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导演李安貉的作品有哪些;执行导演李安貉的作品有哪些电视剧

赵宏清

弘州文化是金元历史的一座丰碑

赵宏清

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灿烂辉煌的文化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广袤的大地上，这部文化史历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史上，弘州文化乃是金元历史的一座丰碑。

源远流长的弘州历史

今阳原境域，战国时置安阳，是赵武灵王长子、代安阳君赵章的封地。西汉置桑干、东安阳、阳原三县，代郡治桑干。东汉设桑干、东安阳县。隋属雁门郡灵丘县地。唐属河东道，置横野军安边县。宋属云中府路，不久即失。辽置弘州，金元相沿不改，明初废，先后置州四个世纪。明设顺圣川东、西城。清置西宁县。民国复置阳原县至今。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境属辽西京道大同府。辽统和年间（983-1012年），置弘州，刺史。治弘州城（今西城），辖永宁、顺圣二县。永宁治今西城，顺圣治今东城东南之旧东城。“统和中，以寰州近边，为宋将潘美所破，废之，乃于此置弘州”（《辽史·地理志》）。顺圣县置于辽穆宗应历中（951-969年）。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预置云中府路，阳原在其境内，属蔚州。宣和五年，辽蔚州守将降宋，未及一年，复被金占领。永宁县，有人户一万。顺圣县，户三千。

金时，境属西京路弘州，刺史。州治今西城，辖三县二镇。三县即襄阴县（大定七年永宁县改，弘州治所）、顺圣县、矾山县（金大定初隶弘州，明昌三年[1192年]改属德兴府。今涿鹿矾山一带）；二镇即阳门镇（金大定年间置镇，贞祐二年七月升为县。元废。故治在今万全县阳门堡一带）、大罗镇（金初隶弘州，明昌三年割隶宣德州。有庆宁行宫。泰和五年以提举兼龙门令）（《金史•地理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2011年《张家口市年鉴》）。襄阴县有户二万二千二。

元初，境属中书省大同路弘州，辖襄阴、顺圣二县。“至元中，割顺圣隶宣德府，唯领襄阴及司候司，后并省入州”（《元史·地理》）。

此后，县东西分属，东城、辛堡以西地域属中书省大同路弘州襄阴县，以东地域改属中书省上都路宣德府(至元三年[1266年]更名顺宁府，治今宣化）顺圣县。

弘州之“弘”，在历史上用法较乱。清康熙《西宁县志》、阳原县文化馆编撰的《阳原县民间传说和故事集锦》将弘州作“洪州”；清同治《西宁县新志》、民国《阳原县志》将弘州作“宏州”。阳原县旧志之所以将“弘”作“洪”或“宏”，主要与当时帝王避讳用字有关。清乾隆帝名弘历，即讳“弘”而以“宏”代。《西宁县志》《西宁县新志》均为清代编修，遂将弘州作“洪州”或“宏州”。民国《阳原县志》沿袭《西宁县新志》，甚至将明孝宗“弘治”年号亦作“宏治”。1983年《阳原县地名资料汇编》、民国《阳原县志》1986年重印本，标准化处理为“弘州”，这是正确的。因《辽史》《金史》《元史》均作“弘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标作“弘州”。1988年，阳原县马圈堡乡石盆村发掘一处金代墓葬，墓碑有“大同府弘州顺圣县”以及“大定八年五月五日”等字样，“大定”是金世宗完颜雍年号。此后，文字表述一律改“洪州”和“宏州”作“弘州”。

独具特质的弘州文化

弘州是古代北方汉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在四百年的历史中，共同创造了一个时代所有社会生活精神物质面的总和。

弘州文化的核心是“厚德、包容、博学、育才”。弘州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原丘陵区农耕经济文化与草原畜牧经济文化的相互汇合；二是北方汉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三是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相互结合。而这三者又都统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任何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东西，不分南北，都有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弘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具全国的共性，又有地域的特性，其特质十分明显。

一、名满海宇的诗词曲赋文化

辽金元时期，弘州代有达人，不仅仕宦显赫，勋业炳煌，而且文学、考据等，亦曾领袖中原。杨笃《西宁新志•艺文志》述：“县文学，以金元为盛。”

◎领袖中原的诗坛名家李纯甫。李纯甫（1185-1231年），字之纯，号屏山居士，金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擢承安二年（1197年）经义进士。历官翰林，京兆府判官。金末文坛著名诗人，尚奇派领袖，被誉“宏杰之士”。

