需要人为强加施以号令也自会公正和谐地相处。（天地相合，以俞甘洛，民莫之令而自均焉。）----管理者若能具备圣人的境界和修为，则是百姓民众之福，这是一种期盼和呼吁，也是对管理者的高标准要求。这是管理者和圣人身份合一而出现的盛景。
其三、关于圣人精神引领者 (万物因道而生，所以尊道贵德回归德道是万物的本分，可人往往不能觉悟，就需要引领者在生命的历程中善巧方便的完成，也就是常人说的负责精神教化的圣人) ：
1、民的化、正、富、朴状态的自然出现，基于圣人的无为、静、无事与无欲的精神教化与引领。并且是种无为自化。
2、圣人作为精神引领者，要引领人们归德归道，需除去民众的机巧智识，看似使之“愚”，实则在于提升慧识觉悟，否则难以完成；智识的开启增强，必然抑制慧识的开悟，而机巧私欲日增，使得教化觉悟变得艰难。
3、圣人要完成引领民众尊道贵德的任务，虽具备居上、居前的意识和观念，而在对待现实民众时却需处其后，居其下，这样人们才会跟随并不伤害他。
4、要引导人们居简戒奢。
5、圣人不可以标榜倡导贤、难得之货、引起人们欲望的东西，则民自然无知、无欲而不敢僭越。民不乱为，则精神引导和治理也就简单了；同样需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而在根本上引领民众进行精神净化。
6、圣人不可不知于——需慈爱民众、民族与国家。
通过上面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老子所谓的“民”，是未觉悟的一群人，占据人群中的极大多数。他们局限于生老病死苦的制约，希望了解世界，追求多知好解，希望自己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合理适度的维护，当他们的权益，尤其是生存权益被严重践踏的时候，他们可以拥有武器为了自保或抗争，在无法生存时可以不畏惧死亡，做事不能慎终若始而使成事败亡。等等。由此可见，老子所谓的“民”，是劳苦大众，是人群中处于底层的人们，没有掌握生存或者觉悟的主动权，他们既有勤劳朴实的特性，又有其自私自利的劣根性，他们既希望被保护，又不希望被过度管理，做事无恒心，不珍惜生命。所以“民”既是可怜的，也是需要帮助的。民的命运，不能够自己掌握，往往和社会管理者，和圣人的精神引领者密切相关。人们说“生逢盛世”，“得遇明师”是人生至福，千真万确。
而作为民众的管理者，政府官员，国家政策制定者，需要具备相应的素质。不能禁令过多而繁缛，它会耗使民众精神空虚疲倦；需要广开言路，使民归依；不能对民众以死相威；还需要在社会管理上具备方法，比如分块分类管理；最好的管理者更需要具备圣人的境界和修养，实现两者身份的合一，而道治德治天下，则人民不需要人为强加施以号令也自会公正和谐地相处（天地相合，以俞甘洛，民莫之令而自均焉）这在历史上有黄帝垂裳而治为证，果真如此这样则是人民之福。
同时作为圣人，在论述民时，更多的提到，甚至超过了管理者，可见其分量。圣人具有精神引领的责任，引领人们尊道贵德，回归德道的责任。在社会精神教化中要使人们去除机巧私心，简朴归真，少私寡欲，慧增智消而觉悟道德，认识生命的本真与意义；同时具备方法与技巧，就是“言下之”和“身后之”；还需要居于无为、静、无事与无欲的状态；并且慈爱关爱自己的民众、民族和国家。
所以“民本”，需要民、管理者和圣人，明白各自的状态；管理者和圣人更需要明白自己的岗位职责。为什么进行管理，怎么去管理；为什么去进行精神教化，以什么内容进行精神教化，怎么进行精神教化。是以自然大道之理教化，还是以人为的繁文缛节；是高高在上的教化，还是化作民众中的普通一员处下谦虚等等。民既是盲目的，而民本就绝不是一味的盲目顺应民意，当然不盲目顺应，也绝不是不了解民情民意，或对抗民意，而是站得更高观得更远，看得更真，善巧方便的进行引领与管理。
陈鼓应在《老子注释及评介》一书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认为老子属于士阶层中人，“我们讨论一个人的思想所反映的立场时，不能机械的以出身下定论，当从他的言行来判断”。“因而我们认为，作为士阶层发言看，基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时代感，老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农民和小私有者的要求，他的部分主张也有着小农经济自然主义的反应。”我个人认为老子《道德经》思想的基础便是“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民本思想。老子的一切宗旨便是为人民服务，具有真正意思上的民本思想。
老子的总体思想便是“无为”。而在老子的思想中又体现了浓厚的民本思想。老子《道德经》里面具有明显的民本主义思想。在第三十九章中“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直接提出民本思想，与孟子“民贵君轻”异曲同工。老子告诫统治者应该俭约谦下，不高居人民群众之上。老子极力反对统治者奢侈无度，纵欲横行。老子还认为政贵淳朴、自然，不扰民。老子同时告诫统治者要清净寡欲，对人民的压榨要有度，不然就会适得其反。
老子的民本思想也是极具争议的，第六十五章老子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很多人以此发难，认为老子以“愚民”政策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际上并非如此，老子的政治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人民的过多干预，而要做到无为而治，便需要使民返朴还淳，要使民返朴还淳，就需要使民无知无欲。因此老子提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思想体系必然会走这一步，老子并不是主观上为统治者而使民“愚”，其出发点还是为民，他所说的“愚”，实际上是一种民风的朴实淳厚，是一种宽厚敦实。
老子承认人民的地位，他认为“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在《道德经》中一直告诫统治者人民的重要性。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人民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统治者仍不忘记加强对人民的压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老子主张守柔、处静、处下、无为。关于统治者对待人民的态度，老子认为“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总是告诫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不要过多压榨百姓，过多干预百姓的生活。老子的政治哲学的根基是要以民为本，他的一整套理论都是为了百姓。故而我认为老子具有真正的民本思想。
