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挂号难”背后的制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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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挂号难”背后的制度困境

如果患者的委屈与痛哭,只是换来了常见的一阵风式的大检查,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管理部门缺少正视问题的勇气与改革的决心。

近日来,一名外地女孩在医院因为挂号而落泪的视频,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坦率而言,虽然保安对票贩子疏于管理、甚至有意纵容的灰色现象令人愤怒,但在求医者爆棚、医疗资源又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医院“黄牛”现象的产生,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其实,北京警方针对票贩子、号贩子的打击,一直是非常严厉的。长期以来,公安部门、综合治理部门以及整个医疗体系,都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这些努力仍然不足以抗拒倒卖挂号的“自发秩序”。为了营造一个正常的医疗秩序,避免病患由于其弱势地位而成为任人鱼肉的对象,一方面,决不能以“市场秩序”来将“倒号”现象合理化;另一方面,也必须思考“挂号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的医院患者多、挂号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但除了人口众多的自然条件之外,其产生原因其实十分复杂。

其一是患者分流上存在严重的苦乐不均。患者向大医院、大城市高度集中,而相比于大医院的人满为患,我们的很多基层医疗组织,往往长期处于患者不足的状态。其二是过度医疗现象极为严重。大病小病都往好医院跑,有病没病都去寻医问药。其三是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优质的医疗资源流动性不足,从而强化了大医院的竞争优势与汲取患者资源的能力。

相比于中国医疗系统有待理顺的机制,欧洲国家对患者的分流却十分严格、具体。一般来说,除了急诊之外,患者要先去基层诊所预约看病。如果基层诊所的医生认为该患者确实有必要前往大医院就诊,会为其预约大医院的诊疗时间(代为挂号)。如果不遵守这一流程,那么医保系统将拒绝为诊断行为埋单。患者将支付普通人甚至富裕阶层都难以承受的医疗价格。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同样如此,除急诊病人外,一般要经过一周左右的预约与等待时间,在此期间,病人只能通过医院的助理医师、护士的电话咨询来自我护理。大多数感冒之类的小病在一周以后,也就无需去医院了。

对于今天公共医疗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国社会来说,必须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来获得医疗绩效与医疗资源分配公平性上的平衡。一方面,要争取让大量可以自愈小病的患者不浪费医疗资源,尤其是不浪费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另一方面,要让多数慢性病患者在社区就近得到治疗,而不是挤大医院。为了实现这两者的目标,医保的经费报销制度必须向欧美社会的相关制度取经。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地域广大且地区发展高度不平衡的中国,我们也必须鼓励甚至强制大城市的医疗资源向地方流动,这其中既可以考虑通过物质回报来鼓励流动,也可以考虑在职称、资质评审的制度中施加以某些硬性的规定来促进流动。除此之外,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也应该对于互联网医疗进行大力扶持,从而利用技术进步来发展远程医疗与保健体系。

中国医疗看病难、挂号难的问题,不能通过在挂号大厅里玩猫鼠游戏来治标,而是要通过在医保制度、医生资质评审制度、医疗资源分配制度等一系列上的问题来治本。如果患者的委屈与痛哭,只是换来了常见的一阵风式的大检查,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管理部门缺少正视问题的勇气与改革的决心。

(作者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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