金章宗南渡后，诗坛上形成两个不同的诗歌流派。在南渡前已崭露头角的赵秉文和李纯甫，此时成为诗坛的两面旗帜。赵秉文等人主张诗作平淡纪实，多方师承；李纯甫作诗、论诗主张奇峭险怪，自成一家。两派风格不同，争议纷然。“他们都有较高的创作成就，有各自的理论主张，甚至于互相辩难，在他们周围又都各自团结了一批诗人，有着较为明显的流派特点，在诗坛上形成了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而对于南渡之前那种浮艳尖新诗风，他们又都起了逆挽颓流的作用。”（张晶《金诗流变鸟瞰》，《文史知识》1989年第11期）李纯甫的诗学理论强调自成一家，他“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格，勿随人脚跟。’”（《归潜志》卷八）因而在诗歌风格上强调奇峭，有尚奇的审美倾向。他自己的诗也以奇崛为尚，造语险异，较为接近唐人卢仝、李贺。如他形容赵宜之：“老卢磔杀玉蟾蜍”（《赵宜之愚轩》）；写周嗣明的气质：“怒如怪兽拔枯松”（《送李经》）；写张伯玉的个性：“斫头不屈面如铁”（同上）。这些意象都是怪异狠重，出人意表，令人错愕，往往脱略凡庸，进入一个奇特的境界。

李纯甫善于汲引士人，成为金南渡后的士大夫魁首。因此，在他的旗帜下，聚集了不少诗人，形成了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这派的骁将雷希颜、宋九嘉、李经等，其基本创作倾向是雄拗奇峭，集中反映了当时士大夫备受压抑而胸臆峥嵘的郁愤。当日士人的一般心态在这派诗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元好问所编《中州集》录存李纯甫诗二十九首及所撰故人外传若干，他还著有《鸣道集解》《中庸集解》等，辑为“内外稿”。

李纯甫去世后，元好问作《挽李屏山》七律二首深切悼念他，其一是：“世法拘人虱处裈，忽惊龙跳九天门。牧之宏放见文笔，白也风流余酒尊。落落久知难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杰今谁望，拟唤巫阳起醉魂。”此诗高度概况了逝者的才气、性格及其命运，对这位恃才傲物、抑郁而死的友人表示同情惋惜，但不作寻常悲酸凄怆之语，诗意豪健，有龙腾虎跃之势。

◎超迈雅整的诗词曲家魏初。魏初(1232-1292年)，字太初，号青崖，元弘州顺圣(今河北阳原)人。年甫二十，即有声于时。中统元年(1260年)，为中书省掾史兼掌书记。后以祖母老辞归，隐居教授。至元七年(1270年)授国史院编修官，拜监察御史，历任陕西、河东按察副使，行台扬州、江西按察使，南台御史中丞等。魏初幼好读书，尤长于《春秋》，为文简而有法，为诗格律坚苍，词率皆酬赠之作。然笔致超迈雅整，不流于庸俗。曾从元好问学。著有《青崖集》五卷，收于《四库全书》。《全书提要》言：“焦竑《经籍志》载魏初《青崖集》十卷，《文渊阁书目》亦载魏太初《青崖文集》一部七册，是明初原集尚存，其后乃渐就亡佚。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诗文搜辑裒掇厘为五卷，犹可见其崖略。”“今幸遗集仅存，尤足以补史阙，固不徒以文章贵矣。”

其诗或雄浑旷达，或沉郁悲凉，皆格律坚苍。“顺圣温泉留题”五言律诗既如此。诗序曰：“戊申岁初，年十有七，从先大父玉峰靖肃公来拜祀先垄，曾浴于此。今初独来，父祖俱弃世，犬马亦已四十，嗟岁月之易得，怀先人而咏叹。丘山零落，堂构多惭，因留数字，以纪岁月。”诗曰：“破塚风霜里，诸孙骯髒边。䄲趺埋老藓，翁仲卧荒烟。宗邑嗟谁起，文源愧我传。一杯清酹底，聊与慰重泉。”

同时，魏初又是一位感情深挚、细腻的词人，其词皆能倾心表露真情。朋友间的离别与重逢是人们都曾有过的经历，其中的感伤与喜悦也是人们都曾有过的情感，但将其真切地表现在一首短短的令词中却并非易事，而《点绛唇·昨日邮亭》就做得很成功。此词写了作者与友人离别、重逢到再次离别的过程，字里行间，流露出朋友间的真诚友谊。他在宦游路上写给夫人生日的《鹧鸪天·室人降日》词，使中国文学史上有了一首情真意切、明白而家常的小词。

