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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舒马赫曾是地球上最快的赛车手，有人向他询问赛车的核心秘诀是什么，他略作思考，说了简短的两个字：“刹车”。
地球上速度最快的赛车手，同时也是运用刹车技术最娴熟的。
假使人们站在2019的年末，来回顾这一整年的A股市场时，一场“白马股”康得新覆灭的故事便会首先刺痛大众的心灵。
2月12日，康得新的掌门人钟玉因个人原因，辞任董事长，退出董事会，但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个月后，这位实控人，就因涉嫌犯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从38岁白手起家开始创业，在瞄准预涂膜产业后，用短短4年时间建立了中国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又用了6年时间做到了全球最大的预涂膜生产企业。
之后又投身光学膜产业，从2011到2013年，两年内投入45亿再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学膜产业集团。
过往不断的成功让他激情万丈，也带动了康得新股价一路飙升，2016年，钟玉将目光投到了碳纤维上，开始了他又一次商业上的狂飙突进。
不幸的是，过往以速度击垮一切竞争对手的康得新，这一次，却被速度所累垮。
在今年1月15日，有消息爆出康得新合计15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存在不确定性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再到1月23日起，康得新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简称由“康得新”变更为“ST康得新”。
一只关于白马股的故事，最终还是以崩塌结束了。
1988年的北方盛传着这样两句民谚：
“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
人人都相信，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大时代即将到来。
彼时的中关村，创业氛围已是非常浓厚，不久前。它刚刚被确定为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试验区，每天都有热血青年赶来开办自己的企业。
便是在这种空前热烈的氛围中，38岁的钟玉刚被提拔为北京曙光机电厂厂领导不久后，便向党委书记递交了辞职书。
曙光厂一片哗然，没人能想得通，一个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此之前的钟玉没有展现出任何商业上的经营天赋，1950年出生于山东的钟玉，身材高大，媒体曾将其描述为：“和共和国同龄的山东大汉”。1969年入伍，当兵时在二千多公尺的高原上每天进行180华里强行军训练是家常便饭。
退伍后，钟玉被分配到航空部125厂（曙光电机厂的前身）微电机研究所，因个人工作成绩突出，34岁破格提拔为研究所所长。
对即将到来的商业大时代的憧憬，让这个看上去前途远大的青年，决定下海创业。
1988年，钟玉凑了3万元，拉了4个人，在中关村开发区创办了康得公司。而这一步，成为后续所有故事的起点。
康得公司创立之初，是通过代理自动化办公设备、清洁设备等国际先进产品，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康得代理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钟玉却突然决定转型做有“技术含量”的产业，原因在于，世纪之初的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他敏锐地感觉到赖以为生的代理生意会受到严峻挑战，于是在多番考察研究之后，他选定了预涂膜产业。
钟玉的选择证明了他是一个极具商业嗅觉的企业家——瞄准选择国内没有的，未来是发展趋势的产业，这成了钟玉后来持续成功的秘诀，而这一点将在日后多次被印证。
预涂膜是一种高分子复合膜，广泛应用于杂志、书籍封面、酒、食品包装盒的印刷。但在当时的中国却面临成本及推广上的劣势：生产技术含量高，工艺复杂，设备投资大，价格高。
关键是，彼时的中国，尚没有一条预涂膜生产线，生产技术也主要掌握在美国企业手中。
在钟玉眼里，预涂膜的这些劣势，却成了构成竞争壁垒的“优势”。
钟玉拿出了当年搞科研的精神，带领研发团队时常通宵达旦地自主研究预涂膜技术，学习、讨论、实验，研究配方、锻炼工艺，采购设备……
只花了两年的时间，2002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在康德集团下属的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建成了。
创业之初，钟玉说：“别人做的我不做，别人做的好的我更不做，我做的是别人所没有的，我做的就不让别人追上”。
豪言壮语里固然彰显了钟玉的雄心勃勃，却也折射出了这位企业家激越、冒进的性格。
在钟玉看来，“有的产业是猪，喂得再肥也只是一头大肥猪，而有的产业天生就是一头象。”
预涂膜市场容量只有100亿，不可能无限制扩展，他想要更大的市场。
