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督军府感悟心得,督军府讲解

文 | 三无青年

几天前因事务到东五路附近，路过革命公园，追思旧事，驻足良久。

革命公园是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党史教育基地”和“西安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创建于1927年2月的它还是西安建成最早的公园。“革命公园”，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简单。毕竟，公园遍地都是，而竟然能以“革命”冠名的，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革命公园

中国的历史，从周武王起兵伐纣到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从张角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方腊在江南率众起义；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革命史。革命公园以“革命”为名，其背后也隐藏着西安一段血与火的悲壮历史。

革命公园，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革命公园的故事，需要从一个叫刘镇华的人说起：

刘镇华（1883～1956），河南巩义人，字雪亚，是民国时期河南镇嵩军统领，他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后来又参与了辛亥革命，组建拉拢了一支十万人左右的部众，游走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在云谲波诡的民国政坛渐渐混出名堂。

1917年冬，陕西革命党人郭坚、耿直、高峻等响应孙中山“护法反皖”的号召，率“靖国军”讨伐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时任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走投无路的陈树藩病急乱投医，急电刘镇华向其求救，并许诺以陕西省长一职，而当时刘镇华也困扰于粮饷不足，这一到陕西发展的机会对他而言不啻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馅饼。双方一拍即合，刘镇华率部赴陕，在西安击退了“靖国军”，为陈树藩解了燃眉之急。1918年3月，经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刘镇华在陕西省省长的位子上走马上任。

刘镇华

当时在陕西，陈树藩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虽然刘镇华帮他解了西安之围，但靖国军并没有因此被消灭，反而不断发展壮大。而陈树藩为了增强实力，扩编军队，打击靖国军以保住自己督军的位子，于1917年冬开始，开放烟禁，通过各县县长明令农民公开种植，并强令各县按耕地面积的50%交纳烟款，自己从中渔利。

1918年春，陈树藩与刚刚上任陕西省长的刘镇华共同商定，成立了“陕西善后清查总局”，任命他的老师、时为财政厅长的刘瞻汉为“总办”，同时任前山西知府、渭南巨绅武树善为“会办”。刘、武二人新官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发布一条“寓禁于征”的布告：

“照得陕西烟苗，上年业报肃清。近因地方不靖，谣言四处流行。愚民乘间种植，春苗闻已发生。督军、省长专电报请：实行寓禁于征。声明从重惩办，严饬专委查明。每亩罚银六两，经费加征一成。分作两期缴纳，先将二成收清。如敢隐匿不报，查出治罪非轻。乡保如敢徇隐，一并照章重惩。为此切实晓谕，仰即知照凛遵。

中华民国七年四月

总办刘瞻汉 会办武树善”

陈树藩

陈树藩等人在此打油诗风格的布告中堂而皇之地称“禁烟不力”的原因是“地方不靖”，把锅甩到靖国军的头上。说是“愚民乘间种植”，违背了《中英禁烟条约》，应予以严惩，没收种烟者的土地。但又假惺惺地“为农民生计着想”，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所以“寓禁于征”，改为按土地面积征收罚款。这样一番操作，实际上种烟就合法化了。

按照陈树藩50%交纳烟亩罚款的条例，大量白银迅速流入他的腰包。为了逼民种烟，陈树藩又规定，凡完成或超额完成征收烟款任务的各县官员，可按情况提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作为奖金。甚至派遣军队、警察披挂上阵催逼烟款。一时之间，陕西乌烟瘴气，民生凋敝，饿殍遍野，盗匪横行。

此举直接导致了良田几乎尽数变为烟田，从产粮区变成缺粮区，饿死病死之人不计其数。不少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弃家出走。因此，不堪重负的陕西人民“驱陈”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甚至邀请到元老于右任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陕西旅京学生曾集体上书，愤怒控告陈树藩的倒行逆施：“人才为致治之基，教育实立国之本，故欲见其国之盛衰，必观教育之良否。树藩武人，罔识大计，教育视若赘疣，学生几同优雠，经费移作军饷，校舍变为营房，以致青年学生，欲学不能，甚至被逼为匪。学生非甘心为匪者也，奈一般匪人欲借重之以固其势，如不相从，必焚其居而杀其人，故不得不虚与委蛇，翼乘间以逃。及其逃归，树藩不谅其苦，又以治匪者治之。于是学生畏树藩之罗织，附匪者日众；树藩恶学生之附匪，摧残教育益深。殊不知摧残教育，乃为多匪之因。……”

民国时期受毒害的农民

陈树藩处境艰难，而远在北京的直系军阀闻风而起，想借此机会打垮陈树藩，于是纷纷“站队”，支持陕西人民“驱陈”。刘镇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跟陈树藩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一损俱损，陈树藩一旦垮台，自己也必然吃不到什么好果子。为了保全自己，刘镇华玩起阴阳人，表面上嚷嚷誓死追随陈树藩，背地里却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等眉来眼去。