元代文学除诗词外，主要还有散曲、杂剧和南戏等。元散曲是词的一种解放和发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是我国古典艺术继承唐诗宋词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魏初散曲作品小令《[黄钟]人月圆·为细君寿》，见于《青崖集》。此曲上阙曰：“冷云冻雪褒斜路，泥滑似登天。年来又到，吴头楚尾，风雨江船。”下阙是：“但教康健，心头过得，莫论无钱。从今只望，儿婚女嫁，鸡犬山田。”曲为妻子祝寿之辞，上阙诉说自己风雨雪路途辛苦，下阙祝愿妻子健康长寿，希望家人平安。全曲短短四十八字，在明白晓畅的祝福中，流露出在外奔波的艰苦和享受天伦之乐的向往之情。

◎春容和雅的诗词赋家王沂。王沂，生卒年不详，字思鲁，元弘州（今河北阳原）人。曾祖王国纲，金监察御史。父王元甫（父），官至承事郎监黄池税务。沂延祐二年（1315年），登进士第。历任临淮县令、同知嵩州、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待制、待诏文宣阁、礼部尚书等。至正末，告老还乡，侨居山阴、应县一带。时局动荡，携家南渡，定居真定（今河北正定）。

沂古学深厚，精于鉴识，由外吏而历跻馆阁，多居文字之职，庙堂著作多出其手。他工诗词，与傅若金、许有壬、周伯琦、陈旅等人俱相唱和。著有《伊滨集》，绝少流传。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裒掇编次为二十四卷收于《四库全书》，评其诗词赋春容和雅，有先正轨度。论诗推崇陶潜、韦应物，以怡淡自然为理想境界。今录其《发赤城》五言古诗一首，以共飨：“赤城夜来雨，新涨没马膝。晓行鹤门岭，炳炳乱峰碧。秋髙川原阔，禾黍纷已积。居人望翠华，父老扶杖立。牛羊散在野，晴曦漏云隙。崖巅挂虹霓，草际鸣蝼蝈。既忻宠光被，复协栖遁迹。行行幽兴得，觅句写崖壁。停立望苍茫，乱飞归鸟急。”

辽金元时期，弘州诗词家著作流传于世的还有：刘震亨的《风露集》，王元节的《遁斋诗集》，王元父（甫）的《政要书》十二篇、《陶诗注》三卷、诗文一卷，侨寓弘州的曹珏《卷澜集》三卷等。

二、主张“三教合流”的宗教文化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各种宗教在弘州大地发生、发展、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留下的遗迹，构成弘州宗教文化的主体，其在金元历史中占重要地位，成为中华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异于政治，但宗教的发生和发展又与政治密不可分。弘州自古为民族融合之地，宗教文化的民族特色颇为突出。随着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入主中原，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亦随之传入，并与儒、释、道逐步融合，使弘州宗教文化变得丰富多彩。在这期间，始于金代的“三教合流”现象，便是独具特色的一种宗教文化，其突出代表就是李纯甫。

金末，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这是当时文人学者与金统治者逐步走向合作的反映，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更是儒、释、道三教发展的必然趋势。原来三教门户森严，各有畛域，到了金代末年，儒士与佛、道教徒的交往日益密切，他们精通儒家经典自不必说，同时还精通佛、道教义，而佛、道教徒也有许多人精通儒家经典，因而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儒、释、道兼通的人，不少人开始自觉地寻求三教合流的途径。金后期文坛领袖赵秉文对二程理学有研究，又兼通佛、道，而另一文坛领袖李纯甫普读佛、道书籍，以佛兼容儒、道，著述合三家为一，因此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三教合流的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李纯甫著有《老子解》《庄子解》《鸣道集解》《雪庭西舍记》《金刚经别解》《中庸集解》等，因年湮代远，有的已经遗失。其于兴定六年（1222年）二月在登封少林寺所撰《重修面壁菴记》（刘祁《归潜志》收录），基本阐述了他“三教合一，推崇佛学”的思想，认为“学至于佛则无所学”（刘祁《归潜志》）。

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曰：“纯甫于书无所不窥，而于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为尤长，文亦略能似之。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学书读之。著一书，合三家为一，就伊川、横渠、晦庵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他在《挽李屏山》其二悼之：“谈尘风流二十年，空门名理孔门禅。诸儒久已同坚白，博士真堪补太元。孙况小疵良未害，庄周阴助恐当然。遗编自有名山在，第一诸孤莫浪传。”