老子认为政贵淳朴、自然，不扰民。如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第十七章）；“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十八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关于治国，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以烹小鲜为喻说明治天下在于不扰民（第六十章）。
老子还告诫统治者要清净寡欲，对人民的压榨要有度，不然就会适得其反。“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无厌，是以不厌”（第七十二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第七十四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七十五章）。平等、平均主义是老子思想中最进步的方面。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中，人人平等、社会公平。
百姓不用惧怕统治者，统治者谦下对待百姓。老子不满“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实社会。他希望统治者能够坚持“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七十七章）。这是老子的美好的理想。“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模式是老子所向往的。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八十章）。这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争斗，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众的高度自治的社会形态。
反对战争是体现老子另一方面的民本思想。在春秋末期的时代，社会嫉妒动荡，人民生活极其艰难，战争频繁，故而老子极力反对战争。老子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兵为下策，他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尽量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如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三十一章“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老子充分认识到了战争的巨大危害，认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三十章）依照“道”来辅佐君主的人，不靠武力逞强于天下。“其事好还”用兵这种事一定会很快遭到报应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所停住过的地方一定会荆棘丛生，大战之后必定会有荒年。
老子在提醒我们，武力横行终将自食恶果，武力大兴必定自取灭亡。这些都是老子站在老百姓角度提出来的用来提醒统治者们劝导统治者们要多为老百姓考虑。在第三十一章中老子也再次重申战争的危害性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会轻易使用它。老子反对战争，对于战争给老百姓造成的危难表示出了深深的同情与怜悯。
而老子不仅是认识到战争的危害性，也认识到了战争的源头之一，贪婪。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统治者如果遵循道的规律来治理天下就可以让战马退还到田间去耕田，不遵循道的规律来治理天下则作战的马都要在郊野战场上生产。没有比不知满足更大的罪恶了，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的过错了。所以知道满足不贪得无厌才能够永远的满足。
在古代，马一般有两个作用，战争与耕作，若是天下太平，马匹就会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反之，在一个天下无道、征战不休的的情况下，人们只关心战争的胜负就会调用一切可以用的力量投入到战争中去，连怀有小马的母马都不放过，导致“戎马生于郊”。在那时，随着周王室的衰败，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动荡不安，看见如此的形式，一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希望能借助军事上的胜利来一统天下，为此拉开了诸侯争霸的历史长篇。正是由于这些统治者的贪婪菜引起连年战乱，导致人民深受其苦。老子从心底发出不要战争的呼声，对那些不管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个人私利常常兵戎相加的统治者们加以深刻的抨击。
老子认为战争的根源就是由于人们的欲望，它的不断膨胀不断的希望得到更多，永不知足结果就引发战争。对内剥削百姓，逼得他们生活无着，对外攻侵弱小，掠夺别国的土地。老子认为为了根除战争，消除由此带来的祸患，根本方法就是止于知足，恬淡为上。“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第三十一章）兵器这个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它，最好是淡然处之。
这些都说明，《道德经》中老子是极力反对战争的，他主张统治者“不以兵强天下”，他认为“夫唯兵者，不祥之器”。老子是不满于“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的社会现实的。老子所主张的“道”是反对战争的，故而老子劝告统治者实行其所言之道。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自然无为,管理社会爱民治国也要无为而治,就要加强以道为德的学习修养,做好民众的表率,要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要坚持以民众为本。在治国的原则上,统治者要顺应自然而不妄为,把"无为"与"无不为"结合起来；在治国的方式上,统治者要丢弃私欲、顺应民意,达到无为之治。在治国的具体操作中,统治者要从小处做起,从一点一滴积累,抓好关键细节。