1921年7月，吴佩孚率直军攻陕，刘镇华作为内应，引直军攻入西安，陈树藩这才知道刘镇华这浓眉大眼的家伙当了叛徒，慌不择路地携家眷仓皇逃离。刘镇华因“带路”有功，不仅保住了省长的王座，还收编了陈树藩残部，获得了吴佩孚等人的信任。

陈树藩下台，直隶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随即就任陕西督军一职。不过此公比之前任陈树藩也强不到哪里去，他终日吸食，不理政务。陕西局势日益动荡不安，直隶军内部矛盾也严重激化，甚至吴佩孚都曾点名斥责阎相文。仅一个多月后，阎相文在重压之下于陕西督军行署服毒自杀。直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手了陕西督军的位置。

冯玉祥本人出身行伍，是从普通士兵一步一步升上来的“草根”将军。相比于陈树藩、阎相文等人，他知道民间疾苦，不仅自身保持了艰苦朴素、治军严谨的作风。也更能体贴和关怀士兵、百姓。

冯玉祥在督陕期间，除加紧训练军队外，也做了不少实事：如统一军令、政令，邀请在陕西较有人望的名士刘治洲、李仲三等与各地方武装首领接洽，予以改编；又将陕西靖国军中实力较强、军纪较严的第四路胡景翼部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一师；任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驻守汉中；渐渐稳定了陕西动荡不安的局势。又选拔德高望重的长安举人、著名商绅薛秀清任财政厅厅长，缓解了陕西财政的巨大压力。

他还发展教育，兴办实业，整修了潼关到西安的大道，在西安到咸阳必经的渭河上布置渡船，以利行旅；又创办罐头厂、肥皂厂、机织厂、铁工厂；将督署经费的二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可说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陕西做了很多有益之事。

冯玉祥

对于冯玉祥这样与前任“画风迥异”的领导，八面玲珑的刘镇华投其所向，穿上灰布军装，扎上裹腿，以 “普通一兵”的形象示人，与部队一起操练。又冯玉祥信仰，刘镇华便有样学样，也经常到教堂做礼拜，甚至请牧师请到镇嵩军布道传教。功夫不负有心人，刘镇华立的这些“人设”，很快让冯玉祥对其青眼有加，与他联名发布了十条《治陕大纲》，两人甚至结为把兄弟。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率部赴河南作战，刘镇华受命代理陕西督军一职。不久，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刘镇华则在他的“钦定”下，正式继任为陕西督军。同年7月，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将军府阜威将军”。

刘镇华大权在握，很快就暴露出他反动军阀的恶劣嘴脸，走上了陈树藩的老路：横征暴敛、种植、摧残教育、迫害人民。在冯玉祥的整饬下刚刚看到一点曙色的陕西，很快就又陷入了漫长的黑暗，民怨沸腾，于是继“驱陈运动”之后，声势更加浩大的“驱刘运动”又随之拉开了帷幕。只是刘镇华经过多年经营，在陕西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掌控着有十万人之众的镇嵩军，又有直系军阀做靠山，因此“驱刘”虽然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却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无法动摇刘镇华的地位。

1923年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而此时张作霖自恃军事力量强大，于1924年9月4日致电北京，痛斥曹锟，并于9月15日自任总司令，兵分三路入关向直军宣战。曹锟则命吴佩孚为讨伐军总司令，分兵三路迎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派遣张治公师前往山海关助阵。

10月23日，冯玉祥在孙岳、胡景翼等的配合下，发动了政变，潜入北京，实行“兵谏”，扣押了曹锟，吴佩孚仓皇南逃，直系政府垮台，段祺瑞东山再起，上台执政。冯、胡、孙成立了国民军。局势风云变幻，刘镇华再次露出“变色龙”的本质，发布通电，拥护段祺瑞，同时命令当时驻守豫西的镇嵩军大将憨玉昆为“国民豫军总司令”，率部进击洛阳。

1925年2月底，胡景翼与憨玉昆之间为争夺河南的军政大权而矛盾激化，爆发战争。刘镇华率领陕西的镇嵩军赴豫援助憨玉昆，但被国民二军击败。当时段祺瑞仍支持刘镇华继续督陕，但此时刘镇华在陕西已无容身之地，包括杨虎城在内的多名将领率部扼守住入陕要道，不放刘镇华进入。刘镇华只能率残部逃往山西，又投靠了晋系军阀的首领阎锡山。

1925年秋，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刘镇华再当墙头草，又连续与张作霖、吴佩孚等勾结，再度投入直奉系，被任命为“豫陕剿匪总司令”。

1926年春，刘镇华在河南陕县、灵宝一带击败国民二军，并迅速通过潼关，很快占领了陕西东部各县，于4月15日抵达西安东郊，随后迅速合围，企图攻占西安，打的算盘是为北洋军阀消除北伐带来的压力、扩张地盘的同时，自己也过一把“还乡团”的瘾。

