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新天际教育(石家庄新天际教育机构在哪)

最初在朋友圈里刷到那条“双减”政策落地的消息时，宋言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培训机构员工，他亲眼见证了这个行业加速升温到烈火烹油的全过程。尽管一直以来“减负”呼声不断，校外培训依旧高歌猛进。今年7月24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这份被形容为“史上最严减负令”的文件，措施之严、力度之大都完全出乎了宋言的预料。

“双减”之下，未来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校外培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面前的一道生死考题，而需要对这道题思考并作答的，并不止是教培行业本身。

校外培训面临“洗牌”

新学期伊始，宋言所在的校区依然处于放假状态。这是一家石家庄本地的老牌教培机构，主要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辅导。在过去，暑假一直是他和同事们最忙碌的季节。

配合疫情防控的需要，8月5日起，石家庄市暂时叫停了所有校外培训机构的线下培训活动。即使将来线下课程恢复，根据新出台的“双减”政策，校外培训机构也将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9月初以来，石家庄学而思培优、新天际教育、大桥外语等机构先后宣布将秋季课程调整至周中合规时段，周末不再开设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课程。

寒暑假和周末历来都是校外培训的“主战场”，这些时段不能开设学科类课程，课时将大大缩水，而场地、人员之类的成本支出并不会因此减少，机构的日常运营可能很难维持。培训机构大多采取预付费的方式，宋言说，目前家长们对于续费都很谨慎，“想等等看哪个机构能活下来。”

有的机构已经退场，更多的选择观望，还有一些在谋求转型。秋季开学后，一些培训机构的课表上出现了更多美术、创客、体育等素质教育类课程。

“大部分机构都在想办法转型，但转型素质类教育并不容易。”宋言解释，一方面是师资问题，教语数外的老师不可能去教音体美，人员需要重新招聘和培训；另一方面是家长的意愿，家长们原本就是为了提高成绩才选择校外培训，是否愿意为兴趣类课程埋单尚未可知。

尽管我省关于“双减”政策的落地细则尚未出台，但另一只靴子的落地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宋言分析，如果未来政策进一步收紧，一些大型机构或可转向其他赛道，而业务领域仅限于学科培训的机构可能很难存活，机构与人员的“洗牌”在所难免。

某招聘平台发布的《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21年7月求职的原教培从业者中，51.4%已为离职状态，从事“教师/教务”岗位的求职人群占总体的70%。61.6%的求职者依然期望能够继续从事教培行业，而行政、人力等岗位成为转行的首选。

七八月份，宋言的同事中已有数十人离职。有些教培老师去了私立学校，也有人彻底改行，去卖车、卖保险或者做房产中介，甚至干起了餐饮。

宋言是选择留守的那一部分，在业内深耕多年，他想等一个结果。比起教培行业的未来，他对个人职业出路的看法倒是相对乐观。在他看来，教培从业人员比较年轻化，比起其他行业学历也都偏高，承受得了这个行业原有的工作压力，在就业市场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补习老师眼中的

教培十年

在此之前，教培行业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辅导老师排得满满的课表，也是学生被补课填满的课余时间和家长不断追加的教育投入。本该作为学校教育“影子”的课外辅导，是如何发展到这样“全民补课”的局面的？

张益，一位资深补习老师，十余年补习生涯，亲历了这个行业狂飙突进的发展历程。

进入教培行业前，张益曾是一所县城中学的教师。“那里无所谓素质教育，就是管得严。”作为老师，平时要管纪律、管卫生，事务性的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接受不了如此的环境，他离开县城，来到石家庄做了一名补习老师。

在张益看来，比起学校，教培行业是个更能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满足了自己心里的“小虚荣”——你的课讲得越好，越能吸引学生，学生有了进步，家长觉得“你太有本事了”，就更愿意投入，你的收入也会增加。“理想、工作和收入都是挂钩的。”

张益刚入行时，请家教或上补习班还只是部分学生的选择。补习机构纷纷到学校门口发广告或给家长打电话，还处于扩张招生的阶段。大概到了2013年左右，情况反了过来，家长们开始主动寻找补习机构，寒暑假报班渐渐成了习惯。

“家长的意识变了。”张益如此分析“补习热”出现的原因。这一代学生的家长以70后、80后为主，见识过教育对个人命运的改变，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更高，对教育活动的介入也更多。与此同时，传统家校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家庭教育分担了更多教学功能。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赖越来越深。

