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治国理念-朱元璋的治国方略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凋敝衰败的严峻形势，宵旰忧勤，锐意求治，并在总结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历代王朝尤其是元朝兴亡治乱的教训，提出了一套丰富多彩的治国思想。他的治国思想自然包含不少封建性的糟粕，但也不乏闪耀智慧火花的真知灼见，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躬览庶政”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说：“元氏 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①。又说：“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②认为“主荒臣专”，即君主不能“躬览庶政”，大臣“专权自恣”，是导致天下骚乱、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强调君主要“躬览庶政”，认为这是实现天下大治的一个前提条件。所谓“躬览庶政”，顾名思义，即指君主要临朝预政，亲自过问和处理国家大事。朱元璋认为，君主如不“躬览庶政”，大臣就会专权自恣，胡作非为，破坏纪纲法度，并且蒙蔽君！主，使之无法了解下情，运用其权力来加以纠正。否则，“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利便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①他认为张士诚之所以灭亡，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不理政！务，委任权臣，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着人，瞒，张九四（即张士诚）终岁不出门，岂不着人瞒！”②所以，朱元璋即位后，总是兢兢业业，亲自临朝预政，不仅日视三朝，还“时召大臣于便殿裁决庶政”⑧。《天潢玉牒》载：他“四鼓而兴，未明而朝，日景始罢。稍间辄与诸儒讲论经史，晡时复听政，至昏乃还宫。隆寒甚暑，未尝少变。体或不豫，亦强出视朝。凡有陈论者，无间卑贱皆引见。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寐，深思弭患之宜。”朱元璋自己也说：“朕 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星失次，即为忧惕；或度量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④真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不过，朱元璋“躬览庶政”的命题，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主张进一步扩大皇权，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在他，：看来，君主要“躬览庶政”，除了皇帝本人亲自临朝听断，还必须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事皆朝廷总之”①，进一步打大君主的权力，“权不专于一司”②，相应地分散和削弱臣下的权力，使之无法专恣擅权，这样才可保证君主的大权不致旁落，并且保证他能永远按自己的意志办事。

明初的政权体制基本上是沿袭元朝的制度，朱元璋认为它弊病很大。起不到保证君主“躬览庶政”的作用。他批评元朝的中书省制度说：“胡元之世，政专中书，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③他对丞相之设更为不满，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④。“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⑤。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他告谕群臣：“联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效古六卿之制，俾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⑥。旋即下令撤销中书省，升六部官秩，分理全国政务；罢除丞相官职，由皇帝兼使其权；撒除大都督府，更置五军都督府，分领所属卫所。在这前后，他还设通政使司，使掌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令 以正百司，达幽情，以通庶务”⑦；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以加强，对内外百官的监督；废行中书省，分置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使司，以分散地方机构的权力。

此外，又严禁宦官、后妃预政，以防宦官、外戚专权；封藩诸王，以屏藩王室，屠戮功臣，以防功高震主，强化文化专制，以钳制士人思想。经过一番改革，各个系统的政权机构彼此独立又互相牵制，便于君主的控制和操纵。全国的最高决策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手里，实现了“乾纲独断”的目的，从此“中外奏章皆上彻御览，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唯面奏取旨”①。朱元璋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样--来，就可以确保自己及其子孙永远“躬览庶政”了，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②他特著《皇明祖训》，下令：“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字不可君主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理所当然是应该亲预朝政的。但以往的历代王朝，除少数有作为的君主，大多数的皇帝都沉溺在宫廷的腐化生活之中，骄奢淫逸，极少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权臣擅专，因而弄得朝政日非，积弊丛生，导致王朝的覆灭。朱元璋力图矫正积习，强调君主必须“躬览庶政”，这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自己身体力行，亲预朝政，勤于听断，因而能够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果断措施。同时，他为确保“躬览庶政”的实现，又对国家机构进行相应的改革，加强了对官吏的监督和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所有这些，无疑是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也有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另外，与之俱来的中央集权的强化，也有利于我国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但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主荒臣专”的现象，是封建君主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痼疾，不改变这个腐朽的制度，它是不可能加以根除的。而朱元璋在“躬览庶政”的命题下，有权必抓，事必躬亲，把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发展到了极端，这又不能不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在极端的君主专制之下，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臣僚唯有束手待命之分，他们的进取性和积极性便消失殆尽。而君主的权力越大就越是担心大权旁落，对臣僚便越是疏远和猜忌，越是要处处加以防范，官僚机构也就势必越加膨胀和臃肿。同时，君主的权力越是扩大，又越是便于佞臣施展权术，窃取权柄，而滥施暴政。这一切，最终必然要导致政治的腐朽，吏治的败坏，阶级矛盾的激化，从而破坏社会经济特别是行将出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来的事实证明，明朝的历史正是沿着这一轨道发展而走向它的末路，这是朱元璋所始料不及的。

“安民为本”

朱元璋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强调“民者，国之本也”①，“凡为 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②，认为要求得天下大治，首先必须安民，只有安定了百姓，国家才能安定。

