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柏林电影节评委-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亮相
杨超导演、监制、教师，导演作品 《待避》 获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基石奖，《旅程》 获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摄像机特别奖， 《长江图》 入围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监制作品有 《草芥》 《女导演》 《柔情史》 《乘客》 《故乡异客》 《神游乐园吟留别》 等。近年与王宏伟、郝蕾共同发起创办电影美育机构“一部电影”（“一部电影” 提供/图）
“用你最快的速度跑起来……停。调整呼吸。眼睛打开，可以和你身边的人对视。尽量看到整个空间。”
2023年7月27日，位于桐乡的浙江传媒学院小剧场，演员郝蕾和形体指导王尧正在指导近百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员。有人积极灵活地穿行，目光沉浸，有人跌跌撞撞，有人躲闪。
“大多数亚洲人没有跳舞文化，天性是被束缚和压抑的。但在通识课上，你会发现，混乱也会形成秩序。我们随机地走动，最终像分子结构一样相互感受对方和共振。这样的训练让我对演员的工作有了更多了解。”“A FILM一部电影”（以下简称“一部电影”）”创作营学员章煜民说。
“一部电影”创作营由电影人杨超、王宏伟和郝蕾共同发起，旨在塑造电影行业内的价值共同体，提升新人创作者的电影审美和艺术表达力。继2022年一年的初步探索后，今年夏天，他们开办了导演、编剧、表演、摄影、纪录片等五个方向的创作营，和有创投意味的“种子计划”。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创作营学员每天从早到晚接受业内资深人士的培训和讲座熏陶，“种子计划”学员要在集体问诊和分诊阶段，经受十多位导师的轮番拷问，吸纳建议，修改后复盘、锤炼，再度展示。
在专业课之前的通识课上，全体学员聚集在一起，听杨超拉片，讲解电影的形态和语言；听李哲、王久良、何亮、张锡贵等导师，分别介绍录音、纪录片、编剧和摄影的基础知识。学者张献民则为学员展示了“十荐”项目（以他个人名义在网络上征集影像作品，从中选出10部推荐作品）里截取的经典场面。
“他放的有些片段，影像看起来粗糙，但充满了质感和对生活的理解。而我平常碰不到这种制片人。他们一见到你只讲大数据和题材。但张献民老师是逆时代主流的，他的这种主动寻找和肯定，给太多年轻人以希望。”“种子计划”学员闫庆玮感叹。
学员虽是业内“新人”，实则从60后到00后都有，来上课的诉求也不尽相同。章煜民的工作是广告导演，内心一直渴望拍出有质感的电影；王洋溢在山西传媒学院任教，感觉学校建制不全，“教学和现实脱节，自己在实践上还不如学生”；摄影班的阮同学已经有拍摄长片的经验，未来志向也是当导演，但当下他最渴求的是在拍摄技巧上精进，尽快能依靠摄影来获得收入，进而圆梦；而“种子计划”的黄道嵘已经漂泊了八年，最大的心愿莫过于“死后有一两部作品能够留给后世看”……
“这是我工作七八年来，第一次拿出一个月，专注在‘工作以外的事情’。”表演班学员穆雪婷的体会是，“有一些钱不是必须要赚的，有一些事是必须要做的。（来创作营）这件就是我当下最想做的。”
有过配音和舞台表演经验的她形容自己“既可以是熔岩，也可以是容器”。但考验的频密和猛烈程度，有时还是超出了预期。
台词课上，口条算清晰的穆雪婷被导师杨智斌要求把《数枣》全篇来回反复说两三遍，不能带一个磕巴，她由此在台上重复了十来遍，得到“你没有去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评语；学员董子唯的爆发力和投入度不够，郝蕾要求她趴在垫子上，三个女生依次压在她背上，董子唯得靠自己的力量把她们掀开。“种子计划”的新导演们则要面对关于故事、结构、人物关系、类型和拍摄计划，乃至提案陈述的各种意见……
课堂上，各班学员时常被分组比较、竞争；课下，大家一起进食堂或小餐馆继续讨论，要么围着导师连环发问。好几个夜晚，学员在住地前的空地上练台词、声线，互相对视培养“信任感”。跨班的短片分享交流也在教室内外进行。质疑，探询，彼此打气，一个求知共同体在这个小天地里成型。而这，在层级分明、各自为营的影视行业殊为罕见。
至本刊发稿时，创作营学员们正在紧张投入短片的拍摄；“种子计划”学员则将在8月18日到19日进行长片项目预演。带着实验性质的高强度营地教学效果如何，仍是未知数。但受访学员都表示，这段特别的经历纯粹而宝贵，“像获得了电影的眼睛，提升了审美标准，也结交到了一群同道。”
本刊记者与“一部电影”发起人之一杨超聊了聊。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定义这样的一个“创作共同体”，想达成的目标是？
