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的五笔怎么打字-韶字的笔画

旧稿新编

在“二说《九疑山赋》”一文中，笔者应答了为什么《山赋》作者是黄表卿；本文应答为什么这一个“舍人李峤”实际指称“李挺祖”。因为“探析”一文，实际是以户崎哲彦《柳公权书〈九疑山赋〉拓本辨伪》的观点——对笔者《〈九疑山赋〉不是柳宗元所作》的评述结论，即“李峤与李挺祖不是同一个人”为旁证；所以，回答了户崎哲彦先生的疑问，也就等于回答了“探析”者的责难。户崎哲彦是日本研究柳宗元的知名学者，著述等身。笔者是退休之后才开始作“业余考证”，但柳文研究也不是重点，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抱着向专家虚心学习的态度，取其之长，补己之短，在重申田野考察现场感受的同时，完善前说。

此前，户崎哲彦还发表过《〈题钴鉧潭〉诗非柳宗元所作》一文，以十分友好的态度，指出过笔者旧稿《愚溪“癸酉诗”作者疑为曹来旬》一文的错误。对此，笔者十分感谢。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的有关评述，是后来收集到的。在陆增祥评审原稿的基础上，又补正出“愚溪”两字。诗的首句“南郭智”，出于杜甫《秦州杂诗》之十二：“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

唐代的南郭寺，建在秦州城南二里的慧音山头。山头高出平地226米，其北坳形似簸箕，中有凹型平台，寺庙在焉。由于寺在城南，故名“南郭”。据南郭寺简介，“慧音”一词出于佛门经典，意谓“启迪智慧，开蒙先导”。而智与慧是同义词，且音与寺近，故诗人借为“常闻南郭智”，与《愚溪诗序》引用的“愚公谷”事典并举。《水经注》云：“时水又北历愚山，山东有愚公冢；时水又屈而迳杜山北，有愚公谷”，所以“北山”实为“愚山”。“未识”两字，是说愚溪北岸的山石所刻“钴鉧潭”三大字，疑是“寺僧所为”，并非柳子所书；后句“试问溪中水，潺潺只自如”一联，即表示有所领悟，不同意“寺僧所示”。

因而此诗不能命名为“题钴鉧潭”，宜为“题愚溪”。由于户崎先生没有辨认出“过永州”后面的两个字是“愚溪”，也未考证“南国智”的出处，因此所得结论，不够完全正确。

《柳公权书〈九疑山赋〉拓本辨伪》一文所作论证，选用的引证材料真实可靠，所作考订条疏细缕，极为精密，显示了专家深厚的学术功底。然而，由于忽略了李挺祖——同时也是道州濂溪书院“掌门人”的教官身份，又不知“怪字”，实指浯溪“怪字”柳押石；从而疑惑“怪字”如何与“穹碑”形成“偶合”关系，即户崎先生并未发现《山赋》此联的“奥妙”所在。

宋人陈善《扪虱新话》云：“唐代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各立门户，不相蹈袭。”而《山赋》一文，正以“三议”之说“立骨”，从而展开全篇，是既取法于汉赋规则，又具宋文的时代“性理”特征。而南宋理学，又以濂溪为鼻祖；周敦宜自创的“太极图说”，同时也是南宋“道家易学”的宋学之首。道州濂溪书院，原为“周敦宜祠堂”，正是道州学子恭祭“理学鼻祖”的学宫所在地。这就是《山赋》“以代门人”之说的大时代背景与小文化背景。

《辨伪》一文正确地提出了“舍人李峤”四个字存在“舛讹不顺”的问题，可惜未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笔者也曾经遇到“这个李峤”究竟是谁的问题，好在冷水滩离浯溪较近，考察“鸟篆穹碑，刺史元公之笔；电文遒字，舍人李峤之题”两句的“鸟篆穹碑”出处比较方便。笔者认为，“鸟篆穹碑”四个字，是借指“无为洞天”的大篆题刻；其“本事”的发生地，应在浯溪，而不在九疑山。一说原文所以未提此事，一是刊物发论文有“字数”限制，二是写作目的， 于应答书法家关注的中心问题，这篇文章究竟是不是柳宗元所为，没必要扯得太远。而今，由于“探析”一文重提此事，不妨罗列几条文字依据，以示并非赵先生自创邪说。

