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兵的条约是、允许外国驻军的条约是

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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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谁会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 800 英里。约翰牛自己通过进行第一次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条约；而通过进行第二次战争，又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这是俄国无限垂涎的一块地方，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把它弄到手。这一切对于约翰牛来说决非愉快的回忆。

正文：

英国政府终于公布的关于英中条约的正式摘要，同由其他各种渠道已经传开的消息比较，大体上所增无几。第一款和最后一款实际上包括了条约中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各点。

根据第一款，南京条约缔结以后所规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这一补充条约曾规定：驻香港和驻五个为英国贸易开放的中国口岸的英国领事，如遇装载的英国船只驶入其领事裁判权所辖地区，应与中国当局协同处理。

这样，英国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输入这种违禁的毒品，而且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天朝帝国的一个海关官吏角色。第二次战争以解除第一次战争还在表面上加于贸易的束缚而告终，看来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那些特别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的英国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英国正式放弃它对贸易的假惺惺的反对，不会导致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政府请英国政府协同取缔贸易，也就是承认了自己依靠本身的力量不能做到这一点。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是为了借助外国人的帮助来取缔贸易而作的最大的、也可以说是绝望的努力。

既然这种企图遭到了失败——而且现在是公开宣布失败——既然贸易就英国来说现在已经合法化了，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或财政上着想，都将会试行一种办法，即从法律上准许在中国种植并对进口的外国征税。不论当前的中国政府意向如何，天津条约给它成的处境本身就给它指出了这条路。

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垄断连同印度的国库一定会一起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

到目前为止，贸易一直是约翰牛用铅心骰子进行的一场。因此，第二次战争的最明显的结果，看来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落了空。

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的慷慨的英国，在订立和约时没有要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一直声称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却因此而不能不迫使中国偿付连英国现任大臣们都认为是由英国自己的海盗行为所造成的耗费。

不管怎么样，天朝人将偿付 1500 万或 2000 万英镑的消息一传来，对于最清高的英国人的良心起了安定作用。《经济学家》杂志以及一般撰写金融论文的作者们，都兴致勃勃地计算着中国的纹银对贸易差额和英格兰银行金银储备的状况将发生多么有利的作用。但是遗憾得很！帕麦斯顿派的报刊煞费苦心地制造和宣扬的那些最初印象太脆弱了，经不起真实消息的冲击。

有一专条规定：“以二百万两白银”偿付“因广州中国当局处理不当而使英国臣民所遭受的损失；另以二百万两偿付”军费。这两笔款项总共才 1334 000 英镑，而在 1842 年，中国皇帝偿付的是由 420 万英镑外加香港，减少到只有 1334 000 英镑，这毕竟不像是一桩漂亮的买卖；可是，最糟糕的我们还没有讲呢。

中国皇帝说，既然你们不是同中国作战，只是同广州进行“地方性战争”，那就请你们自己设法去从广东省挤出那笔由你们亲善的军舰逼迫我批给你们的损失费吧。同时，你们那位赫赫有名的斯特劳本齐将军不妨把广州作为物质保证，并继续使英国武器成为连中国兵勇都会耻笑的笑柄。

乐观的约翰牛因 1334 000 英镑的小战利品所附带的这些条件而产生的苦恼，已经表现为可以听到的呻吟。伦敦有一家报纸写道：“不仅不能调回我们的 53 艘军舰并看到它们载着几百万两中国纹银凯旋归来，我们可以指望的好运气反倒是必须派遣 5000 名士兵去重新占领和守住广州，并帮助海军去进行我们的代理领事所宣布的地方性战争。

可是这场地方性战争，除了把我们的贸易从广州赶到中国其他口岸以外，会不会造成其他结果？……继续进行战争（地方性战争）会不会使一大部分茶叶贸易落到俄国手里？欧洲大陆和英国本身会不会变得必须依靠俄国和美国供给茶叶？”

约翰牛担心“地方性战争”会影响茶叶贸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麦格雷戈的《商业税则》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对华战争的最后一年内，俄国经由恰克图得到 12 万箱茶叶。在英国同中国媾和后的一年内，俄国对茶叶的需求减少了 75％，总共只有 3 万箱。不管怎样，英国人为占据广东而将继续耗费的钱财，一定会大大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这第二次对华战争将是所得难偿所失。

爱默逊先生说得对，在英国人看来这真是莫此为甚的大错。在第五十一款上载有英国侵略所取得的另一个大胜利。按照这一条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约翰牛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蛮夷”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

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的眼里，约翰牛该是多么恭顺啊！条约中的商务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享受不到的任何利益，而且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其中大部分价值还不如书写条约用的羊皮纸。

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按照这一条款，英国人实际上是被禁止进入全帝国的通商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正如《晨星报》所正确指出的，是“英国人能将自己的工业品销往内地的唯一通路”。

如果他们肯当乖孩子，帮助帝国政府将起义者逐出其目前所占领的区域，那时他们才或许可以在长江航行，但也只限于特定的口岸。至于新开放的海港，最初听说是开放“一切”口岸，现在已缩减了，而且如一家,伦敦报纸所说，这些口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于海岛上”。此外，那种以为贸易的发展会与所开放的通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错觉，时至今日已该破除了。请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有几个发展成了真正的商业中心？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到广州进行贸易。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引自 1856—1857 年关于各地贸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应该记住，广州的商品进口额中也包括由广州转运到厦门和福州的进口商品。

“条约中的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所得出的结论。但是这家报纸却欣赏“条# 约中最妙的一点”，即“将有一位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同时也将有一位满清大员常驻伦敦，他还可能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行的舞会呢”。

然而，无论约翰牛觉得这有多么开心，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谁会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 800 英里。约翰牛自己通过进行第一次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条约；而通过进行第二次战争，又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这是俄国无限垂涎的一块地方，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把它弄到手。这一切对于约翰牛来说决非愉快的回忆。

伦敦《泰晤士报》为此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它在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颠占便宜的新闻时，特意将电讯中提到俄国依照条约获得黑龙江流域的那一部分删去了。

写于 1858 年 9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