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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末，这一年下来，该如何总结今年的中国经济是个问题。并且，展望明年，中国经济又将何去何从？
上周末，世界银行发布2023年中12月份中国经济报告。对2023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做出了全方位评价，并且对于明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直接的问题和建议。以下是报告主要内容。
2023年中国经济活动有所回升，但复苏依然脆弱。在服务需求、弹性制造业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刺激的推动下，2023年前三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加速至5.2%。经济重新开放的初始阶段引发了第一季度经济活动的激增，但增长势头在第二季度迅速减速，然后在第三季度温和复苏。不稳定的增长表现，加上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和仍然疲软的消费者信心，表明复苏仍然脆弱。
受到疫情后被压抑的服务需求的推动，消费是主要增长动力，而商品消费则滞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弹性抵消了房地产投资的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由于外部需求疲弱打压出口，净出口收缩，而进口则有所改善。
尽管如此，从大流行中恢复仍然脆弱。经济重新开放的初始阶段引发了第一季度经济活动的激增，但增长势头在第二季度减速至年化2%，然后在第三季度恢复至5.3%。这种不稳定的增长路径表明复苏持续脆弱，反映出短期阻力，包括消费者信心疲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和出口疲软，但也包括持续的经济失衡等结构性因素。
消费复苏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和被压抑的服务需求的释放，但受到收入增长和消费者信心疲弱的影响。而劳动力市场状况正在改善，失业率从2月份的峰值5.6%降至10月份的5.0%，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1-9月城镇就业人员累计净增1020万人。
然而，这些就业增长主要是由低技能服务行业招聘增加推动的，但并未与收入增长成比例。2023年前三个季度的工资增长率为6.8%，仍低于大流行前8%以上的水平。此外，由于低线城市二级市场房价较2021年峰值下跌逾10%，一些家庭的财富大幅缩水。这些因素加上将劳动力市场收益转化为情绪改善的时间滞后，继续影响消费者信心和支出。零售销售增速从上半年月平均1.4%放缓至7月至10月的仅0.1%。有限的社会保护和持续的不平等等结构性因素也抑制了消费。
与2020-22年相比，国内投资增长速度较慢，主要是由于房地产行业持续面临挑战。由于住房需求疲软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困境，房地产投资继去年下降 8.4%后，在2023年前10个月下降了7.8%。为房地产提供投入的上游行业的投资也在下降。相比之下，制造业投资总体保持弹性，特别是在汽车、电气和电子机械领域，部分原因是相对强劲的需求和政策支持。与此同时，基础设施投资受到政策支持的支撑。
尽管政策放松，但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中国的住房需求依然低迷。今年前10个月，新房地产销售价值同比下降4.9%，销量同比下降7.8%。占中国房地产市场约80%的二线及二线城市的下滑更为明显，这些城市的房价环比持续下跌。尽管降低首付比例、降低贷款利率等需求侧宽松措施落地，但市场仍未企稳，说明这些政策尚未有效解决住房需求低迷的问题。需求疲软的部分原因是疫情后收入前景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住房交付的担忧，但人口变化和城市化进程放缓等结构性问题加剧了这一问题。
住房需求放缓和开发商面临的高杠杆掩盖了近期的政策支持。今年10个月，房地产竣工量同比增长近20%，得益于超过5000亿元的政策支持预售滞销项目。 与此同时，开发商继续面临资金压力，募集资金同比下降超过13%。这种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开发商的高债务困境和住房需求放缓，而购房者对按时完成预售房屋的信心丧失则进一步加剧了后者。房地产投资持续萎缩，1-10月份房屋开发投资和新房开工分别下降9.3%和25.4%。
在脆弱且不平衡的复苏中，消费者价格通胀仍然较低。自2023年4月以来，总体通胀率几乎没有增长，而2022年的增长率为2.0%。7月和10月，两年多来首次陷入通货紧缩区域。下降的原因是商品价格下跌抵消了服务业通胀走强，反映了消费者需求的不同趋势。房地产行业疲软导致租金成本和家用电器价格低迷，而汽车制造商争夺市场份额而降价则增加了价格下行压力。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同期核心通胀率徘徊在0.7%左右，持续低于疫情前1.6%的水平。
生产者价格通缩持续存在，但近几个月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有所缓解。PPI通胀已持续一年处于通缩区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工业需求持续低迷。房地产行业的长期低迷导致需求疲软，尤其是金属、水泥、工程机械等上游行业。然而，近期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趋势缓和了国内工厂出厂价格的收缩。
商品出口继续下降，反映出在全球需求从可贸易商品转向其他商品的情况下，外部需求疲软。2023年10个月，货物出口同比下降5.6%，而去年同期增长11.1%。 各行业和各贸易伙伴的出口均出现广泛恶化，但对东盟国家和欧盟的出口最为严重。各个产品组都出现了收缩，但高科技制造业收缩最为严重。与总体商品出口相比，自2020年8月以来，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汽车出口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中国汽车工业不断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商品进口也继续下降。2023年前10个月，进口同比收缩6.5%，而去年同期增长3.5%。出口部门加工进口需求低迷、国内商品消费低迷以及房地产投资疲弱导致整体进口下降。
服务出口收缩，反映了运输服务的下降，而服务进口因出境旅游复苏而增长。2023年前三季度，服务出口同比收缩13.5%，主要是由于金融服务、入境旅游和运输服务出口持续下降，反映了货物出口和货运价格的下降。相比之下，由于国际旅行恢复后出境旅游有所反弹，服务进口增长了15.3%，但尚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2023年前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下降，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出境旅游恢复推升服务贸易逆差。随着全球商品需求下降和出境旅游回升，疫情期间中国净出口的一次性增长现已减弱。这些措施将净出口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22年同期的3.4%缩小至2023年前三季度的2.2%。来自国外的净收入有所改善，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1%降至0.6%。结果，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从去年前三季度2.3%的高位下降至1.6%。这反映出经常账户盈余逐渐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
由于资本外流和对外投资增加，金融和资本账户赤字扩大。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利差不断扩大、商业不确定性依然较高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抑制了外资流入中国。2023年前三季度，FDI流入量占GDP的比例从去年同期的1.1%下降至0.1%。 经济重新开放后，前三季度FDI流出量占GDP的比重也增至1.1%。相比之下，包括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品和其他投资在内的非FDI净流出预计在2023年前三季度总共仅占GDP的0.4%。总体而言，金融和资本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22年前三季度的1.3%升至2023年前三季度的1.4%。