春秋后期,社会矛盾扩大,老子在现实中看到了种种矛盾与对立。这就是灾祸的根源。故老子想到要解决问题,必先消除对立,从而瓦解整体。《道德经》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老子的理想人格取法于“法自然”的“道”,是从事于“道”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圣人”以“无为”为其内在品质并外显于守柔不争而让利于人的行为。
老子要求统治者“常无欲”以保持内心清静,任百姓自化于自然之境，老子的理想国是“小国寡民”。《道德经》一书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奥的意义，其中的民本思想更是一种精华，通过对社会、战争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老子认为一切要以百姓为根本，统治者要自知自爱持谦卑的心态，对待百姓要宽厚，反对横征暴敛刑罚杀戮，要让百姓得到“安”与“乐”。而这些智慧的结晶源于老子对战争、社会、生命等深刻的思考和细微的洞察。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反思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老子认为统治者要以百姓为基本，要对百姓民谦卑，把百姓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前面。
在书中的三十九章中提到“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榖。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天不清明的话恐怕将会崩裂，地不宁静的话恐怕将会塌陷，神不灵妙的话恐怕将会消失，川谷不盈满的话恐怕将会枯竭，万物若不生长恐怕将会绝灭，而侯王如果不能保持清净的话恐怕将会败亡。
所以，贵以低贱为根本，高以卑下为根基。因此侯王自称为孤、寡、不榖，这不就是以低贱为根本吗？难道不是吗？所以最高的荣誉是不需要夸誉的，我们不要追求美玉的尊贵华丽，我们要像石头那样坚实。其中以“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一句最能体现老子的民本思想，他主张贵以贱为根本也就是说，高高在上，地位无上的尊贵侯王统治者们，要以卑下的老百姓为根本。
他们地位有多高是取决于底下的根基取决于老百姓的，既然地位取决于老百姓那么统治者们就要明白自己绝对不能孤高自傲，因为太过高傲不能保持清净的话就会像天不清明会崩裂、地不宁静会塌陷一样就此灭亡。同时我们也不要一味的追求那些虚名禄利，我们应该以做一颗坚实的石头为荣。老子还说“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其实被用于雕刻成像的石头，已经失去自身价值，一旦失宠，就会变成了废物；而用做基本的石头，始终是物有所值，才尽其用，尽管始终背负重任，默默无闻，但其价值是远远高于作雕像的石头的。所以我们要“不欲琭琭如玉”而要“珞珞如石”！此外在书中的第六十六章也提到“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即要想统治人民一定要用言辞对他们表示谦卑，想要领导人民，一定要甘心居于人民之后。
说的也是统治者、圣人要想统治好人民就要谦卑决不能高傲不可一世。同时统治者还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之后，做事情做决定要从百姓角度思考，正如第四十九章中提到的“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没有私心要以百姓的心为心。以上这些都体现了老子关心百姓，以百姓为根本的思想。“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夸。非道也哉！”朝廷修葺打扫得漂亮齐整，而田地却十分荒芜，仓库非常之空虚，那统治者穿着华美靓丽的衣服，佩戴着锋利的宝剑，饱享丰美的食物。
这就叫强盗头子。是多么的无道啊！通过强烈的对比，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而统治者们却穷奢极侈，老子警告那些自私的统治者们，他们违背道的法则，终究会因为自己一切的恶行受到惩罚。我们看到了老子对于统治者压迫人民的炽烈仇恨和对灾难深重人民的深切同情。老子总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角度，抨击无“道”的统治者。于此同时，老子也规劝统治者们要减刑罚薄赋敛，对百姓要宽厚。
正所谓“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对统治者来说不能光以刑杀来对付百姓，还要想一想其它有效的办法。要不然会有不畏死的百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要是有百姓不为强暴、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那么面对这样的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夫代大匠□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第七十四章）所以说刑杀只能是针对邪恶之徒，不能用来对付百姓。
再者统治者们还要薄赋敛，老子在第七十五章分析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百姓之所以陷于饥馑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征收了很多的税赋，故而遭受饥荒。老百姓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强作妄为，故而难以治理。老百姓之所以轻死去冒犯法律，是因为统治者们奉养过于丰厚奢侈，将百姓的财产都收刮尽，故而轻死去冒犯法律。只有不追求生活享受的人才胜于奉养奢侈的人。
为什么老百姓总是忍饥挨饿？为什么老百姓不服从统治者的治理？为什么老百姓轻于犯死？老子认为统治者横征暴敛欲望太多贪求过高，才把老百姓逼进死胡同只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所以，老子告诫他们不能有过多的剥削，要让老百姓能安心的生活下去，对百姓要做到“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自己也要“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第七十二章）统治者不压迫老百姓他们才不会生出反抗之心，统治者对自己也要有自知自爱谦卑的心态，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同情和拥护，其统治地位才能巩固。
