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教育文化_中韩教育文化对比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社会的竞争力也在储蓄不断的加剧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教育的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时期。“择校热”“课外辅导热”“留学热”等各种教育热的表现形式层出不穷。而在中韩两国表现尤为明显。中韩两国有着极为相近的历史文化和传承，这使得在历史上教育这一板块有着众多的交流。中韩两国都有着几千年的重教文化，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能够寻找到现今社会教育热现象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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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中韩社会的教育热现象呈现出蔓延趋势，课外辅导、私人家教、海外留学等成为社会上孩子们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以私教育育为例，私教育育是在现在课外辅导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家长最热崇为孩子们选择的一种教育形式，私教育育对于学生的学习压力和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
对于中韩两国现今私教育育过热现象所形成的问题研究，学者们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认为学历社会是当今社会私教育育产生的重要社会因素，学历具有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标识功能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功能（刘宇，周东洋，吴愈晓，2018）。学历社会是教育热产生的根本因素。通过教育获得高学历，而高学历能够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保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对韩国经济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经历了战争和金融危机的韩国国民对社会产生了不安的心理因素，国民依靠受教育来摆脱这种心理恐惧和不安，因此学历资本成为摆脱不安和恐惧的保障。
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中韩两国都有着几千年的重教文化，历史文化对中韩两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与中韩两国现今社会的教育热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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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教育热现象
近些年，在我国教育热现象呈增长趋势。课外辅导的飞速蔓延，从城市到乡镇，课外辅导已经深入成为孩子们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新东方优能中学联合全国中高考教学考试研究院等8家权威单位联合发布的《2014中国基础教育白皮书》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的课外辅导市场规模高达6502亿元，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30%，课外辅导教育花费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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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7日，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教育培训机构总数约为20万所，中小学辅导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参与辅导机构的教师规模达到700万～850万人。可见，课外辅导热和高支出如今已然成为常态。从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的时间强度来看，有研究显示：城镇学生每周用于课外辅导教育的时间中，小学学生约为9个半小时，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学生均为10个半小时。
我国教育热的另外一个普遍现象在于择校。择校就是在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的情况下，选择上一所好的学校。在自己所能承受的经济能力范围最大化的情况下，对现有学校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并做出选择的行为。这种现象多出现在学生升初高中时。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参加电脑派位在本区上初（高）中，放弃就近入学，反而舍近求远，把自己的子女送进某些口碑好、教学质量优的“名校”，都希望孩子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这样就造成了地区教育水平比较高的重点初（高）中成为择校的热门。家长们普遍认为接受优质教育是帮助子女在未来能占据有利地位最有效的方式，在面对巨额择校费的面前家长们也是毫不吝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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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韩国，也是在升学方面的竞争很激烈，为升学做准备的课外辅导在韩国社会中也尤为的普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条古训在韩国被贯彻得非常彻底。韩国教育热最明显的表现在“留学热”“课外辅导热”“考试热”，韩国人把这种教育热现象也称之为私教育育。私教育育在韩国社会一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呈现上升和蔓延趋势。据韩国教育开发院教育统计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小学、初中、高中早期留学人数1995年就达到了2259名，从1995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到2000年时候，上升到4397名，2006年上升到29，511名。2017年私教育育参与率达到了71.2%。其中小学生的参与率达到了82.7%，初中生67.4%，高中生55.9%。从私教育育参与时间强度来看：每周6.1～6.2个小时，其中小学生6.7个小时，初中生6.4个小时，高中生4.9个小时。
韩国的统计厅和教育部在2018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学生私教育育参与比率达72.8%，也就是说10人中有7人参加了私教育育。私教育育费用的投入自2012年开始逐年在增加。2012年学生每人月均费用在23.6万韩元（约1300元人民币），至2017年上升到了27.1万韩元（约1700元人民币）。
历史文化因素
1.传统的家族主义
家族主义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产物，而这种观念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在中国教育文化上的影响尤为明显，所谓一人中举，全家沾光。而韩国在收到中国传统家族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家族本位主义”教育观念。“家族本位主义”的教育观念在教育文化的最明显的作用是：读书为了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在这点上，教育跟家族主义就产生了联系。教育的目的在于获得社会地位，维持和提升家门荣耀，这种利益的存在，使得教育变成了获取个人利益和荣耀、维护和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荣耀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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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经》中讲道：子女的生命都是父母给予的，因此子女要通过“立身”和“修道”以求流芳百世来表示对给予我们生命的父母的孝道。立身扬名跟“孝”密切相关，子女入世为官是父母的荣耀，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在朝鲜时代，幸福的指数其中之一就是子女科举榜上有名、步步升官、立身扬名。如今的中韩两国社会，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资本就是通过受教育获得学历和文凭。在当今中韩两国社会，私教育的参与与否的决定权在于父母家长，而不在于子女。据2012年韩国统计厅对私教育参与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私教育70%是父母的意愿，子女的私教育参与意愿只停留在25%。从这数据可以看出家长制家族本位观念对中韩两国的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2.“重教”的教育观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放在首位。“修身”就是“修为”“，修为”的途径就是教育。《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中“修道之谓教”说的是天所赋予人的东西就是性，遵循天性就是道，遵循道来修养自身就是教。在儒家文化的教育观里，教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整个社会重视教育。