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教育、万国教育国际汉语教师招聘

近世以前，日本主要受华夷式和佛教“五天竺说”世界观影响，对海外的认识还夹杂着《山海经》描绘的神话传说。而随着传教士的活动和通商往来增加，近世的《华夷通商考》《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虽已梳理了与之通商和往来地区的地理、物产、人群生活方式、沿革等，但仍有穿胸国、狗国、小人国、君子国、女人国、无肠国之类的怪诞记载。直至兰学兴起，日本对世界的认识才逐渐摆脱闭塞状态并逐渐与西洋接轨，到幕末时期已有形形翻译介绍海外史地知识的书籍。

由于海外史地书籍主要来自西洋，一般都将这类著作称为“泰西史”，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西洋纪闻》，山村才助的《订正采览异言》《西洋杂记》等史著业已对海外史地知识进行了介绍，已成为“日本的西洋史学之嚆矢”。在《西洋杂记》中已经有关于“世界开辟之说、洪水及圣人诺亚之说、巴比伦空中花园、西洋古今四大君之说、巴比伦及波斯二大君之说、希腊大君说、罗马国大君之说、西洋中兴革命、诸国年号”等内容，受到其影响，幕末出现了佐藤信渊的《西洋列国史略》、斋藤竹堂的《蕃史》、大槻西盘的《远西纪略》等。而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由“黑船来航”驱使日本被迫开国、“攘夷”的急务催生出来的箕作阮甫的《八紘通志》，魏源的《海国图志 · 筹海篇》，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等关于西洋近代以来情势的书籍，不仅促使朝野上下加强了对西方殖民情势的了解，也为摆脱封闭锁国状态、效仿西洋走富国强兵道路打下了基础。

自1870年（明治二年）西村茂树翻译爱丁堡大学教授泰图尔的《普遍史》（Elements of General History）首先使用了“万国史”一语，而后各类介绍海外的书籍皆以“万国史”为名，明治时代遂迎来了世界史教育的“万国史时代”。所谓“万国史”，就是以国家为单位记述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过程。而明治政府和文部省之所以在小学阶段就引入世界史，是想通过万国史教育让日本人从小就从世界的角度认识日本的位置，通过对世界自古至今局势的了解，让学生发奋努力，最终达到保持国家独立，并与西欧列强为伍迈入近代国家行列的目的。

“万国史时代”实际上承接了幕末《西洋事情》《坤舆图识》等史地著述，其工作主要是翻译西洋教科书、介绍19世纪欧洲流行的普遍性史地知识。当时有影响力的教科书大多都照搬了19世纪欧洲的世界史记述，无论是以道德主义为中心的普遍史，还是以启蒙主义为中心的文明史，都摆脱不了18—19世纪西方研究亚洲呈现出的“停滞—专制”意象。

乔治 · 萨尔编纂的《普世史》虽然将记述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但在记述波斯历史时，依然强调其专制王权；孔多塞认为中国“科学中的一切进步都停顿了；甚至于以前各个世纪曾经验证过的科学知识，有一部分也在后世消失了，而人类的精神沦于愚昧和偏见之后，就会在这广大的帝国中注定成为一种可耻的无所行为”。赫尔德宣称中国、印度和美洲只有停滞不变的文化。黑格尔也认为中国“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兰克把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贬斥为“永恒静止不变的，对探求世界历史的内在运动的历史学家而言，毫无意义”。而魏茨在《普遍史概观》中，将无文字的时代归纳为史前时代，他认为史前时代即已存在的高加索人、蒙古人、马来人、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南美人、澳洲原住民七大种族中，只有高加索人进入到历史时代，带有浓厚的雅利安至上主义倾向。

“万国史”授课的主要对象是12岁以上的四年级学生，起初使用的教材是西村茂树的《万国史略》（1869）和寺内章明的《五洲记事》（1871），但由于记述西洋的内容仅限于古代和中古，不太符合明治时代学习近代西洋的急务，故文部省开始吸纳学者翻译的成果编纂教材。而在众多万国史著述中，1876年西村茂树所编《万国史略》较多涉及近代西洋情势，因此被推广到中小学校。