耶律楚材（后任元丞相）在纯甫所撰《金刚经别解》序中言：“……伟哉！屏山居士，取儒、道两家之书，会运、装二师之论，牵引杂说，错综诸经，著为《别解》一编，莫不融理事之门，合性相之义，析六如之生灭，剖四相之键关，谓真空不空，透无得之得，序圆顿而有据，识宗说之相须，辨因缘自然，喻以明珠，论诸佛众生，譬之圆镜，若出圣人之口，冥契吾佛之心，可谓天下之奇才矣。嘻！此书之行于世也，何止化书生之学佛者，偏见衲僧，无因外道，皆可发药矣。昔予与屏山同为省掾时，同僚讥此书以饼饵饀之具。予尚未染指于佛书，亦少惑焉。今熟绎之，自非精于三圣人之学者，敢措一辞于此书乎？”观此，可见时人对李纯甫的评价。

明清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所著《宋元学案》是中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学案》卷一百即收录李纯甫《鸣道集解》等数条。

三、实行“三史分修”的史学文化

元时修《宋史》《辽史》《金史》，阿鲁图和丞相脱脱等先后主修。至正五年（1345年），三史成书。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即令左丞相耶律铸等监修。南宋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但因义例问题，一直未能完成。所谓义例，主要是继谁为正统，有的认为应以宋为正统，有的主张三朝各为书。到至正时，中书右丞相脱脱推行“更化”政策，重用儒臣，又议修“三史”。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时任中大夫、礼部尚书王沂等总裁官与脱脱共决“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庚申外史》）这样，于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同时开始修撰，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前后二年半，成书如此迅速，主要是以脱脱为修“三史”都总裁官与王沂等总裁官们的共谋决断，着力组织机构、人员、经费等，为修史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三史”各有所本也是重要原因。耶律俨于乾统三年（1103年）纂修诸帝《实录》共七十卷。至金，先后由萧永祺和陈大任据此两次修成《辽史》。至正所修《辽史》即以诸本为依据而成。《金史》史料基础最好：金代各朝均有实录；元好问撰有《壬辰杂编》；刘祁著有《归潜志》；王鹗据诸书又修成《金史》，至正修史，诸书俱存，故《金史》修有所据，较《辽史》资料详赅，体裁严整。《宋史》的修纂，鉴于官修史书有实录、国史、编年、日历以及私人著述、杂史、笔记等，史料十分丰富，又采取了前代纪传体史书的体例，纪、志、表、传俱全，故成书后多达四百九十六卷，为二十四史之冠，因而保存了很多史料。

元朝“三史分修”，符合历史发展实际，从观念上突破了传统修志的文化壁垒，塑造了新的史学文化理念，都总裁官、总裁官们的决断具有重要意义，功不可没。宋、辽、金三史是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特点和优点。在编撰义例上采用各与正统、各系年号的处理方法，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一个创举，是当时历史状况的反映和民族平等原则的体现；在篇目设计上，三史按照正史体例编撰，但也各有创新。特别是元朝享国日短，能在短期内完成三史，保存了三朝的主要历史资料，不致于被兵火湮没，这是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

四、倡导程朱理学的哲学文化

理学，亦称“道学”，是宋、明时期占主要地位的哲学思想。它以儒为宗，兼采佛、道，熔三者为一炉。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即有“理学三先生”之称，但实际创始人则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南宋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由于他们的学说基本一致，被后人称之为“程朱学派”或“程朱理学”。自南宋末年起，程朱理学长期保持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金朝后期，程学在山西等地有所流传，但金的科举主要以诗歌、明经取士，理学在北方并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影响，甚至有的士大夫对程朱理学表示反对或提出批评。

杨惟中是程朱理学在元初的极大倡导者和践行者。杨惟中，字彦诚，元弘州（今河北阳原）人。金末，以孤童子身份侍奉太宗，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出使西域三十余国，宣畅国威，发布政令，使他们都登记户籍设置属官，回国后，帝于是有大用意。皇子阔出伐宋，命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获名士数十人，收集二程著作送往燕都，并建立宋朝大儒周敦颐祠堂，特建太极书院，立国子祠，祭祀二程、张载、杨龟山、游定夫、朱熹六个儒学大师，取他们的遗书八十卷，邀请儒士赵复、王粹等在太极书院讲学。同时，赵复著有《传道图》《师友图》《希贤录》等，内容都是从尧舜到程朱许多名人的言行，对后学影响极大。这样，南宋理学在元统治的北方开始盛行起来。此时的杨惟中于是通晓圣贤之学，慨然欲以圣道助益国家。

