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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鼎山2000年在上海

编者按：旅居纽约的当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前纽约市立大学资深教授董鼎山先生，于2015年12月19日上午在纽约去世，享年93岁。

今年2月董鼎山先生在美国《侨报》专栏发表《向读者告别！》一文，文中提到“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纽约客随感录》，恐是我最后一本书”，未想一语成谶。

董鼎山先生1980年代即在《读书》杂志开辟专栏，介绍美国文化、评介欧美作家与作品。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正欲冲破种种禁锢，去探研、了解外面的世界。董鼎山先生的文章，文笔雅致准确，议论辛辣、直逼核心，使国人眼界大开，可谓影响了整整一代读书人。其弟董乐山先生，为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剧评家，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西行漫记》等，均有广泛影响。兄弟二人，共同为一个时代的读者，打开了一扇窗。

下文选自《纽约客随感录》，我们借此文，表达对董鼎山（1922-2015）、董乐山（1924-1999）两位先生的敬意。

董鼎山与弟弟董乐山

十五年前，弟弟来信告我，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意请我们兄弟俩合写一本回忆录。他们的想法很新颖，要我与乐山（我在美国，他在中国），叙写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各自生活经验，一章一章地对照。我是于1947 年出国留学的，历年所过的是正常生活，在此期间，他则经受了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二十年入狱、下乡劳动种种苦难。我们的经历当然有天渊之别，惟一相同处是我俩都喜爱阅读与写作。我们连续不断地出版作品，到了后来做总结，他的成就完全超越了我的。我于1978 年开始，几乎每年回国一次，每次在遇到旧友新知时，总被介绍为“董乐山的哥哥”。他在文化界名气如此响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来。

遗憾的是，上述那家北京出版社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忙碌与我的懒惰给拖延下来。直到乐山去世，我才恍然领会到损失巨大。到2002 年，替我出版《纽约客书林漫步》的天津百花出版社主编李华敏女士约我写回忆录，我已因没有持久的精力长期写作而谢绝了。

半世纪分离造成兄弟间思想隔阂

明年（2009 年）一月十六日恰好是乐山逝世十周年，我不免细细回忆，要把我的感慨写下来。这十年来我常想，我是比他大了两岁的哥哥，怎么他会先我而去？如果他仍在世，我们间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少年时期，我们俩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是最亲近的，数十年的隔离，由于我们生活经验的差误，造成晚年的隔膜。

在他去世前两年，某次我们在他家谈话，他因我的一篇书评结论（我反驳那书作者认为中美战争不可避免的言论，我以为中美之间或有冲突，但绝不会发生核战），对我大发脾气。我深知他的嫉恶如仇的心理状态，并不与他争论。我了解他的思想过程，在此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不免回想起我们自童年开始的思想发展。我们相差两岁，在家中我是老二，他是老三。我们兴趣相近，自幼喜欢看书，给我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一本书是巴金的小说《家》。在那个反对旧礼教的故事中，他自比为较为激烈的觉慧，而我是较为温和的觉民。初中时期，我们狼吞虎咽地看了不少左翼著作。到了我十四岁在宁波的一家日报《时事公报》副刊首次发表文章时，他与我同样惊喜。慢慢的，我们都走上写作之路。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家迁往上海，我开始在柯灵所编的日报文艺副刊发表散文（第一个笔名是“坚卫”，因为那时作家多流行笔名），他也开始写诗，在报刊出现，他又学会了木刻，母亲常说他“比哥哥更聪明”。

乐山中学时代参加地下活动

1940 年代的上海所谓“孤岛”时期，是我们思想发展最快、写作最多产的时期。我们住在租界，抗日情绪激昂，我想就是在那时期，他暗地参加了地下活动（请注意我们都不到二十岁）。我们在那时向往“延安圣地”，凡有朋友偷偷加入新四军的，我们都很羡慕。同时我们作品的发表也更频繁；尤其是在敌伪统治之下，我们如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指桑骂槐的讽刺杂文，便觉得很痛快。乐山的智慧发展更是迅速，十八岁时他突然成为上海剧艺界最受尊重的剧评家。