钟玉很快就将战火烧到了“光学膜”领域和显示技术裸眼3D，对于前者，2013年康得新投入45亿元，在张家港建设了“两亿平米光学膜产业集群”，而后者，在钟玉看来，又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需要赶紧布局。
2017年，康得新营业收入为117.89亿元，其中光学膜就贡献了大部分收入，康得新也因此成了国内龙头企业，也是此时，康得新“白马股”之名不胫而走。
一位网友，估计也是康得新的投资者，则在康得新的股吧留言：如果有一天钟玉从我身边走过，我一定行注目礼。
“企业家总是需要有一些看得见、可以被量化的物质和数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些物质和数据还必须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长，甚至，增长的速度应该比自己的同行还要快，否则，他就很难被视为成功。”
这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提出一个命题——企业家“不幸的宿命”。
绝顶聪明且充满激情的钟玉也落进了这个“不幸的宿命”。
2016年，钟玉提出要进入新材料界“上的明珠”碳纤维领域。
碳纤维是一种高强度、高模量纤维的新型纤维材料，特别是采用碳纤维制造汽车，可以极大改变汽车的生产工艺，传统汽车工艺流程中几百个部件，碳纤维柔性制造只需要几十个就可以完成。
钟玉因此看重了碳纤维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预判，全球汽车行业发展的趋势都是节能减排，降低能耗，碳纤维在未来汽车产业里必将大放异彩。
但谁也没想到，正是对碳纤维的研发生产，把康得新和钟玉推向了万丈深渊。
钟玉并非草莽型的企业家。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一届工程系研究生，获得过电气工程专业学士、系统管理工程硕士学位。
我们更不能简单地认为，他选择投资进入的碳纤维行业是一件缺乏规划、冲动的冒险。
对于布局碳纤维，钟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激情地表示：“这个行业以前没有接触过，有一定的风险。当把精力投入到上面去以后，就执着了。原有的风险判断，被可能取得成功的那种喜悦蒙蔽了双眼。”
事实上，他在许多方面都进行过思考。
钟玉在全球8个国家布局9个研发中心，整合建立了全球众多碳纤维研发团队，与慕尼黑工业大学联合成立了材料研发中心，与经验丰富的炭纤维部件设计公司雷丁在德国合资成立了设计中心，随后又拿出50亿在廊坊投资建厂……
可惜，“老天”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这里的“老天”并非虚构，而是客观存在着的，它就是宏观经济政策。
正当钟玉疯狂往碳纤维项目里融资砸钱时，国家的经济形势早已悄然转向。
从2015年末开始，国家开始了“去杠杆”进程，银根也开始紧缩。而钟玉所布局的这些行业无一不是高投入、高产出型。
从2017年11月开始，康得集团、康得新、荣成市政府宣布合资成立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该项目分5期建设，计划投资500亿元。
除了康得碳谷，2017年康得集团还有两个大手笔：分别是与合资120亿投资的常州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园。
还有2017年11月，总投资1800亿元的“两园一城”项目，该项目由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和康得新集团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分期实施，到2025全部达成。
一边是不停地上马投产新项目，一边是已投产的业务规模还在扩张、应收款高企，于是康得新加大了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其他流动负债”从2015年末的9.98亿增长到2016年末的24.97亿。
再到今年年初，两笔1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违约，对于近年来多方出击的康得集团来说，成了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后续事件的演变则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23日起，“康得新”变更为“ST康得新”，市值相比顶峰时千亿，如今只剩不足200亿，钟玉和康得新的败局也就此铸下。
这是一个让人发狂的商业时代，这个时代给予了那些身处其中的人们太多的诱惑与机遇，不幸的是，它同样也促进了人们内心欲望无休止的膨胀。
但归根结底，商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不妨再重温已故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那句发人深省的话：
“企业的经营战略，是一个辩证取舍的过程。有时候，你不得不在“快速的成长”与“健康的成长”之中做出抉择；如果说成长需要梦想和勇气，那么拒绝超出能力的成长似乎需要更大的理智和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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