郝经在《太极书院记》中述：“……庚子、辛丑间，中令杨公当国，议所以传继道学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相与讲明，庶乎其可。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吁！公之心一太极也，而复建一太极。学者之心各一太极也，而复会于极。画前之画，先天之易，尽在是矣。使不传之绪，不独续于江淮，又续于河朔者，岂不在于斯乎？是公之心也，学者之责也，其惟勉旃。遂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

五、风物天成的物质文化

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以经济为基础，文化则是上层建筑。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文化从广义上讲，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历史的发展中同经济的基本特征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而经济文化特征又是同民族特征紧密相连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表现。辽金元时期，弘州经济文化的特质十分突出。

◎尚膳内府的弘州麦面。元时，弘州小麦及其面粉品质优秀，直供元内府享用。《元史·本纪》载：种田提举司，掌输纳麦面之事，以供内府。弘州襄阴县西南七十里大旺村（今属山西大同），有种田提举司李公仲璋孝思碑。碑文略云：李公本女真人，蒲察氏。曾祖居平阳。祖父豫，寓居石州。金没，迁弘襄，处归仁里，遂为弘襄人，复姓李氏。生四子，长仲璋，美著，孝友施仁，慈爱惠众。至元（1264年）初，为地丁税官。壬申岁，拨充中卫军。郡中同役者百余户，每岁更代，军事繁剧，迁调不常，人惮其劳。公赴京师，诣宣徽院陈诉，以弘襄之土沃饶，产麦甲于他郡，可供尚膳。太傅帖相览而嘉之，具陈于上，准充弘州纳麦人户悉除军籍，置司弘州，命公提举其事。公归，验户数、田力多寡肥瘠，均贡赋轻重之差，民服其平。自至元四年（1267年），免征戍，各安其业，公之力也。大德癸卯（1303年）正月二日卒，年七十三。元廷追赠仲璋公奉训大夫、飞骑尉，追封大同县男；夫人杨氏，追封大同县君。

◎物宝天华的弘州玛瑙。《金史·地理志》载：弘州“产玛瑙”。《元史·百官志》载：“至元十五年，立提举司，领大都、弘州两处造作。”清同治《西宁县新志》载：弘州玛瑙局“盘崖寺碑，有玛瑙局院长戴玉、局副郭昞诸名。”

金元时期，襄阴县北山多产旱玛瑙，开采年代较早。其先产量极丰，到明清时稍次。县城火石作坊，制造文玩、烟咀、图章等，销往京都等处，甚至远销法国巴黎。

◎金绮华贵的弘州织锦。蒙元时期，弘州、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所产“纳失失”，是北方所产颇具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元史》一二〇卷载：蒙古太宗时“先是，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弘州开始织金锦的生产。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户，教习火匠织制‘纳失失’，于弘州、荨麻林二处置局”。纳失失是一种金绮，由西域工匠传入弘州，先用金线织成，再嵌大小明珠，十分华贵。

《元史·百官志》载：弘州人匠提举司，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纳失毛段二局，院长一员；弘州衣锦院，大使主之；弘州讷克实局（《三史》语解：“讷克实，锦绒也。旧作讷失失，今改。”）：“此局亦大使主之。至元十六年，与荨麻林并为一局。三十一年，以两局相去百余里，非便，复为二局。”

《元史·本纪》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七月，弘州匠官以犬兔毛制如西锦者以献，授匠官知弘州。

金元时期，女真人、蒙古人的衣服以布帛等织物为主要原料，贵贱以布的粗细为别。富人秋冬多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皮为裘，贫者以牛、马、猪、羊、犬、鹿皮为衣裤；春夏富人则以苎丝、细布制衣，贫者以布为衣料。元时，因有无数工匠供使役，有以“和雇和买”名义搜刮来的廉价原料，所以官办手工业规模大、产品多，十分发达。时，弘州由历经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屡建战功的中书右丞镇海主持，在弘州设有人匠提举司、种田提举司、玛瑙提举司、纳克实局等，是设官最多的州。开办的官办作坊及其产品多供元上流社会王公大臣享用，在朝会和宴会即“质孙宴”和“诈马宴”时穿着。这类服饰是根据不同时令和官阶品位制作和享用的。其大量使用高级丝绸和域外纳失失、怯绵里（即剪茸）制成的衣服，以及速夫（指回族精制毛织品）和高丽罗等衣服，极其奢华，制作要求非常严格。同时，实行激励政策，对制作精良者，予以赏赐，直至赏授官职。

