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甸房产—林甸房产

创建林甸根据地

齐齐哈尔解放后不久，嫩江省委、省政府机关由讷河回到了齐市。省委根据形势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撤销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成立城防司令部，负责城市防御和治安。

同时决定任命我为警一旅旅长兼政委，主要任务是根除齐齐哈尔以东和以南的匪患。

自日寇宣布投降，我军进入东北至1946年春，嫩江省委、省军区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抢占战略要地和扩军进行的。

随着齐齐哈尔市第二次解放，我党、我军对包括嫩江广大地区在内的西满、北满地区的实际控制已成定局。清除匪患，迅速将西满建成我军在东北巩固的根据地，成为我西满分局、嫩江省委、省军区的中心工作。

当时东北各地的土匪十分猖獗，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名目繁多的各类土匪，或几十人一股，或数百人一股，各据一方，为非作歹，残害人民。西满地区的匪患更是历史悠久。那里靠近蒙古，蒙汉混居，加上大片神秘莫测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历史上就成了上匪的栖身之地和活动场所。土匪多是当地人，对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又有一部分是马队，消息灵通，活动灵便，因此土匪非常猖獗。我在任卫戍司令期间，虽和王明贵同志多次组织清剿，但由于其工作重心放在扩军和夺占战略要点上，所以匪患远未根除。特别是大肆进攻东北后，我军初到齐齐哈尔时收编的一些杂牌部队，纷纷叛变，成为新的土匪武装。黄克诚同志在给中央汇报情况的电报中就曾指出:“西满散匪达1万以上……”。仅当时的嫩江省就达数千人之多。他们在反动分子封官加委的鼓动下，到处，抢占城镇，杀我干部，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极大障碍。

为了迅速把土匪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我针对土匪行踪飘忽不定的特点，利用靠近蒙古的地理环境和我东蒙党组织的支持，扩建警一旅骑兵团，将全团600多人分编为4个连。同时，武器装备也作了调整，减少了使用不便的重数量，增加了轻和掷弹筒，使剿匪部队的机动能力和火力大大提高，形成了一支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铁拳”。我针对土匪气焰嚣张，公开活动且目标明显的特点，除留极少量部队负责齐齐哈尔城防与保卫省委机关安全外，指挥部队全面出击。作战时，采取诱匪聚歼、长途奔袭、追剿堵剿相结合等战术，连续作战，有时同时围歼两三股敌人。土匪虽被收编委任，成为政治土匪并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但对我们这些曾在各种条件下打过仗具有光荣传统和实战经验的同志来说，还是不堪一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警一旅在齐齐哈尔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内，与土匪武装作战10余次，歼敌近千人，解放了所有县城和大的村镇。公开的反动土匪被全部击溃，散的散，逃的逃。

6月中旬，嫩江省委在齐齐哈尔市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把减租减息政策逐步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会议还决定:相应成立嫩江省林甸、讷河、朱家坎、三肇4个地委机构及相应的4个军分区。在呐河、甘南、嫩江、林甸、泰安、景星、龙江、富裕、泰康、克山、安广、白城子等地区，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同时发展农会，建立基层政权组织。会后省委任命我为林甸地委书记、林甸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负责创建林甸地委，实行军政合一领导，在林甸、陇东、泰康、富裕4县进行土地改革。

6月是东北地区充满生机的季节。比起关内，这里的春天要来得晚一些，但此时也已是花繁草茂，宽广的大草甸子上充满荒凉的枯草看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那一望无际充满生机的新绿。来东北时是冰天雪地的季节，到此时我才感觉到东北大地的美丽和富饶。

6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经省委批准的地委常委同志，在林甸城西树林中召开林甸地委第一次工作会议。树林中，大家席地而坐，微风不时送来阵阵松油的清香，大家的情绪都很好。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副书记罗日运，地委组织部长兼林甸县委书记于光汉，地委宣传部长兼富裕县委书记余建亭，泰康县委书记武衡，陇东县委书记赵峰等人。当时地委领导班子非常精干，基本上每个同志都身兼数职。虽说大家是第一次在一起开会，但彼此之间并没有陌生感，大部分同志是互相认识和了解的。象于光汉同志，抗战期间是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冀南时我们就很熟悉。其他同志虽然没有在一起直接工作过，但都是关内派来的。象余建亭同志，在延安时是陈云同志的秘书，早有耳闻了，赵峰同志在延安时也认识。

会上，我和同志们一起再次认真学习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和东北局6月4日发出的《关于剿匪与群众工作的指示》。大家一起分析了林甸地区的形势，共同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进入东北后，实践经验使我深深体会到，没有根据地，部队的行动存在许多困难。连续作战，难以持久。