我至今不能解释，乐山何以正在高中毕业之时，竟能写出对戏剧艺术有那么成熟见解的评论。今日我重读2001 年出版的《董乐山文集》（李辉编集）所收的《麦耶剧评》，仍能敬佩他的少年文才。在敌伪统治期间，未去内地留在上海的影剧文化人仍很多。看惯了好莱坞电影的知识民众因没有美国电影进口，苦闷得很，乃去话剧院找寻娱乐。剧艺界人士趁此机会，搬演出许多名剧，卖座不错。剧院生意兴隆，在报刊写剧评者也纷纷出现。乐山用了“麦耶”笔名，在当时销路最大的综合性刊物发表每月一次的剧评，大受文化界人士注意。通过他与剧艺界有名人物的交往，我也结识了一些名导演、名演员如黄作霖（佐临）、胡导、石挥、刘琼、乔奇、黄宗英、白文等。

1945 年8 月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退居重庆的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大批文化人回到上海，美国电影开始进口，上海文化界也起了变化。那年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考入《申报》当记者，刚二十一岁的乐山则自著名剧评家降为圣约翰大学二年级生。约大是以学生生活浮华、专爱舞会派对著名，乐山也不免予人以这种印象，但我相信他仍保持地下党关系。

董鼎山1948年在密苏里大学校园

在1945 年至1947 年的两年中，我在新闻界活跃，喜欢夜生活，也在著名小报《辛报》兼职。我自己觉得那是我整个生活最愉快的时间：白天采访（我是外交新闻记者），晚上与朋友们在夜总会相聚，有闲用“令狐慧”笔名写些迎合男女大学生趣味的小说，在朋友所编的畅销杂志发表。那时乐山有了女友，好像兴趣转移，专心学习英文，很少写作，只偶然写些小诗而已。

我于1947 年9 月离国前的最后职业是所办的《东南日报》本埠新闻编辑（该报原是杭州名报，胜利后移至上海），夜间上班，但每日下午仍有时间去南京路新雅茶室与文化界友人相聚。我们在茶室楼上有个固定大圆桌，朋友们随进随出，喝茶谈天，相互传达文化艺术消息，各自推荐文章找地方发表。由于内地文化人的大批返沪，上海剧艺界也随之变化，麦耶停止写剧评，从剧评家还原为大学生身份。我惊讶一个人在少年气盛时期的充沛精力，以及对知识吸收、精炼、运用的快速。他于十八九岁时所写剧评文字，我今日读了还是觉得十分老练成熟。

二十年苦难中仍有优秀译作问世

我离开上海后，乐山接任了我在《东南日报》的夜间编辑职务，后来又一度当过中央社记者。两年后上海“解放”，他恰在美国新闻处任职。这个履历后来就成为他在反右运动与“文革”时期遭受折磨的原因之一。在二十年（自1956 年至1976 年）入狱下放苦难时期中，他没有放弃工作志趣，暗中与几位友人合译并独自编校了美国名记者威廉·夏伊勒所著的德国历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获准出版后（先是内部读物）名气大扬。

上述一段是我在后来才知晓的。当我于1978 年回国之前，《第三帝国的兴亡》巨大翻译工程早已在美国文化学术界对中国有兴趣人士之间引起一阵骚动。那年是我离国三十一年后首次返回祖国，乐山与其他亲属在上海火车站（当时我们是自纽约飞香港、从广州乘火车抵沪）迎接我们一家三口。我立时提出必要到北京去看看，乐山一口应允办到。

在北京皇亭子新华社简陋宿舍一个宿室（是他家三口住所）中，我索看他的译本，乐山在我们挤坐的小木床（房中没有座椅，只有两个木床，一个小桌）床褥下抽出三集破破烂烂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译本，我不禁一阵辛酸，一面敬佩他在艰难环境中的成就，一面悯怜他们生活条件的苛刻。那时，落实政策后的他已被调至外国语学院教授英文，而且也是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专家、新闻研究所教授。我马上看出其间的讽刺意义：他因熟悉英文与懂得美国而遭难。他又因同样原因而被重用！