杨超：这些年电影行业里出现了在短期利益里互相倾轧、缺少共识和标准的现象，以降低电影艺术的水平作为标志，甚至以报复性地透支观众的信任作为表现。这对整个华语电影的生态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最年轻的一些电影学生中间，形成对电影艺术本身的尊重。创作者以一种更纯粹的方式彼此批评，“剑客相逢只论剑”，不牵涉利益和情面，也不牵涉未来可能的机会成本和资源，更不会被某些外部的力量所胁迫，而是在一个相对纯净的范围内发表意见，放弃所有的成见，互相促进。
表导编联合排戏后汇演（“一部电影” 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实现你们所称的电影美育教育？
杨超：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没法实现商业上更多的循环而去降低标准。所开的都是支撑性很强的，学生的获得感很强的课程。除了目前的五个专业，我们最想开的其实是另外三个更“寂寞”的专业：制片、录音、美术。录音长期不被行业重视，很少出现在流量里边，培养美术师的教育机构也非常少。
相对于创作营，种子计划是一个进阶的项目，需要学员提交完整的短片、长片的全剧本以及详细的项目案。今年从一百多位报名者里挑出21位，未来的理想是从更多的人里面挑更少。我们希望得到商业上的支撑之后，种子计划对学员是完全免费的。前提就是让选拔变得极为公平，不掺杂任何其他东西。
连着几个星期从早到晚的排课、讲座和学术放映，这么高密度的训练和打磨，是国内没有过的。其实学习创作也像打禅七，你既然要上这样的课，就要做好准备重新活一次。这不是那种模式化的增加你的一些知识，是需要你带着自己的人格过来的，可能会被打碎重建，不一定要脱皮，但是你要做好准备。
南方人物周刊：在导师之外，晚上的讲座嘉宾，不仅有徐童、朱文，还有郁震宏这种不太为人所知的学者。
杨超：对。那些想做最好电影的电影人，绝对不应该只从电影行业吸取经验知识，应该从大文化的角度，去结识当代中国最好的头脑和心灵。我们希望未来“一部电影”的讲座是“离开电影”的，请导演反而可能不多。
像郁老师其实是非常在地的一个学者，没有很大流量，但特别值得去关注。他是一位诗人、学者和编辑。种过田，学过医，经过商，进过厂，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多年，隐居桐乡。他的微信公众号“懒下楼”，听起来好像躺平，实际上，懒下楼是因为懒上楼，不想往上爬。这里有一种风骨，一种醇儒的传承。在地重建社会，再造乡绅，凝聚小共同体，既是先秦儒家的珍贵传统，也是当下改善我们环境的重要路径。这就是我们想给未来电影的主创们提供的精神土壤。
南方人物周刊：从你们对“种子计划”作品的点评看，故事性不强和信息点不准确，是新创作者中比较普遍的问题？
杨超：对。最大比例的项目问题出现在剧本的故事性和戏剧性上。内核和“血肉”素材都很好，但没有编织成故事。哪怕是专业学编剧的人，在这方面也有问题，可见编剧的普及还是更重要。
我们在创作营里面，今年就开始采取编导协作，由编剧提供剧本，获得优胜的编剧有权利选导演来拍摄，未来这是最好的方案。
在行业中我们也想推行这个东西——让年轻的编导去合作，而不是说，“我既然是个编剧，已经写出一个好东西了，不当导演就亏了。”要在行业鄙视链中提高编剧的地位和话语权，让他们觉得这是有成就感的。
南方人物周刊：8月11日那天，表演、编剧和导演三个班的同学联排和汇演。你强调这是这次创作营最大的创新。联排的价值点主要是？
杨超：因为行业里很多青年导演其实是不善于排戏的，而编剧在写的时候，也不善于观想未来演员的细微状态会是啥样，写的时候越来越书面化结构化，有的导演表达也没那么好，所以在现场演员很容易变得孤立无援。这种隔膜带来了很多华语电影现场的冲突。我们往往习惯把这种冲突看做性格冲突，实际上这种冲突主要是因为不够理解各自的工作原理和方法。这种理解需要在现场，用身体感受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让三个班的学员分成了五个组，分别表演《甜蜜蜜》（AB组）、《七月与安生》《浮城谜事》和《神秘河》的片段。他们在不同的教室里单独排练，我跟郝蕾会在每个教室里穿插指导。第一步就是围读剧本。编剧跟导演、演员都可以先同时都是编导，让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把文本试一遍，对文本中的每一个词进行斟酌。
联排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演员知道文本真实的含义，让编剧知道文本落实到实际的影像和动作的时候，微观层面的呈现是什么样的，然后让导演去联结，执行这两方面。第一次的探索给了我们信心。演员感觉到了文本和导演的支撑。编剧对“化身为人物来写作”有了身体性的感知。导演在对文本的精细理解，和对人的全面理解之间，确立了自己的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当这拨人尝到了联排的好处，进入到行业里边，合作者可能还没有受到这种理念的影响，还需要去潜移默化地带动改变。