匪患不除，群众难以发动，基层政权没有保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目标难以实现。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剿匪。因此在会上我着重强调了剿匪与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的关系，并对地委常委成员的分工提出了意见。会议确定:警一旅副旅长宋康同志主要负责剿匪工作，罗日运同志主要负责土改和政权建设，我负责全面工作，但侧重抓军事工作、民兵建设和剿匪。会后我带警一旅旅部和精干的地委办事机构在林甸开始办公，其他同志分别带队到各县各点开展工作。

经过5,6月的剿匪作战，林甸周围基本上无大股土匪活动，代之而起的是较多小股土匪的流窜袭扰。泰康、喇嘛甸子一带都是大片大片的草原和沼泽地，加上大片的玉米高粱，土匪虽不敢公开活动，却经常利用青纱帐向我们打冷枪。部队一方面对小股零星土匪的骚扰没有引起重视，另一方面仍习惯部队成建制出动，使用拳头打跳蚤，结果往往扑空。

正在这时，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接连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和“七一指示”，向东北全党同志指明了东北的战争形势和当前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在军事上“以逐次歼敌为主，不以一仗歼敌为主，以控制广大农村为主，不以争城为主”的战略方针。要求各主力部队师(旅)要按已划定创造根据地的区域，“各派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去打匪和做群众工作。”

根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指示精神，我与宋康副旅长一起，认真总结了以往剿匪的经验教训，要求林甸分区所属各区县必须对剿匪工作做出全面的计划，实行各个围歼与穷追，务求避免兵去匪来的现象。同时我在全区明确提出，打跑了土匪并不算完成任务，只有消灭了土匪才算完成任务。要求警一旅部队，在大股土匪被击溃的情况下，决不能产生松劲情绪，要把清匪剿匪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务的高度来认识和完成。我和宋康同志还决定，根据匪情的变化，改变过去集中对集中的战法，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方针。分区除掌握骑兵团和少量机动部队外，其余2个团分散到各县区域，与基层政权相配合，按指定的地区分片包干进行剿匪。部队一分散行动，立即在林甸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剿匪声势。

在剿匪的那段日子里，可以说我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开始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加上我们人地两生，缺乏在老林、沼泽和荒原上剿匪的经验，往往是部队要么围剿数日没有发现匪徒，要么是发现匪踪后，战士们扑上去就打，而土匪却象麻雀，一打就散，抓不到几个，战果不佳。我感到压力很大，不止一次对宋康同志说:“一定要想办法把土匪赶到明处来!”

我分析分散的匪徒之所以敢与我武装力量周旋，是因为他们在密林、荒原中有巢穴，因此才有恃无恐。我组织参谋人员经过研究，重新制定新的作战方案，全面行动，剿匪与搜、毁敌密营同时进行。这一意图与广大指战员的心思不谋而合，立即变为大家的积极行动。

同志们提出了各种发现匪踪，毁敌密营，断敌粮源的办法。白天根据马粪、脚印寻找土匪，还经常派人爬到高处或树干上，看哪里有成群的乌鸦盘旋，就可以断定那里十有八九有土匪活动。因为土匪们生火做饭或烧烤野物，总会留下一些残物招引乌鸦。晚上则在高处，看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奔袭。这样一来，敌人暴露在明处了，我们却隐藏在暗处。战士们经常悄悄摸上去，一阵猛打，匪徒不死即伤，侥幸活着逃脱的也变得惊恐万状。匪徒失去密营和储存的粮食，村庄又都被我军驻守，无处安身，疲于奔命，开始大批向我缴械投降。

“接力追击”也是我们那时经常采取的一种有效的作战形式。开始我们按东总的“剿匪指示”，采取“分片分工包干打”的方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随之而来的是各区、县乃至各军分区之间的联接地带容易成为土匪的喘息之地。为了消灭这个空隙，我们专门发出通知，实行“分片包干”与“接力追击”相结合，一县的土匪流窜到另一县，各部队要接力追击。我在骑兵团中抽调精兵组成了几支追剿分队，专门担负机动作战。有的追剿分队曾长途追击千里，直到漠河中苏边界。这样，做到一个县发现匪踪就穷追不舍，务求全歼，不留后患。

在实行坚决军事清剿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对土匪的区别对待和政治争取。我军初入东北时，由于我们对东北的情.况了解不够，收编的一些土匪武装在进攻时先后叛变，吃了不少亏。在剿匪过程中我发现，西满地区的土匪也并不都是政治土匪，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日寇长达14年的残酷统治下，被迫沦为土匪的工人和农民，也有一部分是受了特务分子的欺骗和煽动。在我军强大军事清剿压力下，土匪武装已分崩离析，大部土匪无心再战，这就为我们分化瓦解土匪提供了可能。