通过他与知友冯亦代，我于1979 年开始在新出版而且内容开放的杂志《读书》上写一个介绍美国文化与文学的专栏。他也开始不断出版不少近代美国文学名著的译本（在1980 年代间，他是中国名气最响亮的翻译家）。从此，我几乎每年回国一次，应邀讲学或探亲，每见到他，我总觉得他好似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1981 年我邀他来纽约我家住留三个月，谈话机会多得很，但一提他的受折磨经历，他就闭口不谈。他对美国的新奇也似乎没有兴趣，不时在客厅踏方步深思。某次我说要带他到纽约文化界出名的格林威治村散步，他竟没兴趣。

董鼎山（左）和董乐山在外滩合影

最后见面竟是不欢而散

1997 年4 月，我在香港的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名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新著《即将来临的中美冲突》的书评。我的结论是，中美或会冲突，但不会发生核子战争。五月我去北京看乐山，谈到此文，他对我的意见不以为然，厉声把我大骂一顿，斥我是帮政府讲话。而我只不过是发表读后感而已，预测未来核战不可能发生，不然全球毁灭，同归于尽，什么善恶、什么爱恨都没有了。对他的责骂我闷口不言。不料那次竟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两年后，他因肝癌逝世。他的儿子亦波曾自美赶去送终，回来后我问他爸临终时有没有给我留言，他说没有，我听了非常伤心。

有本杂志2001 年八月号发表了主编对我的访问记，我也提到我们兄弟最后不欢而散的一场。不料有人看到此文，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他显然也曾受过折磨，但在思想上仍保留了“文革”气氛的熏陶，现在到了美国，他可自由发挥，他嫉恶如仇，犹如乐山。他说他很敬重董乐山，我当然听了高兴；他指我所发表的文章持有“许多左倾观点”，不值我弟弟的敬慕。由于他在文中做人身攻击，我不屑作答。但我认为这类“亲我者友，逆我者敌”的态度，乃是最暴虐的“文革”时期所遗下的余毒。那位显然自己吃过苦头的人，在进入自由环境下竟不能去除如此骂人态度，令我可惜。

乐山是个聪明人，某次我们讨论在思想与行为上，左右两派若走极端会产生的结果，我们同意，到了极端的终点，左与右的思想相遇，都是一样的不容自由思想的发挥。这是真正的乐山，我的弟弟。

（以上摘自《纽约客随感录》）

作者简介：董鼎山，当代著名散文家。1922年出生，浙江宁波人。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7年赴美，历任报刊编辑、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现为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

董鼎山先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读书》杂志撰写“西窗漫记”专栏而早已为大陆知识界所熟悉。在大量介绍欧美文学界、出版界潮流资情的同时，董先生将人生的感受、文学的体验与睿智的分析相结合，“对中国文学欧美文学通盘吸收消化之后酿造出他自己的蜜”。2000年，董先生获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终身成就奖”。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收录了作者近年发表的部分随笔和文学评论。文章有的批评或引介西方文学作品及文坛翘楚，如对V.S.奈保尔和诺曼•梅勒的生平轶事的全面描摹；或借文学作品对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予以毫不客气的披露，如批评CIA笨拙无能、曝光戴安娜悲剧内情、揭露君特•格拉斯的隐私等；或故旧忆往和评议世情，如对弟弟董乐山，以及故交巴金、英若诚的回忆。

董先生文笔轻松雅致、准确精到，议论辛辣、直逼事件核心，文章读过，他的形象仿佛已由作家变为记者——似乎总是亲临其境地采写到最吸引眼球的素材。对于国内读者而言，本书内容新鲜而精彩，兼顾可读性与资料性，同时也有助于开拓视野、了解优秀外国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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