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克斯区是贫民区吗,布朗克斯区有哪些街道

2012年9月上旬的一个清晨，太阳还未升起。几辆越野车组成的车队静静蜿蜒穿梭在纽堡这个狭小动乱的城市。

200多名执法人员下车来到脏乱阴暗的市中心，随行的军事特种兵准备与执法人员对犯罪团伙进行同步攻击。这些穿着绿色，携着M4突击，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特种部队冲进那些荒废的住宅，大喊：“FBI，快趴下！”

随后，12名“血帮”成员被拘留，“血帮”已有8名成员在监狱服刑。这20名成员被指控、未遂、、袭击、非法持有枪支和涉嫌等罪名。

这是近16个月里，联邦当局第三次在纽堡进行的犯罪团伙清理行动。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普里特·巴拉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残暴的街头犯罪团伙猖獗了很长时间，这次袭击行动是为了使纽堡这个穷困的城市“恢复法治”。

纽堡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哈德逊河河畔，从纽约市向北开车90分钟的距离。它除了城市规模小，设施落后，还是美国东北部最危险的地区之一。

去年举行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参议员查克·舒默说: “据许多报道，纽堡大街上多次发生枪斗、，还有持着大砍刀的犯罪团伙施暴。”这个只有2.9万人口的小城，人均暴力犯罪率却高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或贫民区布朗斯维尔，因而成了名副其实的纽约州之都。

近20年来，美国城市中心犯罪案件数量一直在下降，最大的改观发生在纽约。纽约市长彭博曾吹嘘纽约将成为“美国最安全的城市”，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太可能，然而却说中了。尽管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暴力犯罪事件数量却降到了31年来的最低值，这似乎违背了经济状况不好时，犯罪率升高的社会学基本原理。

但如果现在的大都市已经很安全了，为什么纽堡市还在艰难地应对暴力事件和光天化日下的毒品交易，为什么纽堡市民仍有理由害怕走在大街上呢？

严重的犯罪问题不只是纽堡存在，哈德逊河以北20英里处的波基普西市，也是如此。美国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GIC，隶属于联邦调查局)2009年发布的一项报告称，犯罪团伙正在从城市蔓延至郊区甚至农村。统计数据显示，大城市的犯罪率下降得要比市郊快。在纽堡的大街上，你会听到一种理论：纽约清理犯罪团伙的方法就是把他们赶到周边区域。

打击纽堡犯罪的活动开始提上了日程。当地政府在2010年5月发起了一次打击行动，随后起诉了当地两大犯罪团伙“血帮”和“拉丁王帮”的100多名成员。之后，毒品交易有所收敛，纽堡最狭窄的街道多年来第一次变得安全了。

这样的情况能持续下去，得归功于一位FBI探员，他叫詹姆斯·加里亚诺，是哈德逊河流域安全街道特别小组的组长。巴拉拉说：“老詹是骨子里的天性使然，值得无条件的信任。”

加里亚诺是2008年春天派来纽堡的。

他仪表堂堂，体格健壮，头皮刮得很亮，有一双深邃的蓝眼睛，说话像开机关枪，一口常常夹带脏字的纽约警察行话，还喜欢在对话中提反问句，然后又自己回答。

如果说胆量和抱负是成为FBI探员的先决条件，那么加里亚诺正好具备这两种品质。他有着丰富的经验，从事过间谍活动，指导过特种武器战略行动，曾在顶级的联邦准军事机构——人质救援队中任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哈德逊河流域的郊区，他很高兴被派到纽堡来，因为离家近。但他自己说，他对在纽堡未来的工作困难并没什么准备。

纽约市20年来成功降低了犯罪率。一些分析认为，如果不是拥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力，纽约市警察局也不可能完成打击犯罪行动，及开发运用新的警务控制数据系统。

2012年，纽约市有3.5万警力。而纽堡警察局2008年经济危机前只有100多名警察，现在连80名都不到。这个城市就要破产了：9月上旬，当地官员提议再解雇15名警察。