小国寡民是老子创设的理想社会，这一章可提炼出两字加以概括，一个是“安”一个则是“乐”。在这个社会里，建立的国家要小，人民要少，即使有十倍百倍的人工机械业不使用。使老百姓重视生命而不向远方迁徙。虽然有船和车却没有必要去乘坐，有铠甲武器却没有必要去交锋。使人回复到使用结绳记事的远古自然状态中去，使百姓又甘甜美味的饮食、美观的衣服、安适的住所、欢乐的习俗。邻国之间能相互看得见，鸡犬之声能听得见，百姓从生到死都互爱互敬，亲密共处，不互相争斗，不你来我往的发动战争。
老子主张“自然无为”，柔弱不争和致虚守静。希望社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给自足，没有战争和掠夺，没有凶悍和恐惧，百姓又生活富足，人人都没有心智和欺诈，心中纯粹，回到远古的自然状态没有过多的利益纷争各自单纯的过着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快乐啊！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人类应当效法道的不假人为、自然而然的本质特征，依道而行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法自然主要要做到“自然无为”，柔弱不争和致虚守静。“自然”是自然而然，按照事物的本性来发展，而“无为”是不妄为，不诉诸人为的力量来强求。“
自然无为”强调人在生活中要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自由发展，只有这样才得到自由的最好的发展。政治上，圣人或君主要按照“自然无为”治国，一切因顺自然，对社会事物不加任何干涉，不需要任何的复杂的人为制度和规范，国家也能治理的很好。统治者要谦虚礼让以得天下。柔弱胜刚强，柔弱不争，谦下守雌，最终会由下变上，由后成先。虚的表现是静。老子认为，虚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如果统治者守虚好静，就会无为无欲，就不会生出许多繁文缛节去约束干扰百姓的生活，这样老百姓就能按照其本性自由自在地生活，社会也随之安定。 老子主张一切顺其自然以达到无为而有为，所以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物滋起；法令滋生，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执政者要做到与民为善。“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 宣讲：上善若水。 几于道。居善地， 心善渊， 与善仁， 言善信， 正善治， 事善 能， 动善时。”告诫统治者要有水的品德， 利于民而不争， 讲仁德， 讲诚信， 讲善政， 任贤使能， 使民有时， 与民为善。主张统治者要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要有慈爱怀民， 节俭持国， 保有谦让而不为天下先的品德，避免骄奢淫逸。百姓也要仁慈孝敬， 勤俭持家，不好争、好勇、好斗。对于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老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安民、养民的设想，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与之。 天之道， 损 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 希望“天道”呵护百姓的生存权利。
爱民、惠民，安民，珍惜民力，体察民情，顺应民意，慈爱怀民， 节俭持国，为民申道，呵护百姓的生存权利，这些都是老子民本思想的内涵所在。以人为本，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老子民本思想的价值诉求。道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 “无为”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民本思想的内涵之一, 就是认识到被统治的庶人是立国兴邦的根本所在。既然民是政治之本, 统治者理应爱民利民, 不可暴政虐民。道家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汉初的黄老政治实践体现的民本思想便十分突出。
在现实政治关系中, 君居于刚强的一方, 民居于柔弱的一方, 但这种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君居于高贵地位, 就要有自知之明, 懂得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否则必败无疑。老子用损益之道, 劝统治者损上益下, 损有余补不足, 以争取民众。民虽然地位卑微, 但圣人不能不随顺他们, 圣人应当依靠百姓而不轻视他们。王的高贵并不是悬空的, 要以下民作为基本。
老子说: “贵以贱为本, 高以下为基。”这明确表达了“民为君本”的含义。后来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做了发挥: “高以下为基, 鸿以纤为积, 君以民为依, 理以事为丽。”民是君的依托和基石。庄子根据“天道无亲”的原则, 进一步提出在自然面前人人平等的进步思想。这里的“天”即自然, 人同出于自然, 都是“天之所子”, 因此便没有贵贱的差别, 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有超越他人之上的特权。
二、老子民本思想即民本管理思想，在当今时代的积极意义
《道德经》十章说: “爱民治国, 能无为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爱民治国, 就是让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老子提出圣人的“三绝”———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巧利”内含为君主应“少私寡欲”。故老子曰: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把“道常无为”的精神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 就得出了“无为而治”的结论。由于道乃最高本体, “自然”为最高法则, 故“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既然人应效法天道自然, 圣人治国当然亦应循道而因自然。正是统治者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才产生了老百姓“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良好效果。因此老子的结论是“为无为, 则无不治”, 无为而治就是顺应自然法则, 百姓能安居乐业, 天下自然大治。
