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读后感2000字大学生(伤逝读后感2500字大学生)

鲁迅的《伤逝》，里面有一个细节，当爱情不再，男主想到了女主的死。该书中的男主，时代背景是5.4时期，人民愚昧封建，对于男女同居，极其鄙视，社会环境的迫害下，男主丢失了工作，以至于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从而生出了“女主的死”的想法。

而钱钟书《围城》中的国文系主任，汪处厚，在他的前任太太去世之后，他的反应是欣喜若狂。因为他可以迎娶年轻漂亮的姨太太了，而他认为，他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老婆早就该死了，毕竟死了只会损失丧葬费，而离婚重婚的花费显然更多。许多人都有该死的老婆，只是不像他汪处厚这样有运气。并且他还是个文人，死去的老婆，可以为他提供许多深情的素材，充实他的文学作品，提升他的名望。

读到这些内容，不禁让人不寒而栗。想想现代社会中的杀妻案，杭州的许国利案，以及杭州保姆纵火案的扑朔迷离-网络上对于杀妻灭子的质疑声铺天盖地。

是什么促使这些男人有了这些想法，难道要将他们归类为畜生这一类吗？可是他们曾经明明也是一个“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思来想去，突然意识到，也许社会环境对圣人君子以及物质/金钱/名利/感情的极度追求，容易让人走火入魔。

对于物质/金钱/名利/感情的极度追求，容易走火入魔应该是好理解的，我们主要聊一聊为什么社会环境对圣人君子的极度追求，会容易让人走火入魔？

比如旧社会，男孩子从小被教导成为圣人君子，整个社会也以君子为标杆，来要求自己与他人。

不管是自我要求成为圣人，还是被圣人的标准牵着走，都一定会有人在圣人的框架下，做得特别好，也一定会有人怎么努力都做不好。

这就好比，一个班级里面，永远只有一个第一名，也永远会有一个最末名，大多数人只是游荡在两者之间。而这个班级里面的一些人，有可能只是被动地吸收了圣人的知识，却不一定真正的消化了，只是会考试而已。那么，伪君子就显得容易理解了。

倘若只要求自己成为圣人君子，或许有可能达到圣人的某个高度，又或者始终无法达到，被迫成为伪君子-上演自欺欺人的戏码。而如果只要求别人成为君子，自己当审判官，那么问题就来了，圣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衡量别人的标杆，甚至成为欺辱/指责他人的依据。

显然，成为圣人君子的审判官是极其容易的，三岁小儿，老弱妇孺都会那么几句圣人之言，仔细地考察，普通人怎么比得过远古的大圣人呢？毕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社会环境对圣人君子的极度追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求别人比要求自己容易得多，当君子的审判官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那么社会上的“君子审判官”将会是巨大的一群，君子的行为准则大家都知道，只要与标准不一致，审判官们立马倾巢而出，所以，敢于不按君子标准行事者极少，而那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容易走火入魔，也就容易理解了。

鲁迅《伤逝》中的男主想到了女主的死，可以看成外部社会环境对圣人君子的极度追求下，男主偏离了君子的行为准则，而自己无力抵抗下的一种情绪释放。一个完全不允许犯错的社会环境，幻想一下让女伴去死，自己得以重获新生，似乎仍然解释得了他的人性。逼人入魔的是社会环境。

然而，钱钟书《围城》笔下的汪处厚，却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之上丧失了人性，他渴望年轻漂亮的姨太太，还想要财产上的保全以及文学上的名利追逐，可以理解为，他是在对金钱/名利/感情的极度追求下，已经走火入魔，才有了那么令人胆寒的死老婆论调。而在他所处的时代，金钱/名利/感情是否也被过多渲染了呢？无怪乎会出现男人的三大乐事：升官发财死老婆。

再来对比现如今，社会新闻中的杀妻案，依然有旧社会的影子，无外乎名利，金钱，感情。和汪处厚的所思所想，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然而，现如今的女人们早已不是旧时的卑微地位-只能被动等待自己的命运。虽然黑暗依然继续，女人们却有了自主选择权，如果懂得取舍与辨别人性，是可以保全自己的，而不像旧社会的女人，如果不幸，结局似乎只有悲惨。

希望社会环境是用来平衡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的吧，否则，像旧社会的社会环境更多是用于制约个人的行为准则，限制了个人思想与行为的自由。

那么社会环境是不是可以指引人们，更多的人生意义与追求，不仅仅只是教你怎么做人？或者这世间难道只有名利，金钱，感情吗？一定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存在着。比如纯粹的读书之乐！

文化知识有限，观点可能很偏颇，仅当作碎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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