纽堡市中心的布局，使得不断缩减的警力处于更大的劣势。中心大道很宽敞，但旁边满是涂鸦的居民区只有狭窄的单向街，黑帮和警察们就在这种幽闭环境下熟悉了彼此。纽堡一名警员说：“他们认识开进街区的每辆警车，知道哪个警察会下车，哪个警察在开车，就像监狱里的犯人同时监视着看守一样，他们甚至知道警察的名字。”

加里亚诺估计自己刚来时，纽堡的黑帮与警察人数比例是5∶1，所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精选一些联邦探员来增强政府威信。此外，他还建议扩大警力，支付加班费、购买监视设备和循环租赁汽车等措施，让警察能隐蔽地上街巡逻。

但关键的还是要靠联邦政府的紧急拨款，加里亚诺和大家都知道租来的汽车和加班费不足以根除暴力犯罪。要使纽堡恢复长久的秩序，他得拿下犯罪团伙头目，并阻止这些团伙招募新成员。

加里亚诺来特别小组上任前不久，一个星期二的晚上，15岁的杰弗里·扎卡里在杜波依斯大街被杀害。前一分钟，杰弗里还在和朋友谈笑，突然一辆银色轿车开到昏暗处停下来，车窗里有人开了几枪。

一个黑人青年在纽堡中弹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与团伙有关的事件在当地司空见惯。但杰弗里·扎卡里并非团伙成员，他是个好孩子。“拉丁王帮”有人误以为他是“血帮”成员，因此误杀了他。

这场悲剧让人想起三年前，杰弗里的哥哥特伦特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杀害，兄弟俩甚至是在同一间急救室离开这个世界的。

加里亚诺上班第一天，从报纸上剪下杰弗里的讣告，压在办公桌玻璃底下。他说：“我不能使他死而复生，但我能找到杀他的王八蛋。”

加里亚诺痛恨这个杀手，是因为他恰好认识杰弗里，而且是在篮球场上。

加里亚诺恐怕是美国第一位被黑帮团伙和毒贩称为“教练”的FBI探员。2001年，他和儿子发现一个纽堡不错的篮球社团，在一个隐蔽的体育馆里。队员都只有9～10岁，正找新教练，于是加里亚诺成了这些孩子一生中重要的人物。

随着球技不断长进，几年前，加里亚诺带领着他的篮球队参加了远在奥兰多举行的全国锦标赛。很多队员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当地报纸大肆报道，不亚于关注一支专业篮球队。

最后球队获得了亚军，但胜利来得喜忧参半——返回纽堡几小时后，球队的明星球员就因为一级被警察逮捕了。加里亚诺替这个球员家里支付了保证金，还拿自己的房子作为抵押。最后那项指控取消了。

多年困扰美国治安的一个难题，尤其在纽堡，就是警察都是每日往返的上班族，他们不住在执勤的街道，难以与居民保持密切关注。但加里亚诺在纽堡担任篮球教练的10年时间，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一来这里工作，就对当地很了解，居民也很信任他。他可以走过街坊邻舍，屁股后不用带枪。一个下午，加里亚诺步行经过居民区，碰到的孩子不管是站在空地上还是坐在车后座的，都向他问好。加里亚诺叫他们的名字，还说练完篮球后烤肉吃。你一定认为他是个社区积极分子。

别忘了，他其实是一名FBI探员，他的任务是将我们视若无睹的那些身边的毒贩绳之于法。

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群年轻人围着门廊坐着，用讽刺和鄙夷的神情盯着我们两个外来者。加里亚诺小声抱怨道：“你说我怎么警告孩子们别跟这些人来往，他们都住在同一个街区里。”

加里亚诺其实知道，纽堡最棘手的问题是无法通过执法解决的，那隐藏在犯罪远远发生之前。

他的篮球队里有个孩子叫戴尔里，一个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调皮小鬼，但知道如何在球场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加里亚诺对他很感兴趣，“我知道他生活的街区环境不好，但他从不会对我扯瞎话”。

长大一点后戴尔里开始逃避练习，这也是球员们的通病。加里亚诺经常让队员们在训练前做热身运动，自己开车满大街去找不练球的队员，最后常常发现他们跟一群大一点的孩子在一起，他就让那个孩子“滚上车”。男孩们还小的时候，这种办法也还奏效。一旦进入了乖戾的青春期，很多孩子就不见了踪影。戴尔里就再也没回篮球队。