元弘州毛皮、织锦、玛瑙等加工业的发展，为后来境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首创世间的蒺藜火炮。辽时，境属是与北宋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交集的前沿之地。因为战争的需要，辽廷在今县境磁炮窑村一带设有制造火炮的军工厂。2009年，北京人廖万贞编撰的《火炮史话》，称其在阳原县磁炮窑村考查时不仅发现生产磁炮的窑址，还发现产于辽代的两枚蒺藜火炮，并且收藏一枚。他认为，在中国乃至世界，生产火炮最早的地方应该是阳原磁炮窑村。当然，这尚待学界共识。

根脉深邃的文化成因

古人云：江河行地，岐流而异派，然而不能别为原也；豫章翻风，枝分而荫远，然不能各为本也。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就是区域文明的“原”与“本”，而源远流长的区域文明涓涓细流汇聚一起，则成就着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辽金元时期，弘州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集合体，多元一体格局下形成的弘州历史和弘州文化，各民族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共同创造了骄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民族融合是基础。弘州地处北方，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带，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通过各种渠道，在这里汇聚。因此，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汉族之间两种相互区别而又相互依赖的历史文化，在这里融合、发展、壮大，是形成弘州文化的基础。

◎精英治国是保障。金元时期，弘州有一大批精英人士在治理着国家，他们或如孔明、王景略运筹帷幄，或如晏婴、蔺相如堪当危急大任，这些人中有魏子平、杨伯通、刘震亨、王元节、王元德、王国纲、王元父（甫）、魏璠、杨惟中、魏初、崔彧、王沂等。他们是弘州文化形成、发展的屏障。

魏子平（？-1186年），字仲均，金弘州顺圣（今河北阳原）人，登进士第。调任五台主簿，历迁尚书省令史、大理丞、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转运使、太府监、贺宋主生日使等。金大定元年（1161年）任户部侍郎，二年（1162年）丞相仆散忠义领兵伐宋，子平执掌馈运有功，升户部尚书。宋金和好，大定六年（1166年）为金国贺宋主生日使。不久，升任参知政事，为世宗擘画税法，以舒民困；招募智勇，以壮军旅，皆从之。泽州刺史刘德裕、祁州刺史斜哥、沧州同知讹里也、易州同知讹里刺、楚丘县令刘春哥因贪赃抵罪，世宗欲诏示中外，丞相守道认为不可。世宗问子平：“卿意如何？”子平说：“臣闻惩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世宗于是降诏惩治了贪官污吏。

王国纲（1188-1232年），金监察御史。开兴元年（1232年）关陕完颜总帅屯河中府，与元兵作战而败。哀宗闻讯，派王国纲乘马去河中府了解军情，行至中途，被元兵杀害，时年四十四岁。

王元甫（父），元承事郎监黄池税务。江东道州县有多年不决的讼事，宣慰司交给他，便依法一一裁决。南陵县富人堰溪水灌溉私田，霖潦水溢，漂没崩荡，百姓深受其害，诉于县吏，县吏不敢阻止。元甫亲到该县处置，百姓称快，抚手拜慰。至大间，他上书言事，其中有“任人别邪正，养民重守令，法不可轻更，令不可轻出”四句名言。至治三年（1323年）五月十三日卒于家。

魏璠，字邦彦，金末元初弘州顺圣（今河北阳原）人，金贞祐三年（1215年）进士，补尚书省令史、翰林修撰。为人方正古直，名气很大。金宣宗让大臣直言谏事，魏璠第一个上书，说宣宗任用将相不当，但未被采纳。又上书说国势危急，四方未有勤王之举，应该任用陇右完颜胡斜虎，朝臣不悦而止。过了几个月，胡斜虎援兵来到，宣宗降诏不及，十分懊悔。金亡，魏璠归还乡里。元世祖忽必烈闻其名，征至和林，访以当世之务。魏璠条陈三十余事，举荐名士六十余人，多被世祖采用。年七十，卒于和林，赐谥靖肃。

