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告诉我们什么_货殖列传的主要内容
如果您是一位喜爱历史的商人，想必一定知道司马迁所编撰的《货殖列传》，属《史记》。这本《货殖列传》，是正史第一次为商人立传的名篇，充满中国早期的商业智慧和商业，全面地阐发和反映出了古代商业、商人及财富的观念，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描摹，也被后人反复引述。
我们不得不感叹司马迁眼光独到，为王侯将相立传的同时，为先秦以至汉代中期的历代大商巨贾立传，树立了传颂千古的商业鼻祖，赋予商人应有的历史地位，也为后世留下了较为集中的商人经营活动资料。一起来看看吧。
司马迁的形象深入人心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传的商人，是有选择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其标准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在《货殖列传》叙述汉代当世的大商人后，司马迁又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述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很显然，司马迁为之立传的商人必须是一不害于政，二不妨百姓，三能取予以时从而获息增加财富之人。这些人，是布衣匹夫之人，而不是贵族、官僚以及武断乡曲之人，是通过经营获致富厚的人，而不是凭藉身份作奸犯科以超经济手段获得权势的人，是与时俯仰大获成功中之少数卓荦异常之人，而非经营成功的普通富豪。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被人评为“前所未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司马迁为这样的商人立传，充分反映出了他的商人观和商业观。
《史记·货殖列传》中国第一本“经济学”
计然，字文子，又称计倪 、计研 ，春秋时期宋国葵丘濮上（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人 ，著名谋士、经济学家。史载其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经常遨游于山海湖泽，南游越国时，收越国大夫范蠡为徒，授范蠡七计。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计而灭吴国。
计然《内经》《富国》《杂录》等著作中详细叙述了他的商业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点。
第一要懂得天时变化，其规律是可以掌握的，农业产量呈现出短期波动、长期循环的特点，如能预测丰歉水旱，就能预测商品供求变化的长期趋势。
《内经》：“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
第二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及时买进和抛出，经营就能获利成功。
第三，国家要用调节供求的经济办法来控制物价，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以对产销双方有利，防止谷贱伤农和影响商人的经营利润。
《内经》：“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是以易地而辅，万物之常。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以王，小则可以霸。”
第四，经营者要十分注意商品的质量，贮藏货物。《富国》：“前时设备，物至则收，国无逋税，民无失穗，三生也。仓已封涂，除陈入新。”
第五，要注意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计然实乃“商祖”范蠡的师傅
（一）司马迁重视商品流通，从自然资源、社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角度，清晰阐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业的重要性，提出农虞工商并重论。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首先比较《老子》的社会理想与三代以来的社会实际情形，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思想。
就是说对于人心有声好、口欲穷奢之好，身安逸乐的心理，高明的统治者是顺应利用，其次是引导，再次是教诲，更次是调节，最下则是与民争利，或者限制抑制。
紧接着，司马迁叙述全国的自然资源和地利情形，指出各地的自然之利，“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种自然之利的开发利用，并不需要统治者政教发征聚敛，而只要人们各尽其能，各竭其力，即能实现。这便是顺应利用。
司马迁这里将人们依据自然资源和地利情形各竭其力的行为，由市场通过价格自发调节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状态的情形归结为“自然之验”。
司马迁将“工农商”各竭其力使市场价格达到均衡的方法称为“自然之利”
接下来，司马迁引用《周书》所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称此四者是“民所衣食之原”，这四者，顺应利用得好，则富饶有余；不善利用，则贫乏不足。
他而后援引齐国致强称霸的例子，先说太公望所封的营丘，盐卤之地，人民很少，太公勤其女红，尽其技巧，贩卖鱼盐，以致人们辐凑而至，成为冠带衣履天下、吸引人前往趋利的重地。
后来齐国中衰，管子采用调节钱币之法，富国强兵，终至桓公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于此，司马迁总结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这个过程中，司马迁层层递进和展开，缜密地阐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业的重要性，农虞工商各其有重要地位，缺一不可。司马迁以前的思想家论述“富”和“利”，多是从一般原则或国家的观点提出问题，“没有从个人以及农虞工商各业如何经营致富的问题进行考察”，“在这个问题，司马迁可以说是第一人”。
管子采用钱币调节之法，富国强兵，终使齐国称霸
