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的教育思想,简述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一）家世、生平及处世哲学

　　颜之推（公元530-约591年），瑯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瑯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高门士族。其九世祖颜含，生活于两晋，以孝而闻名于世，被东海王司马越辟以为太傅参军。东晋初，颜含仕宦显达，位至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光禄勳。其祖父颜见远生活于齐梁之际，仕齐官至御史中丞。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一生则游于诸王蕃府，为梁湘东王萧绎镇西府咨议参军。颜之推一生仕宦颇为坎坷，出仕为湘东王国左常侍，镇西墨曹参军。侯景之乱时被囚送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复为萧绎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北周破江陵（今湖北江陵），之推全家被掳，北周大将军李显庆推荐他去掌其兄阳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不愿前往，携全家逃奔北齐，在北齐历任奉朝请、中书舍人、赵州功曹参军、司徒录事参军、通直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平原太守、御史上士等职。隋开皇中，被太子召为学生并终于此职。

颜含，字弘都，琅琊莘(今山东临沂费县方城镇诸满村)人，东晋名臣。 复圣颜子(即颜回)的第26世孙。

瑯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没有习染玄风而保持传统经学的少数高门之一。

　　为颜氏家族奠定后世发展基础的颜含，史称他“少有操行，以孝闻”。他反对门阀擅政，主张振兴皇权。如东晋初，时论王导为帝（晋元帝）之师傅，百僚应为降礼。颜含反对说：“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这实际是对“王与马、共天下”格局的不满。

又颜见远在梁武帝受禅时，不食，“发愤数日而卒。”六朝无死节之臣，如颜见远这般人格，在魏晋南北朝确实少见。颜协为人风格严整，不求显达，以有“器局”称。这个家族“世善《周官》、《左氏》”，是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履行儒家传统的家族。颜之推继承了家族这一传统。少年时他就感到虚谈非其所好，转而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在传统经学上有着深厚的造诣。

　　颜之推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世族地主势力由盛而衰，战乱频仍，皇权振兴，南北统一日趋明显的这样一个时期。门阀世族虽然在社会上仍有较强的影响，但昔日的辉煌已经失去，只能籍门第、婚媾来标榜于世。皇权借寒门势力牢牢掌握着大权，“共天下”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些大族往往因小事而惹来杀身大祸。同时，佛道二教在南北朝也广泛传播，成为世族精神依托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无不对颜之推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颜之推的个人经历也使他比别人对那个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一生历梁、周、齐、隋四朝，三为亡国之人，他自己曾感叹到：“予一生而三化，备蔡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因此，在颜之推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

　　如他主张少言省事，认为多言多败，多事多患；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等等。当然，颜之推的思想比此还要深刻的多，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统治者如果政治腐败，不知纪极，统治就极难维持下去。从儒家立场出发，他主张为政要仁义与刑罚并施，选拔贤才而不能仅靠门第；在经济上他主张重农，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限制寺院僧尼的不劳而获。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不可将“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崇尚清谈，士大夫必须“应世经务”，甚至要向下层人民学习。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颜之推晚年思想受佛学影响较大，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他调和儒佛，并且对灵魂不灭等深信不疑，这当是他一生坎坷经历在思想上的反映。

　　颜之推一生著述颇多，有《文集》30卷等。他的名作为《颜氏家训》，共20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王钺称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其实《家训》的内容已远不止家庭教育，而是更为广泛深刻。