他们时不时会在街头碰见，加里亚诺催他回球队练习。“教练，我看到你了，”戴尔里会说，“我会回去的。”但他从来没有。

“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是他们的父亲，不管当得好还是坏。”加里亚诺悲伤地说着，然后陷入了少有的沉默。

纽堡市丰富的建筑样式彰显了时过境迁的繁华，而如今市容日渐衰败。19世纪的纽堡是哈得逊河岸一个繁华的贸易港，1884年，爱迪生在这里建了美国最早的电厂之一。最后工厂搬迁了，纽堡-毕肯大桥建成后，轮渡也停了。到1960年代，纽堡市尝试了一次城市美化，结果却是灾难性的，美化工程毁坏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海滨，却没有其他设施来取代。

蒙哥马利街上有很多镀金时代(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的房子，房子的主人——当年的实业家已去世多年。走在这些房子中间不禁毛骨悚然，有些门窗用木板封住，有些被改造成了贫民住宅。废弃的建筑到处都是，很多开始发霉腐烂。

“这不是纽堡市独有的景象，”当地裁缝尼古拉斯·瓦伦丁说，“哈得逊河南岸北岸很多社区都是如此，都死气沉沉。”

如今，约1/4的纽堡市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少，几乎没有零售业，没有杂货店，没有公共交通，也没有健全的儿童娱乐设施，有的是花样多得吃惊的街头帮派。

在当地人的记忆中，孩子们都拉帮结派，分划地盘。有些团伙参与，有些只是捣乱。纽堡警察局警尉帕特里克·阿诺德记得一个叫“灰贼”的团伙，其中有的成员只有8岁，“他们闹翻天了，撬车门，偷东西。最后连毒贩都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管管他们吧’”。

没人确切知道“血帮”是如何来到纽堡的。纽约南区联邦副检察官理查德·扎贝尔说，帮派在哈德逊河流域繁衍，是因为1990年代，纽约市的犯罪团伙清理行动很成功。 “帮派也分崩离析，他们离开纽约，去了别的城镇。”

加里亚诺说，“纽堡最近10年才出现的‘血帮’或‘拉丁王帮’”，一夜之间，两个团伙似乎将所有小团伙收入囊中，然后开始稳固地盘，不可避免流血事件。

杰弗里·扎卡里9岁的时候，他的哥哥查兹是“血帮”成员，因开枪在服刑。另一个哥哥特伦特被“血帮”杀害时，杰弗里12岁。你可能会认为杰弗里会加入帮派，为哥哥报仇，但他没有。

他用在世的最后几年与帮派撇清关系，这对生活在杜波依斯大街的男孩来说，相当不容易。“我不想像哥哥那样死去，”他告诉姐姐。悲惨的是，他没有逃脱和哥哥一样的宿命。

杰弗里的妈妈梅勒妮·扎卡里，还住在杜波依斯大街的那幢粉色木屋里，一个儿子被杀害的街角离这儿不远，另一个儿子的被害地点就在大街对面。她从钱夹里拿出一张杰弗里上学时的照片，讲着他多么调皮，想起他撒谎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然后开始呜咽。

她颤抖着问道：“有时我也恍惚，好像他们刚刚都还在我身边啊。我到底是生活什么鬼地方？”

纽堡市的执法工作形成了一个悖论：监禁原本是用来阻止犯罪，然而事实上却在促成犯罪。

纽堡少年很早就接触到服刑人员中流传的帮派文化。还没到青春期，他们就开始、。纽约州扣押的青年男子再犯罪率高达81%。纽堡警察局警尉阿诺德认为：“我们执法似乎是在制造更多的罪犯。”

加里亚诺来纽堡任职后，提出的方案是延长关押时间。他认为6个月时间足以使一个少年犯受帮派文化的影响，在出狱之前变得非常危险，因此他提议把顽固不化的罪犯关上几十年而不是一两年。