秦与汉初是贯彻“有为”与“无为”政治思想的两种典型, 秦亡的教训在于有为多欲, 欲求天下大治; 而“文景之治”正是实践了“无为而治”这一政治思想的结果。“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
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无为而治”的思想虽源于中国先秦时代, 但它所揭示的“循道”原则却包含着适用于古今中外的普遍性, 中国的历史经验已不必说, 即使是现代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奉行的“积极不干涉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亦与“无为”主张不谋而合, 这并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 而是一种在法律规范下的政治上的简政分权。只有承认必然才能因应必然从而得到自由, 这与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是灵犀相通的, 因应必然即法自然, 遵循无为。
“有为”与“人治”有内在关联, “无为”与“法治”有内在关联。“无为”须依“法治”, “法治”始能“无为”, 一切由法规范, 以法治理, 才能实现无为而治。当然, 古代的“法治”与现代的“法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但这并不妨碍它的法治精神可以“古为今用”, 也不妨碍它作为“无为而治”的基本前提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法治”的精神之所以既能“古为今用”又可“洋为中用”, 这是因为“法治”是社会管理追求合理化、秩序化的必然选择,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应该追求成熟的现代文明。中国如欲求得天下大治, 舍“法”其谁? 一言以蔽之, 即由“人治”变为“法治”。这既是现代民主的根本特征之一, 也是实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天下治”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 其艰难并不在于“硬件”的建设, 而在于“软件”的设计, 在于观念的变革与思维模式的转换。
老子“民本管理”内涵中的管理主体，是各级统治者、领导者（ 包括老子笔下的帝王、侯王、圣人等） ; 管理客体则是社会、组织中所有的被统治者、被领导者，即全体社会民众、黎民百姓（ 老子称之为百姓、民，有时也用“人”代称百姓和民） .那么，老子提出“民本管理”思想的依据抑或说“民本管理”思想的逻辑理路是什么呢？
（ 一） 人是宇宙的中心。老子论“道”只是其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主旨却是论“人”,整部《道德经》紧紧围绕百姓安宁、社会稳定、天下太平的治国理政管理目标，阐发领导者如何认识和遵循自然、社会、人生之道，如何爱民治国，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他以“道”论人，以“道”育人，关注人的命运和发展，关注社会整体生存和发展，成为第一个将人从天地万物中分离开来，作为独立于天地万物之外的一个类别的哲学家，指出：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道德经》通行本，下同； 二十五章） .老子将人与道、天、地并列齐名，看到了人在宇宙万物的主体地位和一枝独秀的特质。
这里所说的“人亦大”,不仅指出了人类社会具有自然界同样的客观规律性，还指出了人掌握运用自然、社会规律的能动性，从人的力量与作用视域确立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当然，老子也看到了人的主体地位的相对性，即人的主体地位必须在尊重“道”、“天”、“地”的前提下，才可充分彰显，故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五章） ,要求人在社会实践中自觉尊重自然、社会规律，与自然和睦相处，实现和谐发展。
（ 二） 人民是社会的根本。
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在老子所处的春秋末期，阶级、等级分化及其矛盾对立十分鲜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社会中的尊卑、贵贱、高下地位泾渭分明，前者尽管是少数，但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后者尽管是多数，但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然而，老子不愧是辩证法的鼻祖，他看到了矛盾双方的辩证关系，指出：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 三十九章） .揭示了位居贱、下的百姓、民众是位居高、贵的侯王等统治者之“本”之“基”,说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根本作用； 揭示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反者道之动”（ 四十章） ,告诫统治者只有充分认识、尊重占多数的人民群众，谦虚恭下，变矛盾双方的对立对抗为和谐协调，才能赢得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国家长治。
（ 三） 治民是治国的关键。
治国理政虽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最关键、最重要、最艰难的问题在于对百姓、民众的治理与管理，因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安定有序的治国目标，完全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决于人民群众对治国理政者的支持、拥戴程度，取决于国家政令在多大程度上被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执行。