刘镇华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期间他放火烧毁了城外近7000公顷的麦田，征用民夫在城周围挖掘了一条长达3公里的“断绝沟”，企图困死西安城内军民。

当时围城的镇嵩军多达7万人之众，而西安城内国民军仅有李虎臣率领的国民二军的四个团约3000人，双方众寡悬殊。捉襟见肘的李虎臣联系了时为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的杨虎城，声称“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只能把西安城送给刘镇华了”。

4月18日，杨虎城率领一支五个旅5000人的部队进驻西安，暂时稳住了战局和人心。而国民二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卫定一率领所属的两个团驻守西安西郊的三桥，以维持西、咸两地的联系。这三支部队合计仅一万余人，且本来各自为战，并无隶属关系。为方便指挥、一致对敌，5月17日，杨虎城召开会议，命所有守城部队取消原有番号，均称“陕军”，李虎臣为总司令，杨虎城为副司令。又通电全国：“坚守长安，誓歼嵩匪，完成国民革命”。

杨虎城和李虎臣

杨虎城和李虎臣齐心协力，率领全城军民死守西安，依靠西安高大坚固的城墙以及同仇敌忾的气势，硬是把穷凶极恶的刘镇华和镇嵩军挡在了西安城外，时称“二虎守长安”。到7月时，西安城内断粮，为了稳定军心、民心，李虎臣率先杀了自己的坐骑，分其肉给士兵。

杨虎城则明令禁止去老百姓家中征粮，并因此处决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副官、上尉赵文彪。撑到11月时，西安城里的牲畜，甚至鸟兽都已被吃光，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几乎断绝，已彻底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城。每天都有大批人冻死饿死，惨状几近于人间炼狱。

眼见情势越发严峻，“二虎”也开始考虑自己的结局。李虎臣问杨虎城：“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杨虎城回应：“打完了再说！”李虎臣又问：“打完了咋办？”杨虎城答：“用城墙上的砖打！”李虎臣继续追问：“城砖打完了咋办？”杨虎臣坚定回应：“真到了那时候，你我二人同上钟楼战死！”。

很明显，面对急剧恶化的局面，“二虎”已经做了拼死一搏的最坏打算。但天无绝人之路，在另一边，包括于右任在内的多名爱国人士四处奔走呼号，诉说西安的悲惨现状，痛斥刘镇华为“惨绝人寰之人”，引发了社会各界关注。这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带来了大批武器装备，重整国民军。

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今内蒙古）五原誓师，加入，被改编为北伐军的一部分。他接受了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建议，挥师南下，救援西安。

由于当时西安形势已经命悬一线，冯玉祥一面加急行军，一面电令驻扎在甘肃平凉的老部下、“十三太保”之一的孙良诚先去西安解围。孙良诚火速东进，于十月上旬顶着刺骨寒风，强渡渭河，硬是扛住了镇嵩军的猛扑。十一月中旬，各路人马终于到齐，在冯玉祥的统一指挥下，一鼓作气击溃了镇嵩军，刘镇华仓皇败逃，这一天是1926年11月27日。

冯玉祥等人在五原誓师

次日，国民军从之前反攻时炸开的西安西北城角进入西安，冯玉祥肩抗铁锹第一个入城，随即开始了西安城的重建工作。杨虎城告诉冯玉祥：“早来一天，饿死一半，晚来一天，全城饿死”，冯玉祥不由感慨万分。

西安城内原先约有军民20万，到解围之时，战死、饿死者竟达5万，占了当时城内总人口的1/4。在冯玉祥的倡议下，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15日将旧皇城改为红城（即今新城广场）。

1927年2月，冯玉祥率众为西安死难军民举行了公祭活动，同时在红城北门外置地一顷辟为公园，冯玉祥亲书“革命公园”四个大字园名，内设万人冢、烈士祠和革命亭，供市民凭吊、纪念。革命亭上有杨虎城所写的对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后来谷凤鸣在书写时将“怨”改为“誉）。

冯玉祥除安抚、赈济西安市民外，还积极与中国合作，在军事、政治、财政各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接受苏联顾问和刘伯坚的建议，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并支持驻陕总司令部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用开展工作，训练军队，使饱经战乱的西安城重获新生。

为了纪念冯玉祥解救西安于水火之中的功绩，西安在城墙西北炸开的缺口处开辟了一个新的城门，命名为“玉祥门”，留存至今。

玉祥门

革命公园建成至今，转眼已近百年。往事如烟，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今人而言，它或许只是一座普通的公园，与随处可见的其他公园并无两样。但它又实在不是一座普通的公园。革命公园是一个符号，又是一座丰碑，它所代表和承载的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厚重历史。

“革命”一词，听起来非常高大上，但光鲜的背后却是沉重，是无数先烈为之付出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革命公园与杨虎城、李虎臣以及壮烈的“二虎守长安”一样，都早已融入了西安和西安人的血脉之中，这都是值得后人传颂、铭记、以及汲取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