　　（二）颜之推的教育基本思想

　　颜之推的教育基本思想以儒学为核心。他说“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今；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行道”、“修身”这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还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因此颜之推把“忠”、“礼”、“孝”放到教育的重要位置上。在《养生篇》中他说：“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所谓“诚孝”即“忠孝”。（避隋文帝父杨忠之讳）。在《风操篇》中他说：“吾观礼经，圣人之教。虽然他对南北风俗的差异表示理解，主张“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但对中土人士“骨肉易疏，不忍言族”的回答仍认为“于礼未通”。在儒家教育思想中，颜之推尤重家庭的培养。在《兄弟篇》中他将夫妇、父子、兄弟三亲当作人伦之重，认为“不可不笃”；在《治家篇》中他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作为治家的基本法则。总之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是颜之推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也就是他“德艺周厚”人才标准中的“德”。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儒学中人性论的影响。他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这给教育划上了等级的标志。帝王及子孙自然属于“上智”，从胎教到师保都有章法。广大劳动人民自然属于“下愚”，不可教矣。一般的士大夫均属“中庸之人”，他们成才与否，则视后天的教育状况了。因此颜之推对于士大夫这一阶层人的教育尤为关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不仅要重“德”，还要重“艺”，读书不能死守章句，还要施之世务等等。

颜之推(531年-约597年)，字介，生于江陵(今湖北江陵)，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

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人成才的重要因素。颜之推还把自己的教育理论与大量的社会实例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关于教育的作用，他告诫士大夫“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将知识作为政治和安身立命的资本，确实是魏晋南北朝门阀世族赖以衍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颜之推看得是非常准确的。

　　（三）关于士大夫教育

　　颜之推一生历四朝，又生活于士大夫之间，因此他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并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当时士大夫的弊端其一是不学无术，“或因家世余绪，得一介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即使有些学问，也是“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颜之推讽刺这些人是“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完全陷于繁琐之中。其二是理论脱离实际。士大夫们手握麈尾，口尚清谈，但“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他们“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茵，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三是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颜之推称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綦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这些人上不能治国，下不能保身，每临战乱，只能转死沟壑之间。侯景之乱时就证明了这一点。

颜之推对当时士大夫教育状况的批判是深刻而准确的。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才培养目标：“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伦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颜之推认为这些人不高谈虚论，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尽管不能一人身兼六才，但只要具备某一方面才能，也就是当之无愧的。如何培养出这些人才来呢？颜之推提出从“德”和“艺”两方面着手，也就是所谓“德艺周厚”。从“德”的方面看，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以“修身慎行”，从而达到“体道合德”的“上士”境界。儒家基本理论不外忠孝礼义，颜之推深信不悔，即使“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氓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士大夫的道德教育从幼年就要开始，”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只有具备深厚的“德”的修养，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贯彻到实践中去。颜之推晚年信佛，他把佛教的“五禁”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他说“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士大夫，是与魏晋南北朝门阀地主的利益及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但在颜之推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仅有”德还是不行的，颜之推认为“艺”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所谓“艺”就是要有真才实学，要有一技之长。颜之推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具体方法。

首先要勤奋读书。他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因此“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而“使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一些士大夫整日交游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情裁衣也。颜之推认为社会上虽然有些人才兼文武，但却身无禄位，妻子不免饥寒，但金玉终胜于木石，所以“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这实际是对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有力批判。勤于读书还要戒骄，一些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还不如不读书好些。

其次颜之推认为读书人要务实，要学以致用。他认为读书需得其要领，即使圣贤之书亦如此，“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这简直是浪费光阴。更有甚者饱读经书，满腹经纶，“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让他去断一个案也断不清，去管一个县也不知从何下手，造屋也不知楣横棁竖，种田也不知稷早而黍迟，这种人在社会上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他认为读书人最起码要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此外，算术、医术、琴瑟、博弈、兵射、投壶这些学问也要懂一些，一则可以保健，二则可以娱心畅神，在实际生活和交际上是有用的。但这些东西只能偶尔为之，不可作为立身之本，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世族地主，从心底里是看不起技艺的。

第三，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还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他提出读书的目的是开心明目，利于行。不仅古往圣贤值得学习和仿效，而且“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无不利于事也。”他认为士大夫须知稼穑之艰难，从耕种到收获，不知要经过多少人的辛苦劳动，那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呢？颜之推还对当时士大夫褒衣阔带，迂诞浮华，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体弱，不耐寒暑等等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独到而积极的一面。