老子不仅目睹了官民对抗、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同时又以高度的时代忧患精神，从政治哲学、管理哲学以及官民关系的视角，揭示了问题的根由，指出：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后，是以轻死”（ 七十五章） .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者违背了治国理政目标的正方向，而是朝反方向行事的管理现实，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过于珍贵，只顾自己奢侈享乐，主观妄为，好大喜功，不顾百姓死活，导致百姓与统治者离心离德，甚至揭竿而起。这是统治者背离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决定力量的社会历史规律所致，它从反面告诫统治者要将“以民为本”的民本管理贯穿治国理政的全过程。
老子从人与宇宙、人民与人类社会、治民与治国三个关系层面以及治国理政、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视域，阐明了“民本管理”的逻辑理路，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体现“民本管理”呢？ 老子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爱民。在老子看来，爱民是实现“民本管理”以及治国理政目标的首要前提。“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十章） ,老子把爱民置于治国之先，认为只要治国理政者真正关心、爱护百姓，即便是缺少智慧，也能把国家治理好。道理很简单，统治者对百姓的爱护、关心往往会直接转化为百姓对统治者的拥戴与支持，转化为建设国家的热情与动力，这种“非智力因素”比“智力因素”更具实效。老子认为真正的爱民要体现在大爱、博爱上，不能是小爱和有选择的爱，指出：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二十七章） ,要求统治者关照、关爱到每个人甚至每个事物。
（ 二） 信民。老子认为，信民必须是取信于民众和相信、依靠民众两方面的统一。取信于民众，就是统治者、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以身示范，要求百姓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老子强调“行不言之教”（ 二章）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不能欺民、诈民，言出必行，行出必果，不能朝令夕改，正如老子正话反说：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二十三章） .相信、依靠民众，就是统治者、管理者不能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否则只能是“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二十四章） ,而应像接纳百川的江海，虚心向民众学习，才会获得民众的尊敬，一如老子所言：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 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六十六章） .
（ 三） 利民。老子总结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八十一章） ,所以，他强调统治者、管理者要自始至终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先民后己，先公后私，不与民争利，做到“后其身”托命的责任担当，即老子所说的“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十三章） .
（ 四） 民治。民治就是充分调动发挥民众的智慧与力量，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老子倡导“太上，不知有之”（ 十七章） 的理想型社会治理模式，即统治者、管理者不要事必躬亲，也不要处处发号施令，要让民众有自我发挥的空间，甚至要广泛听取民意、聚集民智，做到“以百姓心为心”（ 四十九章） ,从而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五十七章） 的社会治理效果。
（ 五） 民生。民生是人类社会奔流不息的源泉，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老子看到了统治者、管理者无视百姓疾苦，甚至不择手段剥夺其生活资料和生命的残酷现实，致使整个社会民不聊生，江山社稷风雨飘摇。他希望百姓过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因而痛斥统治者不让百姓拥有自己的家园、充足的生活资料、生命安全保障的卑劣行径，他反复指出老百姓之所以饥寒交迫，就是因为“以其上食税之多”（ 七十五章） 和“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 七十二章） 的结果，他把那些着华服、佩利剑、厌饮食、富流油的统治者历斥为强盗头子，指出： “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 五十三章） .
（ 六） 民享。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而，老子主张百姓有权享有社会的一切，包括人格平等权、财富分配权、国家管理权等。老子认为优秀的统治者、管理者不应主观设定是非好坏标准，能够破除心中的不平等观念，对黎民百姓做到一视同仁，即“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四十九章） ; 优秀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不应专横跋扈，而应实施民主管理，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四十九章） ; 优秀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应做到“人法地”,在财富分配上“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 七十七章） ,应像厚德载物的大地那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五十一章） .
