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教书法和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

公历纪元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佛教在中国广泛的传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佛教在逻辑、语言、技术、医学等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哲学、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天文等方面成果斐然，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宝藏和文化遗产。佛教文化博大精深，书法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佛教思想渗透、影响着书法艺术的创作，书法艺术对佛教文化起着发扬光大之功效。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上，书法与佛教形成了完美的统一体，融汇共生，对中国文化影响。所以，以佛教内容为题材，把佛教思想融入书法意境之中，寄寓对生命情感的关注，达到身心安泰，静穆敬畏的境界，所创作出的殊胜书法作品，称之为佛教书法。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尤其是艺术家，将佛教思想和佛法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里，开创了更具意涵的风貌。

在印刷术还未产生以前，大量的佛经流传是靠翻译抄写来完成的。而书法在由篆体发展到楷体的时候，则正是以抄经、墓志、碑刻、摩崖和造像记为主要形式出现的。这些形式，在一方面传播了佛教，另一方面又很好地发展了书法。

我国的书法艺术从商周草创，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发展到极盛，又经宋元明的过渡，和清代的复兴。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书法艺术与佛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为极盛期，这个时期也恰恰是佛法兴盛时代。在唐代，统治阶级是尊崇道教的。玄奘在完成了一部分佛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为了扩大其影响，便呈递给唐太宗，并且“望曲垂神翰，题制一序”。为了颂其功德，太宗撰写了《三藏圣教序》。玄奘又上书谢恩，太宗又写了《太宗文皇帝报玄法师<谢表>敕书》作为答复，就连当时的太子李治也给玄撰写了《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

为了颂扬这件事情，贞观二十二年，弘福寺僧人怀仁被京都各寺庙的僧人推举出来，用王羲之行书集字勒石，历时二十五年才大功告成。但是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想从教义上对书法产生影响作用是比较困难的，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有效积极地利用书法艺术才能达到为宗教服务的目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从魏晋开始，便与玄学结下不解之缘，玄学家与高僧不但见识相契，艺术兴趣也相投，所以当时的书法家多是清谈名流和高僧大德。宋元明三朝讲究理学，至使书法跌入低谷，只有几位崇尚佛学的僧人、居士传承了书法，如宋代的东坡居士苏轼，六一居士欧阳修，元代的赵孟，明代的王世贞等。到了清代，佛教再次开始兴盛，从皇亲国戚到黎民百姓人人拜佛，文人学士参佛盛行，书法艺术也开始复苏，出现了于佑任、释弘一这样的书法大家。佛教传入后，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语言用词和文学艺术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除去数目庞大的经书、壁画、造像、寺庙等实体外，

我们的语言中也保留了大量的佛教痕迹，譬如“世界”、“境界”、“悟”、“因缘”、“烦恼”“执着”、“报应”等，本段文字中的“无我”便是一例。其本意指世界上不存在实体的自我，以诸法无我为根本含义。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禅即寂静审虑之意，指将心专注于某一对象，极寂静以详密思维之定慧均等之状态。

　1、书法对弘扬佛教的贡献

书法是中国传统的书写方式，抄经是唯一的传扬佛教的方法。

在抄写佛经的过程中，佛法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心性和审美观，进而出现了相应书法理论，理论通过实践又反过来影响着书法家的创作。寺院、僧侣以书法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书法抄经弘扬佛法。所以，历代书法名家，几无不曾写过佛教的经典和碑文书帖。历代著名书法家写经、碑文、题记者，更是不胜枚举，如六朝的谢敷专门为人写经；奉诏写经者，如元代曾遇；祈福报德超度写经者，如唐玄宗的宫人；为布施写经者，如元仁之、管夫人；为赐赠写经者，如五代的李后主；为供养经典写经者，如唐代的楚金书；乃至有为生活而写经者，如唐朝王绍宗。他们虽然写经的目的不一样，但是抄写经典的普遍，使得佛教与书法因而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对于佛法的弘扬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书法写经，培福积德，殊胜无比。《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法华经》中说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放光般若经》亦云：“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是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

2、佛教对书法的作用

（1）保留书法文化

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刻经，累积了无数书法文化遗产，对研究书法贡献匪浅。

写经：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00年)，在敦煌秘密石室内，发现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间的经卷文书，其中写本佛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约三万卷左右。经、律、论三藏的各种译本，应有尽有。这些大量写本经称为“经生书”，多是佛教徒发愿写成，有的自写，有的请人写。”所以敦煌经生书的风格，自与内地写本不同，反应一种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难得的文化瑰宝，更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六朝写经在僧俗之间极为盛行，此内地“经生书”，就书体而论，代表名家风格的正、行、草、八分、篆等各体兼具，为当时及后人所宗仰学习。