1. 沈绅《无为洞铭》

“南行江华，出游九疑。恭款有虞，乃登无为。

庄严佛宫，清冷玉池。兹予盘桓，白云相随。”

按，无为洞，据《九疑山志》：原名无为岩，在九疑山永福寺崖下。洞中清泉涌泫，人不可入。唐代元结题写大篆“无为洞天”于岩壁。宋人沈绅移洞口“无为洞”三字题额至紫霞洞。

2. 王铚《蔡天启作中兴碑诗且邀同赋》

“一日屠戮三庶人，天理已尽杀气昏。青宫惴惴二十载，免祸自求黄屋尊。

忠臣开除两京路，未知日月双悬处。归来祈哀语可怜，今日贵作天子父。

潇湘江边镵穹碑，烟云相连愁九疑。湖南万古长嗟地，剩与屈贾添余悲。

雄文漫郎来作吏，正色颜公谒西内。两贤愤托金石坚，莫求此碑求此意。

休闯九暗诉帝傍，莫化杜鹃啼故乡。磨崖难摧幽恨长，水流不尽山苍苍。”

按，“潇湘穹碑”，即“蔡天启作中兴碑诗”的“中兴碑”，碑文是元结自撰，字是颜真卿的楷书。顺及：句中“湖南九疑”，这是宋代的流行称谓。“江南九疑”，是唐代中期之前的专称，李白咏九疑山的诗，已有“湖南七郡”之说，实即“湖南节度使”的变称。此时“七郡”的含义等价于“方镇”，不是“行政区”的代称。行政区，是历代使用的共同定义；方镇，是元代之前“节度使”体制的特殊定义。唐代中后期，指称“湖南地区”的高频词是“湖湘”，一直沿用至今。柳宗元文集中的“湖南节度使”，也是指称“节度使”某某的官职，未见泛指“永道二郡”的实例。应用数学上的“概率”分析，也是现代“模糊识别”技术使用的基本方法，借以完成某一“大体判断”。笔者原文明确指出，如果《山赋》是柳宗元所为，使用“江南九疑”的“概率”比较大，并没有“绝对”是“江南九疑”的意思。柳文指称“永州”，使用的高频词是楚越之交、南中、楚南、湘南，或者直言为“湘”。原文所列以上用例，都是讲“概率”，讲“大体”。这里的“潇湘穹碑”词例分析，使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即在同时代作者的共同“用例”中，找出其“所指”的具体对象，以供参考。

3. 王铚《七言绝句》之七

“虞舜遗风远可寻，烟波一棹古犹今。

九疑苍莽三湘阔，尽是云山韶濩音。”

按，据此诗可知，王铚也曾来过九疑山，当不会搞错“潇湘穹碑”的所在。

4. 黄庭坚《答浯溪长老新公书》

“季康篆元中丞《浯溪铭》，笔意甚佳；以字法观之，《浯台铭》亦季康篆也。”

按，《山赋》“鸟篆”是指《浯溪铭》的篆字“大小不一”，以代“浯溪三铭”。

5. 桂多荪《浯溪志》方信孺题名

莆田方信孺绍熙癸丑、开禧乙丑、嘉定丁丑，凡三访浯溪。

桂注：方氏善书法，宁远玉琯岩有榜书“九疑山”，每字大寻丈，苍劲遒拔。浯溪题名，亦甚功劲。

6. 王宸《无题》

“传闻柳应辰，辟符驱鬼魅。天下名胜处，得贤乃不蔽。”

7. 桂多荪《浯溪志》柳押石

柳押石，即“夬”字碑。石上书作“形”。传为“大夬”的合书，一笔写成，故叫“一笔符”。本古人画于文书的符记，叫“押符”；因系柳应辰题刻，故叫“柳押符”。其镇妖传说曰：“应辰维舟浯溪，夜有怪登其舟，应辰书夬字符于手。诘朝，符见崖端，遂刻以镇之，怪遂绝。”