　　颜之推对士大夫的人品教育也很重视。他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如果书案狼藉，任虫蛀鼠咬，童幼乱画，风雨毁伤，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他提出“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不可忽略。针对当时一些士大夫“须求趋竟，不顾羞惭，比较才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的状况，建议他们“守道崇德，蓄价待时”。这些对纠正门阀世族所败坏的士风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家庭教育思想

　　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家族教育十分兴盛。特别是门阀世族为维持门第不衰，对此尤为注重。因而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颇为丰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其中具有代表性。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从胎教开始。他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虽然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但也要及早进行，“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也就是儿童刚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时候，就要加以诱导。为什么家教要及早进行呢？颜之推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所谓“专利”即能精神专一，不像成人那样诸事烦扰，心难宁静。他引用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以及民间俗语“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为理论根据。人在幼年时期，童心未泯，天性纯真，可塑性极大，对新事物也特别容易接受，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教育，不仅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而且可为一生事业奠定良好基础。

　　这些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因此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父母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切忌“无教而有爱”，如果“饮食运为，姿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这样放纵孩子，恣其所为，终究是害了孩子。因此必须从小树立孩子的是非观，该严则严，要爱得其所，爱得有方。他还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这是他对历来家庭教育的总结，贤俊的孩子固然让人疼爱，但顽皮愚笨的孩子也应得到一份怜惜，偏爱孩子不是有益于他，而是害了他。

　　为了教育好孩子，训督乃至体罚是需要的。父母对孩子要有威严，“使为则为，使止则止”。颜之推把严教和治病相比，他说：“当以疾病为愈，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骨肉乎？诚不得已也！”如果不用体罚，则“笞怒废于家，竖子之过立见。”诚然，这种以体罚的形式来教育孩子，是父权家长制的产物，是封建教育思想中的糟粕，应予摒弃。

　　颜之推认为环境对家庭教育也有影响。环境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是周围环境，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二是长辈的风范，“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长辈的言行举止可以直接影响到晚辈。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

　　颜之推也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认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士农工商兵皆为一业，不可以随便轻视。甚至语言教育颜之推也很重视，认为教育子女学会正确、通用的语言和语音是父母的责任。他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最后，颜之推还提出要教育子女有远大志向，要勤奋努力。颜之推例举北齐一位士大夫曾说“吾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这种卑躬屈节，连本民族文化都一概抛弃，以求一官半职的人实在可耻，颜之推切诫子孙勿去仿效。颜之推指出唯有远大志向，才能经得起磨难，成大器，而“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人的学习尤如春华秋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只有经过艰苦的劳动，才能有收获。

　　颜之推本人一生虽不曾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们不失为我国六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不仅抓住了那个时代教育的弊端，对士大夫教育和家庭教育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且在学习方法和态度上也提出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他认为，第一，学无迟暮。有的人人生坎坷，失于盛年，但“犹当晚学，不可自弃”。颜之推指出“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历史上的名人如荀卿、公孙弘、朱云、皇甫谧，都是后学而成大家的榜样。第二，博学和专精。颜之推认为学比不学好，博学比少学好，但是古人所说的“多为少善，不如执一”的道理也是正确的。他说近世有两人被称为朗悟士，“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习”，其它诸如卜筮、医药、音乐、鲜卑语、煎胡桃油等等莫不一知半解，但皆不精通。颜之推认为这非常可惜，凭他们的个人才能“若省其异端，当精妙也”，不至于成为一个杂家。第三，眼学。所谓眼学即要眼见为实。他说：“谈说制文，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士大夫或不学问，差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虽然知识不可能都由直接经验获得，但颜之推针对当时士大夫言谈虚阔的风气，提出眼见为真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第四，切磋。颜之推认为学习绝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过程。必须经常与人交流，方能打破自己的局限，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如果”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写文章也要这样，他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载，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

　　这些思想都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许多东西至今仍有珍贵的价值。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