刻经：佛教有关书法艺术的另一种表现是刻经。刻经可分为木刻与石刻二种。据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调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经一五ooo张，残缺的石经七百八十多张，碑、铭、题记等七十多张，共刻佛经数干卷。此历时长久的大规模石经，确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见的壮举，堪与名闻寰宇的敦煌石窟媲美，也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文化遗产。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书法风格的石经，更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干多年书法的变迁史，及研究佛法与书法关系的珍贵史料。

造像题记：造像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铭文题记，其中以六朝时代书法最精美，且品类繁多，在北碑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对书法艺术影响至深。”并将南北朝碑按高低分为“神、妙、高、精、逸、能”等六级，入选者共七十七种，其中造像题记铭颂有二十四种，约占三分之一，足见六朝时代的造像题记在书法艺术史上占多么重要的地位。难怪有人曾举譬说：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颠峰，那么，造像题记的书法，则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高峰。

（2）影响书法艺术创作

佛教与书法的结合，自然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当书者在写经、书碑、铭、题记的同时，佛教的思想亦必无形中渗入书者意识，进而影响书法的意境。因为书法之所以被认定为艺术的表现，除涵盖从点、线、面于笔墨运行的或浓、淡、干、湿、白的五墨表情，或逆、涩、回、畅的停留技法外，更呈现出作者心境寄寓的生命关注与思想人格，简单的说，精神修养常是书法表现的条件之一。所以有“书法家一动笔，就可从笔势造形的特征与笔迹的动律关系中得知书者的心理人格”。也就是说，书法家本身若曾涉略佛法，其佛学体验必将投射于书法中。

历代书法家受佛法影响，又学有所成，受推崇者，不胜枚举。书法中禅趣并生。

历代书法作品，其受佛法影响的创作，也是一代代传承不息。所以有人说：若将佛教书法的部份拿掉，中国书法史将失去一半的光彩。可见佛教影响书法是不容置疑的。

（3）佛教于书法的成就

　　历代以来，佛教僧侣擅长书法者，多不胜数，比如曾是东晋王羲之的七世孙，南北朝时代的智永禅师，曾居住于永欣寺阁楼上抄经达三十年之久，创作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真草“千字文”，被后代书法家奉为典范，从此纷纭的草书渐归统一，奠定了唐朝以来千余年草书的笔法。后代临此“千字文”的书法大家有：怀素、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蔡襄、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等。开后代书法家爱写“干字文”的风气。目前其真迹“千字文”珍藏于日本

佛教书法是佛教文化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是佛教思想传播、传承的高尚形式；是书写者的一种敬畏；是启发人类向善的。

禅为佛教大、小乘，外道、凡夫所共修，然其目的与思维对象各异。禅及其他诸定，泛称为禅定；或以禅为一种定，故将修禅沉思称之为禅思。禅宗是讲究梵我合一的，在禅僧看来，我心即佛，外在世界的万事万物无非是我心的外化，所以风吹幡动在他们眼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惟人心动。这种禅宗意识渗入到艺术批评中，便是绝对地提倡“意”的作用，认为一切艺术创作只是自由意志的外化，书法艺术也只是一种自我情感与意志的表现，怀素的草书正着眼于此。心印是禅门常用之语。“心”即佛心.它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真如本心；“印”即印可，指一种认识的方式。以心为印，就称心印。在禅宗看来，要达到真正的觉悟，须发掘出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之佛性，主张通过发现本性而领悟艺术的真谛，这就要求书法家去发掘自己的精神世界，从内心领悟书法之三昧。书法艺术是一种在心神与外物极度和谐情况下遣兴适意的自然流露。

书法家宜排除一切人世间的干扰，心和意适，自由创作，“但将健笔以为适，岂待闲人之见知。”这种要求撇开世俗烦恼，进入空心澄虑的境界与禅定状态中的沉思冥想物我两忘是一致的。陈寅恪先生曾说：“艺术发展多受佛教之影响，而佛教之传播亦多借艺术为资用”。总之，佛教文化和禅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文艺批评与审美情趣的渗透促进了中国书法向更高境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