老子“民本管理”思想具有人民至上性、主体修养性和普遍适用性等鲜明特征。
（ 一） 人民至上性。“民为邦本”观念是人民至上性特征的集中体现。“民为邦本”是老子政治哲学、领导哲学、管理哲学的核心观念，如上所述，老子围绕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理想治国理政目标，从爱民、信民、利民、民治、民生、民享等六个层面阐明了“民本管理”的主要内容。“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十章） 老子把爱民作为治国的先决条件。为何？ 因为民为贵，君为轻。
民众是江山社稷的根基，没有民众这个被领导、被管理者就没有领导、管理者，懂得以民为贵，才会去真心爱民，而爱民的最好体现就是尊重民众的各种权利，解决好信民、利民、民治、民生、民享等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调动民众建设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动性。
历览前贤、博古通今的老子知道，国家社会管理的重心是在以统治、领导者为管理主体，以及以百姓、民众等被统治、被领导者为管理客体的矛盾关系中展开的，矛盾展开的情况是： 领导、管理者的决策、号令离不开被领导、被管理者的贯彻落实； 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主要靠被领导、被管理者； 国家、社会、组织的长治久安与否取决于民心向背； 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而这正是老子抽象出的社会规律和治国理政规律，即“人之道”与“圣人之道”,统治者、管理者果能如此，则必然达成“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三十五章） 的治国理政图景。
（ 二） 主体修养性。人民至上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至上，管理主体要始终遵循人民至上的“民本管理”宗旨，在老子看来全然依靠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即统治者、领导者、管理者的“上德”.
1. 修养清静无为之德。“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三十七章） ,老子从事物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前提出发，强调统治者、管理者以不妄为去作为，以不生事去做事，以不参味去品味，即“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六十三章） ,尊重社会规律，尊重民意，做到无妄、无伪、无违。[2]
2. 修养知足知止之德。老子深谙 “知足常乐”、“知止不殆”的重要性，洞见到不知足、不知止就会做出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害人害己的行为，正所谓“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三十二章） .
3. 修养少私寡欲之德。恰当而适度的私心、欲望可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但私心、欲望失当或过度便会造成社会危机和社会灾难。如，老子看到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 五十三章） 情形，即一边是豪华的宫殿，一边是荒芜的农田和空虚的粮仓情形。老子并不反对恰当的私心和欲望，但他极力倡导统治者、管理者应“去甚、去奢、去泰”（ 二十九章） ,要去掉极端、奢侈、过分的私心、欲望，在先民后己、先公后私中成全自己的主观愿望。
4. 修养为而不争之德。自然的规律法则往往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七十七章） 、“利而不害”（ 八十一章） ,同理，人类社会的规律法则应该是“为而不争”（ 八十一章） ,所以，老子主张统治者、管理者要爱民、利民，不应损民、扰民、害民，更不应该与民争利，甚至强取豪夺，否则必遭灭亡，一如老子所言：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四十二章） .
5. 修养谦卑处下之德。谦卑处下是官员走近民众和民众亲近官员的润滑剂，倘若官员总是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百姓只会畏而远之。老子心目中的理想型治者就是“亲而誉之”（ 十七章） ,即百姓亲近且称赞的领导，难怪乎他提倡“上善若水”的官德，希望官员具有“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八章） 以及“善下之”（ 六十六章） 的谦下情怀。
能否体现“人民至上”,关键在能否做到“以民为本”,而“以民为本”的保障在于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这是老子“民本管理”思想的基本逻辑，也是“民本管理”的基本路径。
（ 三） 普遍适用性。
老子的“民本管理”思想，无论是其理念、观点，还是路径、方法，都具有普适性特点，既适用于古代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社会； 既适用于国家、社会的治理与管理，也适用于企事业单位、组织的治理与管理。一方面，老子的“民本管理”思想完全建构在哲学宏观视域，他以哲学为立论，以“民为邦本”、“人民至上”观念为核心，以国家、社会管理（ 治国理政）为旨归，借古用今，把自然之道延伸、贯通、落实到人类社会之道，形成具有哲学世界观统摄指导和“以民为本”治理、管理国家、社会的既理性又普遍适用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事物矛盾的普遍性，时代、社会、国家、组织的共性以及古今社会人性的相通性，决定了反映普遍规律的老子“民本管理”思想具有普遍适用价值和普遍指导意义。
《列子》云： “五情好恶，古犹今也； 四体安危，古犹今也； 世事苦乐，古犹今也； 变易治乱，古犹今也”。着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成功的统治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秘诀，那就是在政事治理上，都是“内用黄老，外用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的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
其实，这里所说的“秘诀”就是“无为而治”的“民本管理”之道。据此，老子的“民本管理”思想也必然能够借鉴于当代管理领域。