《万国史略》按西洋世界史阶段划分法将世界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和近世三个阶段，上古部分以大洪水为开端，东方国家涉及巴比伦、埃及、波斯等，而自希腊、罗马之后，历史记述完全围绕西洋史展开，虽然在中世和近世包含了世界和印度、土耳其，但篇幅极少。序言就以三权分立和自由主义为“政治正确”，直接指陈“亚细亚之诸国非君主独裁则官吏握权，非偏私之政则任意之改，其富贵隆盛不及欧罗巴者，虽原于人种之异，亦未尝不在由立政之不得其道也凡例亦直述其采用西书并省略了中、日的古史，“原书为苏各兰人弗拉撒戴多拉所著，其书辞简意深，因而便初学者，更采用阿尔兰人迭罗尔、米利坚人以马维拉、荷兰人文聂著书，以务平易，主要为西史读者作阶梯”，“此书虽题号万国史，本邦及之史皆略”，因此它几乎是当时西洋人普遍史的选译本。而其开篇也因袭了普遍史以基督创世为世界开端的书写，“西国古史曰，天地未成之前有灵妙不测之上帝，仅五日之间造天地万物……造人以统辖海鱼飞鸟昆虫，其人名曰亚当。又造妇人，名曰夏娃，以配亚当，是为人类之始祖”。上古卷记述波斯体现了明显的“东方专制主义”倾向，“波斯国之政体为无上之君主制，国人尊敬人主如神明，人主之意为国人之决意”。对于希波战争的记载，也完全站在了雅典的立场将其视为促进西方变革和波斯衰弱的转折点：“希腊人长久抵抗波斯之兵，遂招扑灭，然此乱则成他日世界大变革之基……大流士王，雅典助以阿尼之叛民，其怒遂欲伐希腊本国……大流士遂计决击欧罗巴，自是希腊结诸国兵连之祸数十年，却终招致波斯之衰。”

在近世篇章中，《万国史略》详述了印度土兵起义，但它却将其视为“犯上作乱”：“1857年5月，此民急起作乱，兵进德利……土民彪悍善战，诸部乱兵遂逐英人，悉聚冈坡尔（加尔各答）以张其气势，乱兵在此等地捕英民，无论老幼男女尽杀之……明年三月哥林干布伯兵将来援，遂破乱兵救守兵，是乱民之起渐衰淡，至六月终归平静，巴力门（国会）遂根据此乱建议改革印度商社、法制，印度之地全为英国之王所有。”众所周知，詹西女王和印度土兵起义是反抗英殖民者的民族觉醒运动，但西村所编的教科书却显现出“欧化”立场。全书关于中国的部分仅存在于英国殖民史章节，它描述第二次战争“广东之都督捕英船之中水夫，英将以人玷辱英国旗之罪责赔偿，人弗听，英水帅之将赛模尔与法兰西海军共同炮击广东城……英法二国入之白河天津据之，北京城大震，于是人与英法二国定和议之约，遂许欧罗巴人通行全国……”，原本英法滋事进一步挑起的战争被其记述为由中国挑起，而中方节节败退丧失主权也被刻意强调，意在引以为戒以突出日本全面学习西洋保持独立的迫切性。

同一时段师范学校编《万国史略》，相比西村茂树的教科书专门列出了亚洲版块，突出了亚洲在世界史教育中的重要性，在介绍时还配有绘制的插图以便学生更加形象地理解。亚洲部分首先介绍的是“汉土”，大槻文彦在“例言”中称自古中国与日本的交通往来最为密切，故“汉土之部，当特别详述”。中国史部分多采自幕末天明年间（1781—1788 年）刊印的《十八史略》，记述始自三皇五帝，并没有消除中国史前神话，强调三皇五帝时期已经摆脱蒙昧状态，突出德治天下的合理性。“黄帝为王时，作文字设文武百官，制文字、货币、天文、历算等，又养蚕传舟楫之利，殆进开化之域……尧为天子都平阳，推至德修善政，遂举舜让位，舜为颛顼六世之孙，崇孝德，尝耕历山……举善退恶，政事大治，终受禅……有禹者治水土，至是功成，定九州贡赋，又敷人伦五常，国内泰平至极……国人至今尊崇尧舜，称其大圣人”，还具有道德史观的影子。与《十八史略》不同的是，它将匈奴、拓跋、沙陀、蒙古、女真的发展历程融入各个王朝，削弱了华夷之辩，对忽必烈、康熙和乾隆推进中国文明的全面盛世做出了肯定性描述，“世祖之时，朝鲜、满洲、蒙古、交趾、印度及亚细亚过半皆入其版图，实无前古之举，后数世相继皆贤君，国内无事而归，崇儒学又信佛法，后又历数世国势尚治，多出学者”，“ 圣祖即位改元康熙，遂平台湾而全国尽平，因制度兴文学……历世宗至高宗改元乾隆，清达太平文萃至盛”。