（二）司马迁思想敏锐，从人心人情的本性出发，从商业与财富的功用出发，充分肯定富商巨贾的正当社会功用与积极影响
司马迁从荀子的人性论出发，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认为农虞工商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求富益货”活动，是来源于人类的基本欲求和较高欲求，是人之情性所致，“不学而俱欲者也”。可以说司马迁展示了社会各业求利求富的一幅宽广的图画。
举凡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于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均是为了求得富厚。
廉吏、廉贾之行，也是为了取利获致富贵。社会各界如壮士攻城，，不避汤火之难，是为了重赏。
赵女郑姬，梳妆打扮，目挑心招，不择老少，为了奔富厚。
斗鸡走狗，必争胜，为了不失钱财。如医方技术之人，为了收入，吏士舞文弄法，不避刀锯之刑，是贪贿赂。
所以，他认为农工商贾畜长，本来就都是为了“求富益货”。司马迁赞扬商业与农工等它业一起，“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并肯定孔子周游列国得以成行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弟子子贡将经营所得予以资助的结果。
社会各个阶层“求富”活动来源于人的基本需求
所以班固在《汉书》中批评他“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班固的说法，其实只说出了司马迁描述商人行为的表面现象。
司马迁实际上是要阐明：士农工商以至社会百业，并无高下尊卑之分，均不可或缺；各业应该充分利用自然地利客观条件，利用一切方法和手段，使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流通运作起来，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司马迁其实是在总结求富之路谋生之方，而并不轻视贱业，羞耻贫困，并不是“崇势利而羞贱贫”。
（三）司马迁高屋建瓴，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商业与商业思想
财富与道德行为的关系方面，司马迁强调《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提出：“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艺而益彰，失艺则无节操而言。”
在人的求富动机方面，司马迁认为，整个社会如谚语所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求富是人之情性，不学而俱欲者也。社会各界虽然从业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但为了求富求贵，必定不遗余力，宗旨则一。
司马迁认为，即使在等级社会中，人们谋求富裕的机会却是均等的。在对待财富的人生态度方面，应该尽其所能，去追求富厚，如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进祀，应感到惭耻；“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因此，无论何业，均应一心，孜孜追求，以实现“诚壹之所致”。
司马迁认为无论何业，均应一心，孜孜追求
在追求财富的成效方面，提出各业致富的回报率。司马迁认为，农虞工商四业，皆是本业，“衣食之原”，缺一不可，要摆脱贫困谋取财富的成效和速度，营商是为突出的。
司马迁强调，即如谚语所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一般人视为末业的商业，恰恰是贫者之所资，更是谋生求富最有效率的行业。这是因为，从事商业贸易，货款回笼快，资本能迅速赚回本利，周期越短，次数越多，国内贸易的本利，
“大都每年能赚回一次，甚至三四次”，而农业就不可能。斯密说，“我们常常看见一种白手成家的人，他们以小小的资本，甚至没有资本，只要经营数十年制造业或商业，便成为一个富翁。然而一世纪来，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在欧洲简直没有一个。”斯密关于商业致富的奥秘，早在近两千年前，就由司马迁揭示了出来。
斯密商业致富的奥秘，早在近两千年前，就由司马迁揭示了出来
在经营方法和经营理念方面，推崇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之法，推崇“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说“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也即强调发挥货币的流通作用，加速资金周转。巫宝三先生认为，“如果以司马迁的货殖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的货殖学说相比较，他们在无限度的增殖货币财富的论点上，可以说是一致的，但司马迁论述财富的增殖，不像亚里士多德限于货币，还包括生活用品等实物，也不像亚里士德那样仍然没有摆脱规范的束缚”。
司马迁的商业商人观殊少见到被官方采行，但其在《货殖列传》中立传的不少大商人，被后世奉为经商鼻祖，顶礼膜拜。其阐发的很多商业、致富、民生思想，多为后世所肯定。
如“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推崇水旱丰歉掌握贵贱待时而动的计然之策，长袖善舞的子贡，“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白圭之术等，为历代商人所崇奉，所运用。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诵之人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观念，为人所熟知。“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真谛，成为历代商人的强大动力。
最为奇特的一点是《货殖列传》对商人行为的诸多描述，往往成为后世商人墓志铭的画龙点睛之笔。由此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不知今日所讲，大家懂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