我们提出了对土匪区别对待的原则:因生活所迫沦为土匪的，只要不与我党我军为敌，个人可加入我军行列，也可放下武器，参加土改;对自动放下武器宣布投诚的一律采取给出路政策;坚持把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伪警与一般人员相区别等。在方法上采取多种形式，开大会公开宣布我党我军宽大政策;在土匪可能经过的地方张贴标语、宣传我军“缴枪不杀，投降留命”的俘虏政策;发动并组织土匪的父母找儿子，妻子找丈夫，朋友找朋友，开展“交枪自新”运动;派出人员或投诚人员前去劝降等，这些政策和做法，都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先后有近千名土匪向我军交枪自新，甚至出现了好几次老汉带着儿子，妻子带着丈夫找到我，感谢政府挽救了他的亲人。《西满日报》也曾对林甸分区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剿匪经验进行了宣传报道。剿匪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为林甸地区的土改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林甸，我们军分区司令部和地委的办公地点设在林甸有名的大地主张绳吾家。张宅是当时林甸城内有名的大宅院，高墙深宅，两进两出，加上东西配院，使我们百十号人住进来仍觉得宽绰有余。随着剿匪工作的顺利进行，分散到各区县的部队开始配合土改工作队进行土改工作。我也把主要精力放到土地改革和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

7月20日，西满分局发出《关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指示》，规定农村土改运动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是“紧紧依靠雇农、贫农，照顾富农与分化地主阶级，麻痹中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接到西满分局的指示后，我立即找罗日运副书记一起商议。罗日运同志长期从事地方工作，有着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群众工作经验。我们俩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就从林甸城内民愤最大，罪行最重，同时也是当地最有影响的大恶霸地主张绳吾家开刀，分田地，分房产，推动林甸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们把张绳吾的土地分给了镇上最贫穷的农民。但出乎意料的是，分到土地的人家，要么是不去耕种，要么是仍耕种以前租种的土地，完全没有那种分得土地的喜悦和兴奋。

选张绳吾家入手是没有错的，张绳吾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和恶霸汉奸。日寇统治时期，他曾任林甸的伪协合会长。他以“开拓地”、“满拓地”等名义，强行霸占了林甸周围一半以上的土地和万亩以上的森林、荒滩。林甸城内千余户人家，近一半是租种他的地或是他家的雇农。他利用各种手段残酷剥削林甸人民，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多次配合日寇围剿我抗日联军。日寇投降后，他继续行凶作恶，纠集土匪，抢夺民财，伤害人命。提起张绳吾，林甸城内没有人不恨之入骨。但为什么分这样一个大恶霸的地，人们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呢?

7月的东北，并不象关内的夏天一样炎热。入夜后，从西面内蒙古大草原上吹来的阵阵凉风带着草原和森林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使人觉得很清新，很舒畅。可在张绳吾的大院内，我却觉得是那样的烦躁，好象是那高高的围墙让人透不过气来似的。我带上一个警卫员，信步走到街上。

离我们分区司令部不远的路边，住着一户也姓张的老大爷，他家几代都是张绳吾家的长工。张绳吾逃跑后，由于他对镇上情况熟悉，又离张家大院不远，所以有时我们找人问个事什么的，经常去请教他老人家，彼此都认识。看到我来了，老人家连忙点亮一小根松明火把当灯，并把我让到屋内的木墩上坐下。

寒暄过后，我问张老汉:“分的地都看过了吧?’’张老汉叹口气说道:“咱不是那有地的命呀!前些年，我那儿子受够了张绳吾的气，起早贪黑地在城外无主的荒滩上开了几亩荒地。谁知刚刚种下庄稼，就被张绳吾以‘满拓地’为名强行霸占了。我儿子咽不下这口气，找张绳吾去论理，谁知竟被他勾结日本人抓了我儿子的劳工，到大兴安岭去修工事，一去就再也没有音讯。日子过不下去，儿媳妇也走了，剩下我这把老骨头和小孙子，要不是你们来了，真没有我们的活路了。”我不解地问:“你盼着有自己的地，现在不是分给你了吗?”张老汉却说:“我这把年纪还盼什么，我只盼孩子大了不再受穷，只盼能抓到张绳吾出口气，让一个个屈死的人能闭上眼!”

从张老汉家出来，我心中豁然明朗了。张绳吾还未抓到，群众是心有余悸呀!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张绳吾未能东逃和南逃，还在林甸一带活动。于是我们迅速组织了几个小分队，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并请了几位与张绳吾有深仇大恨的贫苦农民作向导，跟踪追捕张绳吾。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大院内忽然一阵嘈杂声。通信员兴奋地喊:“抓到了!抓到了!”我和罗日运、宋康等同志赶紧冲出门，原来是张绳吾这个大恶霸被我们的骑兵追剿分队抓回来了。此刻的张绳吾虽是回到自己的“家”，但却没有了往日那种威风。张绳吾矮胖的身材，配着一张臃肿的脸，不知是冷还是吓的，只见他浑身发抖，半倚在门前的台阶下。

