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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公司从联和行时期起，就一直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从事海外贸易，一方面坚持统战工作，两者同等重要。

在贸易工作中贯彻统战精神，这是华润的成功经验，比如，通过爱国华侨扩展香港和海外的市场，同时在生意上和债权上给对方一定的好处，让对方做出口物资的经销商等等。

在实践中，华润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出口模式：出口货源在国内，国内有专门的机构如东北贸易总局、中华贸易公司等负责组织货源；华润负责承运、报关、批发、储存等；华润在香港商人中寻找可靠的经销商，不同的货品交给不同的商人经销；总经销商可以再次批发给分销商或者转口到其他国家。在香港，凡是做大陆贸易的商人，都与华润保持着密切关系。

在华润的努力下，在香港市场，一个以商品的类别为主导，以“总经销商”为批发部门（或兼零售），以“中小商铺”为零售终端的经营网络逐渐形成，如中药、猪鬃、豆类、兽皮、煤炭等等，不同商品都有各自的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相互配合，互不影响。

按市场规律办事，这给华润的出口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每次轮船到港，不需要现找市场，商人们会主动前来提货。华润在价格上给出参考价，商人一般不会随意加价或减价。

在出口工作的链条上，上半段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统购统销，价格指导；下半段实行市场经济模式，香港商人以自愿为原则，自行组织松散的经销协会。

与出口工作不同，进口采购有多种渠道，一是自己寻找货源，自己购买；二是通过中间商或洋行；三是购买期货。

前面我们提到，从1948年9月到1949年建国前，在一年的时间里，华润先后用客货两用轮船护送了20批民主人士、文化名人、爱国华侨回国，也就是说，来回运送了40船物资，所租货船还不在其中。那一年，华润的轮船究竟运了多少船物资，我们无从统计。

解放军打到哪里，华润公司就把物资运送到哪里。他们运回的物资包括战略物资，如前线需要的药品、军鞋、棉花、纱布、无线电器材等等，也包括恢复生产用的原材料、工业设备、零部件、五金矿产等。

东北的出口物资不久就增加了鸡、生猪等畜禽类产品。

华润公司在香港做生意信誉良好，据华润公司会计黄美娴回忆：“华润与香港各银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汇丰银行开信用证可以不付定金，付了定金他们会给华润计利息。另外，华润跟外汇管制署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所需要的外汇许可证都得到批准。” [1]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来不及抖落身上的泥土，就再次开赴前线。22日，周恩来致电华北局和华东局：东北野战军近百万大军即将入关，华北及华东渤海区应准备相当一部分的粮食供应 [2] 。

此时，南京、上海还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军队在败退时，一路破坏，铁路干线几乎瘫痪，这给粮食调集工作造成极大困难；而且，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各解放区的粮食能保证自给自足都很难，实际上，只有东北解放区还有部分粮食可以外运。

华润公司的轮船担负起从东北运粮到关内的任务，他们从大连装船，把支前的粮食分别运到秦皇岛、烟台。东北盛产粮食，大豆、小麦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内，配合当地政府的粮食征集工作，一则供解放军使用，一则也缓解了新解放区老百姓的吃粮问题。

1948年11月下旬，中央召开医药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今年9月，辽沈战役之前，我们估计打垮蒋介石需要三至五年时间，现在看，再有一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垮蒋介石是有把握的。战场大，伤员多，现在能做到70%伤员治愈归队，说明医卫工作成绩很大 [3] 。

70%的伤员治愈归队，这个成就的取得也有华润公司的部分贡献，因为，采购药品一直是华润公司的首要任务之一。

解放初期天津、上海两市之间的通行证。照片为徐慕兰通行证　照片提供：徐造时

华润的轮船随着解放军前进的步伐而从北向南延伸：1947年11月到1948年9月，主要是停泊朝鲜的罗津港；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就增加了大连港；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又增加了天津港；几乎同时，淮海战役结束，华润的轮船就开到了青岛港。

前面讲过，1949年春季，华润曾运回天津1800吨电解铜，还有大量纸和道林纸。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先后结束，我党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

人民解放军准备南下。

华润公司为了配合渡江战役，在香港、东南亚和美、英等国，采购了大量救生圈、划子、软木、军鞋等，采购量之大，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4] 。同时，华夏公司出面从国外进口了若干油轮、油船以及航运仪器和设备。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斗中，很多战士的身上都有华润提供的装备。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随陈云奔赴上海，参与接收上海、恢复生产的工作。

1949年7月，陈赓的部队打到广东，广州解放；叶剑英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润公司总经理杨琳从香港到广州，参加了建立新政权的工作。