这些年来，尽管相关“减负”措施时有出台，但由于对校外培训的监管力度不够，学校内部单方面的减负很容易变成“校外加码”。培训市场火爆程度一直有增无减，补习班不再是培优补差的“小灶”，而成了所有学生日常教育的“标配”。

近几年张益发现，高分学生对课外补习的投入越来越多，而且表现出了更高的意愿。“原来只要考上大学就可以了，现在还得是985、211。”中高考的竞争日趋激烈，一直蔓延至小升初、幼升小，助推着教育“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将所有学生和家长裹挟其中。

张益与多个知名培训机构都曾有过合作，后来他选择了单干，主要是可以不受机构课时的束缚自由安排教学计划。在他身边不乏家教做大后自己开办机构的同行，比起经营，他还是更喜欢做老师。“学师范的大概都有点儿理想吧，我的理想大概还停留在教书育人的阶段。”

让教育回归教育

2020年，应届毕业生安安入职了一家知名在线教育企业。

“疫情期间不好找工作，就去了。”安安说，她身边的很多朋友毕业后都选择了类似的职业，“底薪5000元”对应届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段时间正是在线教育大肆扩张的阶段。新冠肺炎疫情让在线教育产业成为资本竞逐的风口，一时间大量资本和人才纷纷向几家教育巨头聚集。安安入职后曾参加过一次团建，一起合影的有大几百人。

安安的职位是辅导老师，主要负责课前课后的直播和课后的服务，“除了正课两个小时主讲老师讲课以外，剩下所有工作都是我们来做。”她带了200多名学生，每天都要一一与家长沟通反馈，工作强度大、时间长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令她崩溃的是续费期。安安说，自己名义上是老师，但一到续费期基本上课程都不怎么管了，就是挨个打电话催家长续费，一天能打70多个电话。有时候她每天要给家长发二三十条微信，直到被对方拉黑。

安安表示，其实公司的课程本身还是不错的，但这种洗脑式营销方式让她很难接受，而且这份工作让她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做了不到一年，她就从公司辞职了。

这样的营销方式也是在线教育最令人诟病的乱象之一。资本驱使下，在线教育企业迅速“跑马圈地”，贩卖焦虑、过度营销、抢占流量，重心已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双减”政策的出台为这场资本狂欢踩下了刹车。“双减”意见中明确，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教培市场“去火降温”，能否让教育回归教书育人的本来？

“我觉得我干的是半个心理医生的活儿。”李丽在石家庄一座居民小区内开着一家托管班，在校外培训行业中，这是最底层的存在。她的学生主要是小区邻居的孩子，或是拐了不知多少道弯的“远房亲戚”，大多数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学习特别差。

李丽发现，“成绩差”只是结果，其原因很多时候并不在于学习本身。曾经有一个孩子总是以惹老师生气为乐，李丽和他深谈后了解到，作为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差生”，他平时在班级中一直是边缘化的存在，只有在挑衅老师的时候才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聊着聊着孩子就哭了”。

业内人士认为，校外培训的需求，其实来自学校教育的不足。“双减”是一个系统工程，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效果，关键还取决于学校教育能否最大程度地满足教育需求，不仅要满足共性的学业需求，还有培优补差等差异化的个性需求。

另一个赛道

“双减”政策落地，让周翠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预期。

她是石家庄一家美术学校的校长，长期从事美术教育的课外培训。周翠眼中的美育，一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力，二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她认为这在每个人的全面素质中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会影响到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常说美术是学校里的副科，人生中的主科。”然而一直以来，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中，留给美育的空间太少了。

在开办培训机构前，周翠曾在学校里教过10年书，她说我们的美术课本其实编得特别好，但音体美作为副科，很难按照计划完成教学。而家长们给孩子报校外培训时，也一样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四年级是个分水岭。”四年级之前，孩子或许还可以有些兴趣爱好方面的投入，而四年级之后往往就投入学科教育中了。

“双减”政策要求学校在课后服务中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而把周末和节假日从学科类教育中空出来，留给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时间，这让周翠感觉很美好。当然，这样的愿景能否实现，还要看“双减”能否从根本上扭转基础教育应试化、竞技化的倾向，突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

周翠说，我们以前教育有些过紧了，现在至少可以让焦虑的家长把节奏慢下来，理性思考一下孩子的一生到底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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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融媒体记者唐晶 宋言、张益、安安、李丽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