杨惟中，太后称制时“以一相负任天下”。定宗即位，平阳道断事官斜彻横恣不法。惟中奉诏诛杀了他。金亡，金将武仙率余党占据大明川，用亡金年号聚众数万，剽掠数千里。定宗诏兵讨伐未克。杨惟中仗节开谕，迫使其主帅投降，余党悉平。宪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镇守金莲川，于汴梁设立河南道经略司，惟中为经略使。河南道总管刘福贪鄙残酷，虐害百姓二十多年。惟中至，召福听约束，福称病不至。杨惟中在座上准备了大木棒，再次派人召刘福，对他说：“汝不奉命，吾以军法从事。”刘福不得已，以数千人拥卫着来见杨惟中，惟中手握大棒将其击倒，数日福死去，河南由此清明安定。惟中改任陕右四川宣抚使，时诸军帅横行奢侈侵害百姓，郭千户尤甚，夫而夺其妻。惟中将其处死示众，关中肃然安定。惟中对人说：“吾非好杀，国家纲纪不立，致此辈賊害良民，无所控告，虽欲不去，可乎？”己未年，世祖统率东路军，奏请任命杨惟中为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抚使，宣布朝廷的恩泽信誉。师还，卒于蔡州。中统二年（1261年），追谥忠肃公。

崔彧（？-1298年），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儿，元弘州顺圣（今河北阳原）人。负才气，刚直敢言，世祖器重他。至元十七年（1280年）崔彧任集贤侍读学士。阿合马伏诛，崔彧言其党、参知政事阿里也应治罪，郝祯应剖棺戮尸，世祖听从了他。至元二十年（1283年）崔彧由刑部尚书任御史中丞，上书言时政十八事。世祖即日命中书省执行数事，余命御史大夫议定执行。二十一年卢世荣居中书不到十天，崔彧即劾其奸邪不可为相，后被诛。二十三年崔彧加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同佥枢密院事，后任甘肃行省右丞。二十八年三月拜中书右丞，改御史中丞。先后劾奏尚书省桑哥、建宁路总管马谋、河间盐运使张庸、宣慰使薛阇干、集贤詹玉等人不法事，均逮治论罪，台纲肃然。三十年（1293年）三月中书省奏请崔彧为中书右丞，世祖不准，曰：“崔彧不爱于言，惟可使任言责。”

至元三十一年，崔彧得玉玺上之于徽仁裕圣皇后，后手授铁穆耳即帝位，是为元成宗。崔彧久任御史中丞，欲改他任，成宗谕之曰：“卿若辞避，其谁抗言哉！”大德元年（1297年）崔彧又上书条陈台宪诸事，皆得以施行。彧久居御史台，又守正不阿，因此有人恨他。监察御史斡罗失刺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尝有罪，还其所籍家产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不久，御史台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彧遂以病辞。成宗谕之曰：“卿之辞退，诚是已，然勉为朕少留之。”大德二年（1298年）崔彧兼任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是年九月，卒于任上。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赠推诚履正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郑国公，谥忠肃。

◎重教兴文是关键。天下无所谓治乱，视学校兴废为治乱。学兴则天下治，学废则天下乱。清康熙《西宁县志》载：“自夏校商序以建，两汉遍立学校。迨宋仁宗时，契丹于弘州立学；孝宗时，金人亦置弘州学；理宗时，元世祖置宣德等州学，西宁之有学由来久矣。”辽金元皆以武立国，在建国之初，由于游牧民族的特性和频繁的征战，基本上没有学校教育可言。但是，契丹族特别是女真族、蒙古族向有崇尚汉族文化的传统。因此，建国后积极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尊孔崇儒。金灭辽、元灭金及南宋后，又吸收了某些辽、金、宋的文化。正如金代史学家刘祁所说：“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重教兴文是弘州文化形成、发展的关键。

金元时期的教育，既有丰富的本民族的文教习俗，又有来自汉族的教育方法，从而构成了多民族的多种教育并存的统一的教育制度。金元时期，在府、州、县、乡学之外，私学亦有很大的发展，其办学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是发展社会文化和培养人才的一个途径。曹珏（1173-1247年），字子玉，晚号嚣嚣老人。金时学者，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聪明好学，廷试以优异成绩考入太学。居方城(今河南方城)二十年，以教授为业。金正大末年（1231年），南京（今北京）大司农杨叔玉及康伯禄举荐曹珏等六人文章、德行，建议朝廷委以官职，因遇战乱而未能授职。金开兴元年（1232年），珏因兵乱移居弘州，居襄阴十年。尚书李仲臣专门创办学校，请他做老师。期间培养出大批人才。教学之余，著书立说，著有《卷澜集》三卷。丁未年（1247年）九月，病逝于襄阴寓舍。他的好友元好问为其亲题墓表。元好问与曹珏情深意厚，曾来弘州看望他，且多有诗书往来。《赠曹丈子玉》《怀安道中寄怀曹珏君》等，皆是脍炙人口的诗作。曹子玉去世后，元好问又赋诗缅怀：“生死论交不易忘，一回言别泪千行。空劳结伴归莲社，无复题诗寄草堂。楚国先贤宜有傅，粤阡羁鬼漫思乡。因君错怨天公了，且道今谁晚节昌。”（《追怀曹珏君》）