接着，陈赓一路南下，解放了海南岛。陈赓任云南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海南岛解放之际，粮食紧缺，为解燃眉之急，华润从泰国进口了5万吨大米，海南市场大米充足，保证了海南岛新政权的平稳过渡。

周秉鈇随华夏的轮船去过大连、青岛、上海。他回忆说：“解放军没有飞机，铁路瘫痪，只好用船。那时，华夏运了很多纸、钢丝绳、工业急需产品，包括火车头，运到东北。我们一路一路运，把粮食送到新的解放区。”

同时，华夏又增租了苏联的两艘轮船，名字为“汤姆斯基”和“竹喜玛”。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从朝鲜运送物资到我国港口，当时的朝鲜成为我国的后方之一，对中国出口了不少物资，包括战略物资 [5] 。

上海、广东先后解放，华润公司派人直接参与了这两个城市的接收城市、建立新政权、恢复生产等工作，对这两个城市，我们分头叙述。

先说上海——帮助上海解决“两白一黑”难题。

1949年4月10日，周恩来致电在沈阳的陈云同志：速来中央工作。5月10日，陈云抵达北平，11日，同朱德、刘少奇等讨论中央财经委员会机构设置等问题，后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21日，约曾在香港生活过的人士谈话，接受他们的建议：向香港商人购买棉花，作为恢复上海纺织工业的原料储备。此时上海还没解放。

上海解放后不久，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7月16日，陈云致电东北的李富春和叶季壮 [6] ：上海煤粮两荒，请研究可否挤出粮食15万至20万斤，支援上海。

东北局接到指示便着手落实，华润公司派轮船负责运输，从大连港运粮食到上海港，东北大米和小麦一船一船运到上海，有效地打击了不法商人。当时上海有400万人口。

上海建立新政权工作受到巨大挑战，反动分子投机活动异常猖獗，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7月19日，陈云赶赴上海，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工作人员中有华润公司副书记林其英。

22日一行人到达上海，27日，召开上海财经会议，作出系列重大的经济决定，包括成立“上海花纱布公司”，恢复工业生产。

1949年8月13日，在钱之光抵达上海后不久，见到张平，张平随拍电报给香港华润的袁超俊和刘恕 [7] ：

存货可全部运沪、津，港存全部要，轻柴油亦急要，请即发动工商人士经营及自运沪、津、连云港，部分贷款、JJ现款、易贷均可，沪贸局派钱乃正在津办转运等事。

出口存贷有生丝、纱布、布匹、绢丝绢、纺绸缎、盐、猪鬃、五倍子、黄狼皮、桐油、樟脑粉、棉籽油、萤石、铁砂等。

8月5日，陈云从上海致电周恩来，建议用轮船从香港运至上海10余万吨棉花 [8] 。

在钱之光的部署下，香港的杨琳密切配合，很快，华润公司用苏联货轮，把10万吨棉花运到上海。上海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基地，有了棉花，就可以恢复生产，市民就能安居乐业。

华润公司的祝华从香港押运棉花回上海后，被钱之光留了下来，出任上海花纱布公司副总经理 [9] 。

9月22日，钱之光受中财委委托，召开全国棉花会议，华润公司的张平、林其英、王华生参加了会议，29日会议结束，钱之光参加了开国大典，会议代表也在御河桥边参加了观礼。

华润为东北和上海进口棉花的工作持续了很久。

1949年冬，东北局派贸易部长黄达等三人来华润坐镇，专门研究扩大大豆出口事宜。华润通过怡和洋行签订了向英国出口100万吨东北黄豆的合同。100万吨，这在当时不能不算作一个大买卖。

1950年2月1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华润）用大豆换取印度棉花，首批棉花15000吨，二批正在谈判中。

1949年8月8日，陈云指出：除粮食、棉花外，需要运到上海的最大宗物资是煤炭。那时，铁路运输有限，内河航运和海上航运成为主要手段。随即，华润派出轮船从秦皇岛运煤到上海，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轮船在上海港口卸煤后，再由卡车分别运到上海的用煤地，当时的上海有“军车让煤车”的佳话 [10] 。

开始，华润派出的运煤船是租来的。从1949年底开始，华润公司派出自己的“碧蓝普”轮船，专门负责往上海运煤，持续了一年多。

“碧蓝普”（又名“雪堆山”）是英国造的，13000吨，挂英国国旗。当时军舰在台湾海峡和黄海、东海海面对我军实行封锁，给华夏的航运带来很大威胁。但是，他们不会干扰外国轮船，因此，碧蓝普上的海员主要是英国人，华夏海员刘辛南、许新识、陈源深在船上只能当助手。刘辛南从大副变成了普通海员，但是，他们都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

