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怎么翻译作品的,林纾翻译作品的特点
适逢“圣诞节”，我们暂且不论“该过不该过”，这一洋节的现实意义如何？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认识清末民初的一位学者。他学贯中西，是第一位让中国人知道西方名著的翻译家。他神一般地存在，斯人虽千古，但江湖上仍有他的传说。
扪心只有天堪恃；知足当为世所容。
——林纾
这是林纾先生的一幅书室门联 。
细细品味这幅对联，不难看出：
联语思深致远，含凝旨趣，表明只有天可依恃之慨，抒发其愤世嫉俗之情。
1917年2月，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古文之不宜废》的文章。作者署名林纾，字琴南，号畏庐。1852年生于福建闽县，这就是如今的福州。他在年轻时曾梦想成为一名佩剑任侠，载酒行吟的豪客，这一点类似唐代的“诗仙太白”。
1882年林琴南考中举人，然而事与愿违，他七上春闱，七番落第，从此心灰意冷，绝意仕途，从此转向从事文化事业。
1900年，林纾聘任为北京任五城学校国文教员。因其所作古文，备受“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赞赏，名声大噪，后荣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讲席。
民国成立后，他与著名学者马其昶、姚永概等人，与当时在北大提倡“魏晋之学”的章太炎因学术主张相背，随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没有了衣食来源，便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可以说是“民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他曾说自己的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
他又说与他的古文相比，自己的诗又不过是“狗吠驴鸣”而已。林纾对别人称他为翻译家甚为恼恨，康有为赞了他一声“译才”，几乎惹得他翻脸。他希望别人称他为古文家。
他放言“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可见其对于自己的古文水平，自信心爆棚，这也是民国大家的通病，就这么自信，不服来战！
令人惊叹的是，林纾不懂外文，但在懂外文的朋友协助下，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划时代的译作，乃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而产生。当时林纾因夫人去世，悲伤与绝，心情低落。他的好友王寿昌来看他，劝他散散心，并把一本名为《茶花女》的法国文学名著作品介绍给他，让他试着翻译，说该书是法兰西大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小说以情感人，使法国巴黎倾城，让浪漫的巴黎男女为之神魂颠倒，他想让中国人也能一饱眼福。
“几日后，包括王寿昌在内的几位朋友，邀我祖父到石鼓山散散心，”据林纾的嫡孙追述，“就在前往石鼓山的画船上，我祖父开始了他的第一部译著。”
据当事人回忆录记载：王寿昌临窗而坐，手捧《茶花女》法文原本，一边浏览，一边口述。船中林琴南临桌站立，提笔泼墨，挥洒成篇，友人在一旁喝彩。其场面不亚于当年王勃一挥而就的《滕王阁序》。
从此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曾产生巨大反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奇特的方式从不懂一句外文的中国古代文人手中，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用古文的方式译出。这个里程碑式的壮举，使得中国文坛上第一次有了外国小说的影子。
书译成后，由魏瀚（著名造舰专家）出资交由城内最有名的刻书匠吴玉田镌版印刷。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正式在福州发行，书印成刻印的时候，我的祖父和王寿昌都未敢用真名，我的祖父署名冷红生，王寿昌署名晓斋主人。未敢用真名的原因，在于当时小说的文学地位很低下，为士大夫之流所不屑为。但没想到的是，小说问世之后，立即轰动全国。
从此之后林纾的翻译，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笔头很快，“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毕生把18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这其中包括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司哥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俄国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等，均畅销海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西方世界。
由于先生的文笔和才华，一时间“洛阳纸贵”。时人既羡慕又称赞他就是一个“造币工厂”、“印钞机”，只要他一下笔，就有很多著名的出版商抢着给他送稿酬。
林纾听了这些传言，不禁苦笑，他自嘲地把自己的画室题名为“磨坊”，意在“他就如同驴子下磨坊磨粉，一天不磨，即须挨饿，个中苦况，不足为外人道。”
民国著名学者严复曾盛赞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断尽荡子肠”，这主要得力于他精彩绝伦的文字。但恰恰是他的文字，受到新学人士嗤之以鼻的讥弹。
周作人直指他“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不过是“中体西用”的老本领、旧思想而已。
鉴于这种四面楚歌的文坛境地，林纾当然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对当时白话文所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深感忧虑，惟恐国未亡而文字先亡。
林纾尖锐地批评当某些赶时髦的“新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
-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惟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
- “未得其新，先殒其旧”。
古文和新学的观点，林琴南先生早在民国时代，就已洞烛其症。他在1915年为“国学扶轮社”编纂《文科大辞典》作序时写道：
“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也”。
由此可见，林纾并非头脑迂腐的“古字先生”，在引入西方文学方面的贡献，在当年举国上下还没有谁可以超越他。他非常清楚中国的传统旧学，已不适用于今日，他虽主张古文不宜废，却没有说过白话文不宜兴。
单凭这一点，我们今天的很多专家学者是否汗颜！大家就谈谈自己的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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