保留三皇五帝记载和突出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重大贡献，也体现出明治初年并没有否认中国文明曾经的辉煌，这与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史书写有着较大区别。印度部分突出蒙受外族征伐历程，尤其强调莫卧儿时期因为各土邦分崩离析而沦为英法的殖民地，“土侯分裂，各居留者求救于英佛，相互攻伐，英佛人亦乘机假兵力夺土地，终致莫卧儿覆灭……现今国内八九归英国管辖，英国分州县，置副镇台”。在记述波斯时也突出其由古代强国转为近代羸弱之国的历程，“近来让境，又屡遭鲁于亚国侵扰，国疆愈缩小，现今情势至急”。而它将阿拉伯归入“亚细亚土耳其”部分，一方面突出中世至近世阿拔斯王朝的军事实力，“唱号法王，拥门徒数万，遂以兵力逼四邻，暴势兼并近邻……纪元638 年之时，其版图甚大，东至印度波斯鞑靼内地，西至亚非利加，北包西班牙，以太利南部及地中海诸岛皆尽归之，权威震动世界”；另一方面又突出由于各王纷争导致被蒙古所征服，“三子不亲不睦，屡生战斗，邦土更为分裂，土耳其、波斯、鞑靼等皆叛独立，法王权威全衰，后仅保其都城近傍之地，数世守空位，纪元1258年终为蒙古攻破巴格达府”。奥斯曼土耳其的内容则放在了欧洲部分记载，大概是因为当时并未弄清信仰教的阿拉伯和奥斯曼之间的差别。值得一提的是，教材的年代记述完全使用了公元纪年，这也是受西洋普遍史的影响。

此时的万国史教科书还有木村一步选译的《低洛尔万国史》。木村一步之所以选择泰勒的《古代与近代历史手册》作为中学万国史教材，是因为其剔除了神学以上帝创世作为世界起源的内容，更多记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更符合“文明开化”时代的启蒙所需。与之前《万国史略》强调神学和政治兴亡史观而忽略通商史相比，《低洛尔万国史》以文明在各国的演进为主线，围绕西洋诸国历史展开，仅在上古史部分涉及小亚细亚和巴比伦，从山川河流、地理区域、物资产业、政治制度等领域记述东方文明。“巴比伦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多量产谷物，其收纳多数的地方可较其他地区多二百至三百倍，盛产胡麻、橄榄、葡萄之类，多产棕榈树，多采果实制酒、砂糖、蜜糖”，这已经具有了启蒙主义和文明史色彩。然而，泰勒以西方文明论视角对亚洲的描述并非完全客观，在19 世纪“西方=文明”“东方=野蛮”的普遍性偏见下，少有的亚洲记载也被打上了专制集权的印记，“以国王的命令来制定法律，虽然法律遵循旧例，但可通过国王旨意擅自废止，国王为政教之主，人民像对神明一样崇敬国王……教式残忍暴戾，以人为牺牲……”。对古代亚欧大陆各文明的记载基本上遵循了上述风格。而受到16 世纪以来欧洲国际关系强调“主权国家体制”的影响，第六章以“宗教改革、欧洲诸国家体系之始”为题，并将这视为近代世界体系的出发点，更突出了民族国家和主权至上的法则。

总体来说，明治初年的万国史吸纳了19世纪普遍史的书写方法，关于世界上古史的记载还上溯到各国远古的神话，体现出神创世的理念。

它起初树立起以普世主义和道德主义为衡量标准的普世史观，还掺入了近世儒家兴亡盛衰论，以各国盛衰的历史为明治政府提供借鉴。但随着欧洲民族国家近代化的深入及殖民主义的加剧，这种普遍史观又蜕变为将亚洲视为停滞、将欧洲视为进步的欧洲中心论。它虽围绕“万国”主线书写，网罗了当时包括殖民地在内的主要国家自古以来的历史，但由于“欧洲中心论”总是戴着居高临下的有色眼镜来记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正如如是闲称读这些史著时，“亚洲人都是偶像崇拜者这句话总烙印在脑中”。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期”，对于普遍史的接受也是选择性的，此时“流行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及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巴克尔和基佐史学代表着新时代的史观作为进步思想得到官僚意识形态的倡导，在‘文明开化’的唯物实利主义风潮之下，原本锁国禁教时代萌生的史观及由史学促动而树立的日本早期西洋史，最终被忘却了”。文部省有选择地淡化了神学史观，加入了文明论与进步论，随着自由民权运动和“文明开化”的深入，世界史教育迅速进入到“文明型万国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