资本净流出和美元普遍走强继续对人民币构成压力。尽管经常项目顺差强劲，人民币兑美元平均贬值4.5%，但2023年前11个月按贸易加权计算仍保持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略有下降，但仍高达3.1万亿美元。
土地租赁疲弱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1-10月，合并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5%。尽管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7%，但综合收入增长受到前10个月土地租赁大幅下降20.5% 的影响，导致人们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日益加剧。土地租赁收入是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收入来源，其疲软继续阻碍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1-10月，合并财政支出同比下降1.2%。总体而言，与去年相比，财政政策不太宽松，截至10月，综合财政赤字占GDP的4.5%，而2022年同期为GDP的5.5%。
为了应对持续的脆弱性，财政支持力度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融资约束。中国立法机构批准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0.8%）中央政府特别国债，用于支持自然灾害恢复和防灾减灾，有效地将今年综合财政赤字目标从占GDP的6.4%提高到7.2%。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将全额承担这些债券的本息偿还责任，从而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今年以来，中国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有限。 在通胀压力较低的情况下，适度下调主要货币政策利率以支持经济。 同时，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3月初，中国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25个基点，9月份又进一步下调了25个基点。尽管如此，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利率上升和资本外流风险可能会限制货币宽松的空间。自2022年4月以来，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相应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一直为负。
政府债券的强劲发行带动了信贷增长。10月份非金融部门信贷同比增速已提高至9.3%，尽管低于2022年的9.5%。政府债券发行激增是近几个月信贷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相反，企业贷款和企业债券发行增长放缓，反映出信贷需求疲软，尤其是来自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需求。尽管现有抵押贷款利率下调和首付比例下降刺激信贷需求小幅增长，但家庭长期贷款的扩张仍落后于历史轨迹。与此同时，随着信贷增长超过名义GDP增长，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与GDP之比（包括对外借款）已升至GDP的300%左右。
预计2023年实际GDP增长将恢复至5.2%，比6月的预测低0.4个百分点。 尽管预计将增长势头短期内企稳，但受消费情绪逐步复苏及政策刺激影响，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以及外需持续不温不火，短期前景黯淡。预计2024年和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分别放缓至4.5%和4.3%，这既反映了短期阻力，也反映了增长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日益增多，包括债务水平高、人口老龄化和持续的经济失衡。
总体通胀预计将温和上升。 由于消费持续复苏，服务业通胀预计将持续上升，总体通胀预计将同比上升至 1.5%，而食品价格预计将因猪肉价格触底反弹和高基数效应减弱而反弹。
未来将面临相当大的下行风险。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持续时间可能比预期更长，从而影响消费者信心和支出，并给上游供应商和债权人带来压力。这将进一步挤压地方政府收入并抑制公共投资。从外部来看，由于金融状况紧缩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经济很容易受到全球需求疲软的影响。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和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有所增加，也构成了下行风险。相比之下，强于预期的政策支持和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进展可能会带来上行风险。
中国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和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以对冲增长下行风险、遏制通货紧缩压力并恢复信心。鉴于地方层面严重的财政约束，将更大比例的刺激融资措施转移给中央政府将扩大必要的财政空间。最近通过的预算修正案设想使用国债为自然灾害恢复提供资金并增强救灾能力，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进展。 然而，要解决地方政府财政结构性失衡、有效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还需要深化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这应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企业和财务重组，例如通过分拆，甚至可能剥离纯商业资产。同样，在房地产行业，短期监管宽松和流动性支持需要辅之以制定解决企业债务过剩的框架。
在人口老龄化、预防性储蓄升温以及首付分配再平衡的大背景下，中国投资减速是近年来整体增长放缓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在总投资增速回落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房地产长期低迷导致房地产投资持续大幅下滑，近两年累计下降18%。相比之下，回报普遍较高的制造业投资则更具弹性，同期累计增长了 16%。制造业投资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低碳技术等产品需求激增的回应，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对半导体等优先制造业部门日益增长的支持。
然而，中期GDP的强劲增长需要的不仅仅是坚实的制造业投资，还取决于更强劲的消费增长。由于房地产开发商资产负债表的限制和住房需求的长期下降，预计房地产投资将保持低迷，因此，即使制造业投资保持弹性，中国的总体投资率也可能稳定在疫情前的较低水平。虽然投资减少是中国经济必要调整的一部分，但消费增长需要加速，以弥补总需求增长放缓。虽然投资转向制造业带来了资本配置效率的短期改善，但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大和国家支持力度的加大可能导致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和效率低下。
结构性改革对于加速实现更高消费的再平衡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风险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最近发表声明后，重新关注实施结构性改革，采取具体措施加强法治、独立执行法规、促进竞争和确保公平竞争环境，有助于确保资源分配给最具生产力的部门和企业。深化金融改革将增强金融中介市场化。提高财政体系累进性、改革户口制度、培育普惠金融等措施将支持居民消费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