柳应辰与其兄柳拱辰都是道徒，应辰号“明明”，拱辰号“昭昭”。

8. 柳应辰熙宁七年甲寅《心记》

“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大宋熙宁七年，刻于浯溪之右。尚书都官员外郎武陵柳应辰，明明。”（在东崖大夬字下）又诗曰：“浯溪石在大江边，《心记》闲将此处镌。向后有人来屈指，四千六在甲寅年。”（接刻大夬于上）

9. 洪迈《容斋五笔》

“予顷见鄂州南楼土中摩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识。后访得其人名应辰，即载之四笔。今始究其实。应辰以宝元元年吕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有诗云云。”

10. 陈玉祥《祁阳县志》

乾隆乙丑九月初五日，启文昌塔旧基，得石碑二。一诗碑云：‘万古江山谁此诠？柳公《心记》石中镌。机关不会探元秘，只继先生一笔传。’后书‘无际主人题’。另一《游塔偈》碑云：‘念占定慧，果外无因；无缘尔缘，无觉尔心。注我者往，疑我者真。谁生谁灭，三教归情。瞬息菩提，呼吸惟深。’”

桂多荪注：文昌塔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此塔旧基下二碑，自是明碑。可证宋柳应辰的三教合一派道教，至明万历犹盛。

根据以上十条引文，归纳出三个小观点：

其一，“鸟篆穹碑”，指唐代元结“浯溪三铭”和颜真卿“楷书”。

其二，刺史元公之“笔”，是另有所指，可以影射无为洞、紫霞岩的题字，以及《九疑山图记》、《舂陵行》等与道州舜庙相关的诗文。其次，道州州治，曾经一度为唐代舜庙所在地。

其三，“电文遒字”，这里的“电文”用指蔡邕《九疑山铭》，也与南宋时期永州的道家文化背景相关，而与唐代“篆书”无缘。字之“遒”，仅见于《九疑山志》，其余志书所记皆为“怪字”。以柳押所书“大夬”两字，影射方信孺所书“九疑山”三大字。

将《山赋》此段的原文排序稍加改动：

1客难之曰：“舜居蒲坂，本属乎冀之北；舜卒呜条，不在乎夷之西。”

8余应之曰：“百岂无于一二，十未丧其八九。”

2殊不知无本不立，非文孰稽。

3有舜江则可浣可漱，有舜坛则可扳可跻。

4月披兮明月上，云阁兮白云齐（拓本作“飞”）。

5九溪源下之流派，万丈天边之石梯。

6鸟篆穹碑，刺史元公之笔；

7电文遒字，舍人李峤之题。

9紫霞高卧，前后十四辈；白日飞升，小大三百口。”

应用“概率”识别方法，作定位定性分析：

其一，舜江舜坛在舜源峰前，旧传舜墓在女英峰下，舜池在娥皇峰下，象征舜庙核心区。

其二，九溪指“舜庙九峰”各导一溪，九溪是“内”；“万丈天”在“马蹄石”附近，以石梯为“外”。此为南北相对。

其三，月披指黄庭观，云阁即齐云阁，并在永福寺附近；以道释两教相对。

其四，紫霞即紫霞岩，在东北；飞升指何侯石室，在西南；以八卦的艮坤方位相对。

其五，元公之笔影射唐事（无为洞，紫霞岩题名），在东北；李峤之题影射宋事（玉琯岩）在西南；前者为亲闻前朝事，后者为亲见本朝事。

唐代李峤，篆字在无为洞内，当系于唐事之下。

因为李挺祖是宋人，又是郡守的亲信，可与元公的亲信季康类比（都是书法名家）；所以，“李峤之题”，并不指称无为洞的纪游题名，而是影射玉琯岩的“正额”题字。

户崎哲彦先生的看法相反：“电文”指篆书；当从拓本“电文怪石”之例，不可从《九疑山志》“电文遒字”之特例。其原文为：

电文，惟《集成》作“奇文”，后有“怪石”而误。怪石二字，康熙、嘉庆（宁远县志）、光绪作“怪字”；惟嘉庆（《九疑山志》）作“遒字”。此处以“鸟篆穹碑，刺史元公之笔”为对偶，以“电文怪石，舍人李峤之题”为近。以“鸟篆”对“电文”甚佳。“怪字”词义不妥，“遒”字与“电文”词义有所重复，又俱与“穹碑”不为对。此文谓怪石上刻有篆字题名，笔迹如电闪。