在距纽堡不远的橘城，加里亚诺的特别小组办公室正在进行资料搜集工作。目的是搞清楚每个帮派成员的身份、昵称、住址及在毒品交易中的角色。

“第一年工作最难的部分，是确认犯罪分子到底是哪些人。”加里亚诺说。

FBI通常是在公共场所的桌子底下安装器，然后躲得远远的偷听。但在纽堡，调查员们不得不大街小巷走遍，潜伏行动，培养线人。

要证明一个犯罪组织，先得证明他们是有组织的。比如“拉丁王帮”，研究小组发现他们的分会关联紧密。每个分会都由一个“议会”管辖，议会定期开会和收税。要全面掌握“血帮”的情况就非易事了。这个团伙成员众多，但组织较松散，而且许多核心成员都在服刑。

“你抓了一个的血帮成员，把他关进监狱，”加里亚诺说，“他在监狱里干什么呢？招募新成员。等他们都出狱了，就都回到老地方为组织做事。”

特别小组面对的最大挑战也许是，摸清了其毒品交易脉络，却不能插手。搜集案件必要细节的系统方法可能与当地警方的职业要求背道而驰。当地警方可以假装做街头毒贩的生意，接着立马给他拷上。但FBI办案则更要耐心。特别小组多次假装买毒品，却不抓人，以搜集更多证据，确保每一项起诉在法庭上都可靠。

一天晚上，小组成员照常假装去买毒品，他们期待的“血帮”成员突然出现，居然是戴尔里。加里亚诺有点紧张，他在思考他能做的选择：我能介入吗？我能不管吗？我能告诉小组成员不起诉他吗？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特别小组照常搜集证据，没有抓人，戴尔里那晚安然回家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

到2011年5月，特别小组已搜集到足够证据可以实施抓捕了。

一个阴沉的清早，许多警车静静聚集在一座废弃的军械库旁。加里亚诺站在军械厂大厅里，他昨晚睡得不好，从指挥特种部队行动开始就一直这样。天色还是暗的，500名全副武装的探员、警察和州警都集合了。

这是联邦政府在纽堡对犯罪分子进行的第一次打击，也是最为严厉的一次。加里亚诺跳上台子好让大家都听见最后的指示：“大家小心！不要误伤自己人。”

大部队离开军械厂横扫整个纽堡市，他们搜查每一所住宅，使用消防打洞器和没有杀伤力的震撼弹。那天逮捕了64名疑犯，还将指控“血帮”和“拉丁王帮”的领导成员，其中两名成员下令杀死了杰弗里·扎卡里。

“我对这个结果还比较满意。”加里亚诺说。

但被指控的成员中有14个没有找到，他于是安排人继续搜查他们可能逃窜到的城镇。FBI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逃犯的照片，市民都知道了哈德逊河流域的行动。

但戴尔里不见了。行动那天开始，一周过去了，他也没有出现。加里亚诺决定直接去他家，说服戴尔里的家人让他来自首。

在约定的时间，戴尔里出现在自由大街上的男孩女孩俱乐部。这次相见有些尴尬，加里亚诺说自己别无选择，如果他儿子去买毒品，他也会做同样的决定。“我们坐在车里互相大骂。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不能解开把他放走。”

加里亚诺家里还挂着一幅照片，13岁的戴尔里微笑着，手搭在加里亚诺儿子的肩上。如今戴尔里在监狱服刑，他认罪了，判了10年。判决中，加里亚诺一直在他身边。

今年8月一个闷热的下午，纽堡市的街道上有很多人，女孩在跳绳，男孩在玩橄榄球，一位老妇人在躺椅上给自己扇风。街上确实安全多了，今年还没有发生过一起与帮派有关的案。

然而犯罪行为在暗地里抬头。“组成帮派已成了一种地下经济，”阿诺德说，“必须得到根除。”

加里亚诺对那个军械库满是自豪，去年5月的行动过后，纽堡市买下了这个军械库，并将其作为社区活动中心开放。这只是纽堡市在公共服务上做出的小改进，但体现出了市政府希望补偿市民的决心。加里亚诺深谙市政府的意图，他的执法策略成功了。

军械库旁就有个篮球场，每个周六早晨，加里亚诺在那里训练他的篮球队。队员最小的3岁，最大的11岁。加里亚诺说：“他们是一群可爱的孩子，”随即他又纠正自己：“但其中也有一些可能会成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