中国人民正在聚精会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而努力，为此，需要各级领导、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努力学习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积极从老子“民本管理”智慧中汲取营养，牢固树立唯物史观和党的群众观点，最大限度凝聚和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民发展”的生动局面。
（ 一） 确立“无为”的“民本管理”原则。
老子全部思想包括“民本管理”思想的核心，就是“无为而治”.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 三章） ,又说，“无为而无不为”（ 四十八章） ,可见，他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境界和一切工作的目标境界都是“无不为”、“无不治”,而实现这一目标境界的途径、原则就是“无为”.“无为”的主旨内涵与本质要求就是不主观妄为，具体说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不以主观代替客观，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从来就不是少数领导者、管理者创造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尊重这一规律，就要求领导者、管理者树立“人民至上”观念，组织发动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激发并保护群众的劳动创造热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摆正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第二，“民本管理”彰显了主权在民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管理法则。
领导者、管理者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是受人民群众委托并代表他们行使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的。尊重这一法则，就要求领导者、管理者始终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而不是站在自身立场上观察、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科学管理、民主管理，让群众拥有广泛而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第三，“民本管理”浓缩了历代前贤治国理政和管理社会的成功经验。古代圣贤把“道常无为”（ 三十七章） 的法则运用于治国理政，形成了“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五十七章） 的成功经验。尊重这一经验，要求领导者、管理者相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带头示范群众，做到清静无为、简政放权、质朴恬淡、少私寡欲，做到不扰民、不损民、不害民、不掠民，使人民群众过上安定、富足、幸福的生活。
如果说“无为”原则是对领导者、管理者实施“民本管理”提出的客观前提，那么，“上善”则是对领导者、管理者实施“民本管理”提出的主观前提。
“上善”就是高尚的道德情操、道德境界、道德行为。老子从领导者、管理者所承担的职责、使命出发，提出了与之相匹配的道德修养要求，老子称之为“上善”、“上德”、“孔德”、“玄德”.老子心目中的理想治者是“圣人”,“圣人”就是既有超出常人的领导才能，又有高于常人道德修为的人； 老子倡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人格”,“圣人人格”的基本特征就是尊道贵德、守道同德、清静无为、少私寡欲、谦下不争、功成身退。
老子主张领导、管理者“尊道贵德”,从自我修身做起，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五十一章） 的“玄德”品行示范、影响家庭、乡里、全国乃至全天下。为此，他提供我们当今领导、管理者诸多加强修养，率先垂范的“柔性管理”之道，诸如： “后其身而身先”的利人利己之道； “上善若水”的修身处世之道； “致虚极，守静笃”的淡泊宁静之道； “绝巧弃利”的拙诚信用之道； “惟道是从”的务实求是之道； “行不言之教”的身传之道； “以百姓心为心”的民主管理之道； “知人者智”的察人用人之道； “知其荣，守其辱”的退让负重之道等。领导者、管理者回归“民本管理”路线，关键在修养“上善”的道德品行。
“上善若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八章） ,老子希望治国理政者应修养出具有水一样的高尚品行，做到安居卑下之位，思想深邃且心胸宽广，待人仁慈友爱，言语真实无欺，为政清静安定，做事快捷高效，行动顺势而为。领导、管理者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具备这样的人格才能成为群众的榜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爱戴，才能凝聚感召群众，才能代表群众利益，才能履行群众托付的使命，一言以蔽之，才能真正彰显“民本管理”,实现“无为而治”.我们党一贯倡导民本思想，坚持“民本管理”路线。从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核心是“以人为本”（ 实质是以民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自始至终、一脉相承。
时隔两千多年的今天，我们读老子的《道德经》，还能体会到当时他那种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他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所提出的关于民本的思想，直到现在仍有其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那就是，一切以百姓为本，顺应时代发展，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廉洁公正，为民谋福，不搞大而无用的形象工程，不务虚名，不胡乱折腾老百姓，要让百姓得到“安”与“乐”，要让百姓得到实惠，得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