按，《山赋》作者是以“大夬”的笔迹“刻画之深”，影射方信孺“九疑山”三大字“刻画之深”。柳应辰熙宁九年浯溪《题名》：“比任满，泊舟江下。经五日，始见于石门之东，字刻平浅，隐约难辨。即命家僮仍旧画镌深之。”

户崎先生的考证：据嘉庆《宁远县志》石楼崖条，“永福寺西北一里有石楼岩，亦有淳祐丙午，郡守李袭之，江华李挺祖题名。”李挺祖，道州江华人。若“李峤”为李挺祖，则《九疑山赋》当作于南宋淳祐间之后，仅以此一事可证《九疑山赋》，非唐人所书刻。然而，此说难以成立。李挺祖书刻于淳祐六年（1246）前后无疑，而《方舆览胜》“碧虚洞”条云：“洞在永福寺东十步，上有贞元间李峤石刻。”《舆地纪胜》亦云：“正[贞]元间李峤篆，在宁远之永福寺东。”又南宋末《宝刻类编》“李峤”条：“题名：九疑山无为洞。道（道州）。”由于“淳祐间李挺祖书刻之前已有‘李峤篆刻’，则李挺祖非李峤不容置疑。”故“电文怪石，舍人李峤之题”者——即“贞元间李峤篆刻”是也；“刻在碧虚洞，不在碧（玉）琯岩”。

按，据户崎哲彦分析，志书与拓本的《山赋》，都不是作者的原本，此前还应有一个共同的“初本”，这一提法，颇具启发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山赋》原文“李某”之题，也存在被修改为“李峤”的可能性。

今“电文怪字”的出处已明，则“舍人李峤之题”，并非唐代李峤“游览无为洞的题名”亦可审定：李峤之篆属于个人“记游山水”性质，不具有“舍人之题”的“官方题刻”性质。除玉琯岩和石楼题刻，据道州濂溪书院简介，濂溪书院的前身，是祭祀周敦颐的专祠；后逐渐发展为集祭祀、藏书、教学三位一体的学府。濂溪书院名闻天下是在南宋景定三年（1262），郡侯杨允恭请得理宗御书“道州濂溪书院”，李挺祖被任命为“掌御书臣”，主持院舍的扩建修葺工程，凡祠宇、斋舍、讲堂处所，皆使之焕然一新。事成后，杨允恭即作《濂溪书院御书阁记》一文，以宣示兴学的宗旨：“国家之建书院，宸（皇帝）笔之表道州，岂徒为观美乎？岂使之传习文词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欲成就人材，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又据同治本《江华县志》：绍熙元年，虞从龙作《重刻蒋之奇〈寒泉铭〉跋》。其文曰：“右銘元刊于寒亭之上，年深字淺，幾不可讀。既新泉亭，得没字碑于巖左，意昔爲斯銘設也，乃徙刻之，且以彰二公愛賞之志云。後治平一百二十有四載，邑尉西隆虞從龍俾邑人李挺祖（下缺）。”由绍熙元年（1190），经淳祐六年（1246），至景定三年（1262），共72年，均为郡人李挺祖在道州地区的广为“题刻”时期。

本文结论：《九疑山志》的“电文遒字，舍人李峤之题”，其中的遒峤两字疑非原文。“电文遒字”，当恢复为志书原载“电文怪字”。“舍人李峤之题”，应补正为“舍人李教之题”，以对应“刺史元公之笔”。舍人与刺使，均为“官职”；元公与李教，皆为“尊称”。 教者，取宋代“教谕”是学官之首的“正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