古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育崇高性。《学记》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见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礼记·学记》就将教育的作用概括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必由其学”。《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其意是：在物质富裕的情况下，应该通过“教”才能强国。教育是治国强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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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重教的教育观念仍然是中韩两国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后，经过70多年的努力，终于改变了教育极端落后的局面，建立了学前教育、初中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而韩国自建国之后就不断增加教育投资，扩充教育设施，积极发展小学、中学、职业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在整个社会以及政府的支持下，到1991年为止，韩国就已经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如今，由于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人们在接受学校基本教育的前提下，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更加竞相追求学校教育之外的辅导教育，选择更好的优势教育资源，由此就出现了中国的择校现象以及中韩两国的兴趣班、辅导班众多现象，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们能有更好的发展，选择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在韩国，“留守爸爸”很多，爸爸一个人在国内努力工作挣钱，妈妈带着孩子出国留学。
3.科举文化
科举始创于隋朝文帝时期，至清末（1905）被废除，长达1300多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充任官吏的主要手段，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中国文凭社会、学历社会的渊源始于近代社会以前的科举制，古代人一直尊崇“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使得科举考试成为身份赋予的重要途径以及主要的社会分层机制。科举制将读书与出入仕途做官紧密结合起来。接受教育后参与科举考试成为了平民改变命运和向上层流动的途径。科举制成为阶层流动的保障和工具，教育的目的是为通过科举考试，由此教育与科举制紧密结合。现如今，虽然科举制被废除已久，但是传统的思想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依然对人们的教育行为和动机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今的应试教育、学历教育就是古代科举制教育文化的缩影。中国的高考是由隋朝的科举考试发展而来的。如今的高考，以其公平选拔和择优录取的理念长期存在，让大部分普通人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通过高考接受高等教育进而获得好的工作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基本途径。为了在高考中考取理想的分数，他们除了接受学校教育之余，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家长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为孩子提供各种优势教育资源。因此出现了“择校热”“课外辅导热”等一系列的教育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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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高丽时期以前，盛行骨品制度、种族血统的贵族爵位世袭制，下层人即便个人能力再强，非贵族血统不能出入仕途。到高丽时期，科举制度传入韩国，进入朝鲜时期，科举制度开始盛行，受益者范围渐渐扩大，一般阶层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当时整个社会掀起一股科举考试热。在首尔参加科举考试文武考生达14.5万人，当时首尔人口数为19万人，对全国人口仅为740万人的韩国而言，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通过科举考试不仅仅可以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同时也给这个家族带来了荣耀和恩惠，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家族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社会地位和名誉官职，全力以赴地投资教育。科举制的施行就意味着教育不再是“对知识的学习”而是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保障的一种手段和方式。科举制对韩国人的教育观念、韩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韩国教育热现象“考试热”可以说是古代科举制的化身。由于社会的激励竞争，韩国的高中生为了进入“一流大学”，参加各种辅导班学习。辅导班已经成为了和学校同等重要的学习场所。父母们为了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由于受到科举制的影响，受教育似乎成为了普通人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方法。教育资源已经成为了当代科举制——大学入学考试的决定因素之一。
4.古代私学教育
赵同友、李锺珏（2012）认为教育热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范围内的社会现象。中韩两国自古以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教育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治国之本。古代中国和韩国就盛行私学教育。古代的私学（指广泛存在的非官办的民间教育）在很多方面可以说等同于当今的“私教育”。
在中国古代，私学始兴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四夷”），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再到隋唐的鼎盛。私学在中国历史上对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古代私学的开办形式主要有书馆或家馆、经管。这类私学还可以被称为家学、家塾。到清代亦称为学塾或私塾，形式有科举落第者以自己家作为校舍、有村或族集资解决教师校舍问题、富人出资请教师到自己家中教育自家孩子。例如，清末明初，贡生何永言，在家乡龙王庙设立私塾，“不求华事，不讲束修”，免费教授乡里子弟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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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高丽时期，读书是当时社会的风俗，在民间就有各种私学，私学的表现形式就是“书堂”。书堂就设在在自己家里或者在村里建一个大房子用作书堂，未婚男子不分昼夜地在书堂里读文章和练习射箭。古代书堂有“独书堂”“洞契书堂”“自营书堂”“门中聊立书堂”，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家馆、经管、家塾。
从规模、形式来看，古代的“私塾、家塾、书馆、书堂”等同于现今的“辅导班”。都是由民间资金筹办、经营管理。随着科举的盛行，私学教育的目的更加明确，正如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科考入仕为官，考取功名。从这点来看，与现代的私教育一样。现代的私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成绩以适应国家各种形式的选拔考试。
从形式和特点以及目的等方面来看，古代的私学跟现今的“辅导教育”有着许多共同点。因此，古代的私学就相当于当今的“私教育”，“私塾、学塾、书馆”等私学开办形式就等同于当今的“辅导班”“辅导班”。
在中国和韩国社会，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很高，并在子女的教育投资方面不遗余力。已有的研究表明，“教育热”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普遍现象。归根结底，教育热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一种成就动机，家长是教育的主体。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这是传统家族本位主义思想观念作用的结果。在当今社会，大部分家庭都是以教育为中心，把子女教育的成功看作是家庭成功的重要标志，是家长的体面和自豪。几千年来“尊师重教”的传统观念对中韩两国的影响根深蒂固，政府和国民秉承“教育”是治国强国之本的理念，大力扶持教育。在传统社会里，非官方的私学就一直盛行，官员选拔制科考也应运而生。通过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发现“教育热”在传统社会就一直存在，其表现形式跟现今社会的“教育热”大同小异。“教育热”现象可以归结为传统的历史文化产物。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文化角度辩证地去看待当今社会的教育热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