我们立即研究，决定第二天在林甸城内召开公审大汉奸、大恶霸张绳吾大会，并在林甸内的主要街道上贴出了布告。

“张绳吾被抓到了”，“明天要公审张绳吾了”，人们奔走相告。第二天，公审大会还未开始，会场上已是人山人海，人们都要亲眼看一看往日作威作福的张绳吾今天是个什么下场。我和罗日运、于光汉等同志与林甸的一些翻身农民代表坐在主席台上，看着这热情激昂的场面，心情非常舒畅。

可是公审大会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随着于光汉同志宣布“公审大会开始，把大汉奸、大恶霸地主张绳吾押上来”，人群立即涌动起来。4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五花大绑的张绳吾从会场后面沿着会场中间的通道向主席台走来。这样做，为的是让更多的曾饱受欺压凌辱的穷苦百姓看清这个往日威风凛凛，今日已被吓瘫的恶霸地主的丑态。开始人群中响起一阵叫骂声，走不多远，唾沫、石块纷纷落到张绳吾身上。忽然，人群象火山爆发一样，愤怒的男女老幼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拳头、棍棒一起砸向这个昔日骑在他们头上的恶魔。4名战士无法阻拦愤怒的人群，急得大叫“让我们公审他，让我们公审他。”但战士们的声音被“打死他，打死他”的吼声淹没了，等我赶快派几十名战士冲开人群，找到被群众拖去的张绳吾时，这家伙早就瘫在地上被群众打死了。

罗日运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后，立即示意工作人员上台，带领群众高呼“万岁”、“推翻地主阶级”、“打倒反动派”等口号，同时安排人把张绳吾的尸体抬了下去。

公审大会继续进行。深受张绳吾之害的群众亲眼目睹了张绳吾的可耻下场，一个个深受鼓舞，许多人不管会议有无安排，跳到台上，控诉张绳吾的罪恶行径。会议结束前，我站到台前，面对着上万名群情激昂的人群，心情也非常激动，这是我们进入东北后群众支持我们的第一个热烈场面。我对东北的父老乡亲们高声说道:“今天我们召开大会，公审以张绳吾为首的一批恶霸地主，就是要为受苦受难的广大劳动人民报仇伸冤。张绳吾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是他罪有应得。我们，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就是要做穷人的靠山，就是要使穷人不再受穷，过上好日子……”我的话不时引起群众的一阵阵欢呼。

公审大会起到了超乎我们预料的效果。我和罗日运、于光汉等同志及时总结经验，在全区范围内推广。我们几名地委常委分头深入到农村，倾听农民的呼声，根据工作队掌握的情况，反复核实斗争对象。8月3日，在相邻的碾子山区召开了公审大汉奸武新周大会。8月8日，陇东县在昂昂溪也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处决了当地头号恶霸地主汉奸张秀峰和日本特务、走狗蔡德山。每次大会，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扶老携幼赶来参加。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被公开处决，群众拍手称快。千百年来套在群众身上的锁链被彻底砸烂了，林甸地区的广大翻身农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它各项工作也随之迅速开展。我们紧紧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建立起了农会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级政权组织，并对已进行过土改但工作不够深入的地区，开展了“煮熟夹生饭”等运动。

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我和军分区的同志还下大力抓了民兵武装建设。我曾反复对各区县的同志和部队的同志讲，只有建立了民兵和农民自己的武装，才能从根本上限制土匪的活动并消灭滋生土匪的土壤，使少数依靠地形熟悉到处流窜的匪首陷人全民剿匪的海洋，也才能使我们的主力部队集中力量反击反动派的进攻。为此我认真学习了陈云同志起草的《东北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和西满分局的有关指示，在全区范围内提出了“清匪反奸土改，防匪自卫保乡”的口号。在各村农会的基础上，以农会积极分子为骨干，建立民兵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军分区、警一旅抽调人员和枪支帮助训练。短短数月，在林甸所属4县就组织起了数千人的农民自卫武装，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剿匪和土改运动的展开。

随着金秋时节的到来，大片玉米、高粱和大豆喜获丰收，翻身农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里收获。仅仅半年时间，林甸地区已成为我东北民主联军巩固的根据地。

11月下旬，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同志到林甸视察，对林甸地区的剿匪和土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12月25日，《东北日报》报道:“嫩江第一军分区(辖泰来、泰康、林甸)境内土匪大部肃清。据不完全统计，半年来共毙伤土匪1150余人，获千余支，15挺，3万余发，战马859匹。在我军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下，匪首“七点”、“天龙”、“金甲龙”以下39名携枪70余支向嫩江剿匪部队投诚1946年底，西满分局决定撤销黑龙江省委和嫩江省委，改设为5个地委，与齐齐哈尔市委同属西满分局领导，我也随即接到命令，调西满军区工作，负责组建西满军区独立三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