朱元璋为他的这个主张披上--件天命论的外衣，谓：

“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其君位）”①。他认为天下百姓都是上天的子民，同样受到上天的抚爱，君主受命于天以治民，负有“妥安生民”的责任，“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②。因此，君主如果想要得到天命之永眷，不仅要敬天，而且要“恤民”，

“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❸只有注意“恤民”，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给足，上天才会高兴，天命才可永驻，君位才可长保。否则，如果不注意“恤民”，弄得民不聊生，颠沛流离，.上天就会发怒，天命便会丧失，君位就会不保，“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④。天命论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朱元璋的这种天命论与孔子等人的天命论毕竟有点区别。孔子等人的天命论是和血统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只有出身高贵的“君子”才能知天命，而出身卑贱的“小人”是不可能知天命的。朱元璋却把天命论与民心论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事迩，天道远，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⑤，强调“天命之去留，由民心之向背”⑧，“为政者以得民心为本”@，君主必须“妥安生民”，取得民心的支持，才能永眷天命，长保君位。这深刻地反映了元末农民战争对朱元璋的教育作用。正是这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使朱元璋亲眼看到起义农民的伟大力量，他惊呼：“所惧者民”①，一再引述古人的话说：“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②。因而他对君民关系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懂得“民不可轻”的道理，认识到君主不仅不能“轻民”而且要“敬民”，说：“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之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寝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者。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畔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已相资，则必无漫视之、弊。..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⑧朱元璋“安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就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那么，怎样才能“安民”呢？朱元璋认为，民之所以不安，主要是由于衣食不能给足，加上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过度榨取，造成百姓的极端贫困，“民窘于 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足，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④

他指出：“大抵百姓 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穷困而国独富安者！”⑤认为民之贫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只有设法发展生产，并减轻剥削，使老百姓衣食给足，摆脱极端贫困的状态，才能求得民安而国治、他把这-一主张概括为“藏富于民”，说：.“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⑧

朱元璋的“藏富于民”，首先是指发展农业生产，开辟衣食之源。他指出，“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①，“食之所恃在农，农之所望在岁”②，“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③，要解决衣食问题，关键是抓农业生产，“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就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治国之急务来抓，并规定对官吏的考核必书农桑治绩，违者降罚。他还针对当时“天下初定，民财力俱困"的实际情况，制定“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调整土地关系、奖励垦荒、推广屯田、兴修水利、提倡种桑植棉、实行赈贫救灾等措施，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了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和不误农时，还注意“简兴作，节徭役”⑤，尽量减少非生产性的工程建设，一般工程也尽可能安排在农闲季节进行。

朱元璋“藏富于民”的另一内容是轻徭薄赋，均平负担。

他懂得，只顾眼前利益的过度榨取，不仅会使国家的财源陷于枯竭，而且还会激起农民的反抗，“苟取其困穷而不之恤，民将抚然日：恶在其为我上也”⑥。他认为：“善为 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故民力纾而财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府岂有不清？”⑦主张把赋役剥削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取之有制，用之有节”⑧，切勿竭泽而渔。因

此，朱元璋所确定的赋税，民田一般三十税一，徭役负担也较元末大为减轻。而且还注意做到均平负担，特别是在进行人口和土地的清查、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并对徭役制度进行改革之后，更减少了课役畸轻畸重的现象。

朱元璋“藏富于民”的又一内容是整肃吏治，抑制豪强。

朱元璋深知，官吏苛剥，豪强横行，是造成百姓极端贫困的一个致乱之源。如不加抑制，所谓“藏富于民”，“衣食给足”，不过是一-句空话。元朝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县官由儒者多迁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害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①，明初政局之所以动荡不安，也是由于“有司贪墨，守御官军扰害，以故（百姓）逃窜山林，群聚为盗”②。即位之后，朱元璋便大力整肃吏治，不仅制订严格的官吏考课制度，而且动用严刑酷法严厉打击贪官劣吏。对那些“欺凌小民、武断乡曲”的豪强地主，也严加制裁。洪武初年，他召集各地富豪至京，即告诚之：“毋凌弱，毋吞寡，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⑧后来，他不仅用酷刑诛杀了一批“非良民”即不法豪强，而且多次借“实京师”之名，将各地的许多富户迁至京师和中都临濠，使之丧失原有的社会地位，无法再鱼肉乡邻。

朱元璋的“安民为本”和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他曾以人之驭马来比喻君民关系：“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励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①在他看来，老百姓乃是供统治者驰驱的坐骑，只不过为了使之不至颠蹶而伤着统治者，不能过度负载，过分鞭策而已。他还说：“趋事执役以奉 上者，庶民之事”②，“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如果“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就是不安本分，“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将给子严厉的惩罚和镇压③。朱元璋“安民为本”的阶级实质不是昭然若揭吗？但是，他能够看到起义农民的巨大威力，从而把“安民”视作“为治之本”，宣布要解决百姓的衣食问题，并且确实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这种见识和胆略还是难能可贵的。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固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使百姓真正富裕起来，达到衣食给足，但是毕竟多少改善了他们的处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起到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安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