1950年冬季，渤海湾近海结冰，结实的冰层把轮船撞出一个小洞，煤卸完后，小洞刚好露在水面上，英国船长和刘辛南等海员想了好多办法，才把小洞堵上 [11] 。

粮食、棉花、煤炭，这就是解决上海经济难题的突破口，后人总结为“两白一黑”。但是，直到200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百年的时候，学者们都提到两白一黑，却谁都说不清这“两白一黑”物资最初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运到上海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华润公司还属于海外的一个半公开的机构，华润的轮船挂的都是外国旗，这些运输工作只有少数人知道，相关的华润档案也没有解密，因而，研究人员和学者无从了解这些史实。

华润还从大连为上海运去了许多原木，用于建设。

碧蓝普还多次去苏联东部的库页岛等港口，运回卷筒新闻纸等紧缺物资 [12] 。也曾运送出口物资到加拿大，回程运煤到上海。

再说接收广州——帮助广州解决饮水问题。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毛泽东批示：9月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需要干部以3万名计，需马上作出计划 [13] 。

广东解放前，华润公司就开始参与广东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华润派出数名干部参与经济工作。杨琳自己也到了广州，与叶剑英领导的广东省委一道昼夜守在指挥部里，常常是几个星期顾不上回家，忙于接管城市，保证市场供应，粉碎特务的破坏活动等等。

接收广州后，最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供水系统。

广州市很多地区的供水系统和下水道遭到严重破坏，华润公司为广州购买了大量水管、水龙头，运到广州，并派人指挥安装。广州南部属于贫民区，那里根本就没有自来水系统，市民喝河水。华润为他们购买了全部设备，贫民窟很快就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广州报纸报道了这件事 [14] 。

那个时候，华润人把内地称为“家里人”，华润的老人们回忆说：“家”里边什么东西都要，战争刚结束，祖国大地千疮百孔，建设需要物资，华润人白天采购，晚上装运，很少有休息时间，一直忙。

秦文1951年在昆明军区，18岁

在杨琳忙着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他的女儿也在忙。

他的女儿叫秦文，此时16岁，读高中。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她瞒着父亲，参加了解放军，跟着陈赓的部队南下了。她的母亲王静雅几天不见女儿，急了，找到杨琳询问，杨琳也不知道，他估计女儿一定是参军了。地方与部队的电报是不通的，杨琳把电报打到中央办公厅杨尚昆那里，通过杨尚昆联系陈赓，才找到了女儿，她正在陈赓的部队里当宣传员 [15] 。

杨琳与陈赓是老战友，曾共同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历程。1933年，陈赓从南京越狱后就在上海杨琳家养伤，当时杨琳的女儿秦文刚刚出世，陈赓还抱过她。谁会想到，16年后，这个女儿也成了军人，随着陈赓打到海南岛。

海南岛刚解放时缺少粮食，华润及时把进口的5万吨大米运了过去。杨琳和陈赓这对老战友，再一次肝胆相照，无私地谱写着历史新篇章。

广州解放后，华润的轮船就开进了由北到南的各大主要港口，包括：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有人开玩笑称五大港口是“广大上青天”，还有一些小港口，如秦皇岛、烟台等。

1949年，巢永森于香港华夏公司

解放的喜讯不断传来，香港人民也喜气洋洋。随着华润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所需人手也日渐增多，华润开始招考香港员工。

1949年7月1日，巢永森进入华润，巢永森是香港人，毕业于皇仁中学（孙中山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1937年入党，抗战时期他的家就成为我党的联络站 [16] 。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英文极好，从进入华润那天起，就担负起重要使命，成为华润“股东”之一（代持股）。

1949年7月11日，许莹进入华润，高士融是主考官，杨琳拿出一份英文报纸让许莹和考生们翻译，再考英文打字。

此时华润公司已经在毕打行办公了，已经叫“华润”了，但是，巢永森和许莹都记得，公司使用的信纸上面印的字还是联和进出口公司，杨琳签字还写Liow。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人进入华润，他叫邱文敏。

邱文敏1922年出生在厦门，1935年随家人移居菲律宾。1943年5月1日在菲律宾加入，在华侨党委工作。1949年夏季，菲共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决定调他到香港工作，9月进入华润。他懂得机电，负责五金贸易。

1949年春季，华润公司的员工迅速增加，业务量也迅速扩大，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脚步，华润的贸易支前工作和统战工作都进行得有声有色。

左起：邱文敏、巢永森、郭里怡、徐景秋。两个孩子是张文、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