◎国是共识是核心。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杨惟中于燕京建太极书院延请赵复讲学的同时，窦默亦北上讲学，并向元世祖忽必烈讲述“三纲五常”之说。世祖认为这是为人立身之本。但是，金末至元初，理学在北方儒士中仍未被普遍接受，倡明理学之士，往往处境孤立。世祖即位后，信奉倡导理学，并以其治国，使北方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出现新机。元仁宗时，实行科举，程朱之说被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终使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

◎人才荟萃是动力。人是构成历史的主角。人民大众及他们中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生力军。辽金元时期，弘州官员云盛，重臣迭出，从而促成生机勃勃的弘州文化。辽有户部侍郎王山甫。金有海陵朝左司员外郎王诩，天会元年（1123年）词赋状元、一代词宗刘撝，天德三年（1151年）词赋进士、密州观察判官王元节，天德进士、正奉大夫、工部尚书、南京路提刑使王元德，大定进士、户部尚书、参知政事魏子平，大定三年（1163年）进士、明昌年间吏部尚书、户部尚书、承安年间参知政事、尚书右丞杨伯通，明昌三年（1192年）进士、南宫县令刘震亨，监察御史王国纲，西京进士李安上，承安二年（1197年）经义进士、翰林、京兆府判官李纯甫，贞祐三年（1215年）进士、补尚书省令史、翰林修撰、元世祖赐谥靖肃的魏璠。元有中书令、“以一相负任天下”、谥忠肃公的杨惟中，监察御史、南行台御史中丞魏初，御史中丞、兼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郑国公、谥忠肃的崔彧，承事郎监黄池税务王元父（甫），元祐三年（1315年）登进士第、国史院编修、国子学博士、中大夫、礼部尚书、宋辽金三史总裁官王沂等。

清西宁县城十字街有四相国坊，俗称“四牌楼”，为县内最尊古之坊表。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隆化、昭武、承恩、清朔四坊旧址改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县令高承枢重修。南牌楼为金参知政事、尚书右丞杨伯通建，牌额题“熏弦解阜”；北牌楼为金户部尚书、参知政事魏子平建，牌额题“榆塞风恬”；东牌楼为元名相杨惟中建，牌额题“斗柄春和”；西牌楼为元御史中丞、平章政事崔彧建，牌额题“榛苓化洽”。在东城，旧有六登桂籍坊、双长柏台坊等。六登桂籍坊是为金进士魏子平、魏笏、魏琦、魏玠、魏璠、魏玉六人立；双长柏台坊为元平章政事、御史中丞崔彧及监察御史、南行台御史中丞魏初立。他们于民润国的宦迹将永远彪炳史册。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优秀的弘州传统文化，自然也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只有顺应时代，善于扬弃，有所创新，才能赓续传统优势，发展文化的连续性；弘扬华夏正义，发展文化的独特性；不忘立党初心，坚守文化的阶级性，奔着既定的伟大目标，踏着坚实的步履前行。

作者简介：赵宏清，字润生，河北阳原人，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高级政工师。2008年退休。曾任县直部门、乡镇相关职务。编著《阳原旅游文学典故书历》《阳原三字经》《泥河湾诗词选编》（获省三等奖）《阳原人物志》（获省三等奖）《西宁县新志标点注释本》《阳原史话》《岁月漫记》《乡间心语》《阳原是个好地方》《人类故乡 美丽阳原》《民国<阳原县志>校注》等。总编《阳原县志（1994-2005）》，执编《阳原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参编《泥河湾旅游》《泥河湾纪》《弘州美食》《阳原人》《泥河湾——东方人类故乡》（画册）等。创作歌曲《阳原 我可爱的家园》，获市电视文艺音乐电视一等奖、省广电艺术电视文艺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