杨超：这是所有新事物的必经过程，但是好东西所有人都会看到的。三者一起创作，可能还会有摄影等部门的加入，自然会慢慢形成好的电影时刻，好电影就是铁证如山。没有什么刻意的艰难，它本身就应该这样。
南方人物周刊：当年拍《旅程》和《长江图》，你表达过，中国女性内在的意识和能量强大，“可以在大地上流浪，无所畏惧。”这几年女性表达渐起，反映在国产电影里，有比较强的作品出现吗？
杨超：感觉女导演都蛮强的。她们所写的女性是不一样的，这个掌握了影像语言的女导演群体还在扩大。男导演仍然隔着一层。其实这几年平权和女性主义看着很热闹，但仍然只是一个开始，对全社会的教育，信息量沉淀到创作者的精神资源里面，还是需要时间的。教育还远远没有普及，有待更广泛深入的启蒙。
南方人物周刊：从影片制作的角度来说，已经有一些新的模式能够聚集更优质的观众群，在越来越多的优秀网剧上面能看到这点。但在电影上来说并不明显。
杨超：对。我们会感觉到网剧评价更客观更自由，真的能把好的网剧推出来。但你会发现流量和很多因素，导致你难以对电影作出评价。可能电影更受到关注，是一个更大的、甚至涉及话语权的利益，所以它拥有更少评判的自由。
作家、导演朱文 （左） 与“一部电影”发起人王宏伟（“一部电影” 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当新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口碑很好，也受到了资本的青睐，如何在第二部和第三部还能保持住自己的艺术性格？
杨超：资本也不是拿枪点着头让你拍，你自己心里在坚持什么，是可以聊的。你拍电影是为了表达，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些欲望，对吧？
我想最终只有电影的艺术标准是需要作为底线的。我上课的时候也说，真正去拍好的顶级电影，其实是挺逆天的一个反人性的行为，往往需要一个人付出重大的生命选择。你说我不想选择，也没问题。但是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选择，要审视自己的选择。你不能过一种未经审视的人生，也不能拍一种未经审视的电影。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出电影的三分法：类型片、文艺片和艺术片。做出这三类的区分，为何重要？
杨超：这是我2017年提出的观点。类型片即按照观众的某种精神需求、娱乐定制的电影；文艺片是一种软类型片，对类型模式的要求没那么严格，又带有某种情怀与表达的电影；艺术片则是探索电影艺术的语言、结构和观念边界的作品。
不管是对观众，还是影视公司和创作者，这个三分法都有用。观众能精准消费避免欺诈，公司能准确定位产品精确研发，创作者能避免浪费有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老拿商业片的要求来要求一个艺术电影，或者给它过多的同情，说你好可怜，没人看。是很奇怪的。红毯桂冠时刻可怜吗？所以也不要把那些带着一点情怀的软类型片当成艺术电影去要求，也不要对类型片去说，你怎么那么模式化？人家就是干那个事儿的。这三者的区分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资深电影监制王红卫 （右二） 在“种子计划”分诊中与学员交流（“一部电影” 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但这几年下来，资本对艺术电影的兴趣和行动还是会小很多？
杨超：是的。只有当院线电影、强类型片非常繁荣的时候，艺术电影才有希望，它们俩才不是矛盾。当整个市场被压缩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艺术电影就唇亡齿寒。现在问题是强类型片也很困难，在国外可能是商业类型自己的僵化，好莱坞已经拍得越来越难看，但他们很快会解决。只要思想还在各种自由市场上互相竞争，一定会有新思想创造出来。
南方人物周刊：今年暑期档出现了多部类型各异，口碑和票房都还不错的电影。这是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必然结果，还是一种偶然？
杨超：是有点必然性，新冠疫情期间大家没看什么电影，又积累了一批创作，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影越来越能成为某种社会思潮或群体情绪的一个出口。众人集体观影会带来心理的集体投射，电影就会承载这个东西，但电影同时又不能仅仅承载这个东西，还得有丰富性。华语社会对很多资源一直都是短视和一时性的，就像蝗虫过境一样，大家都往那去冲，然后迅速地把这个东西消耗干净。应该有这种切中话题的东西，但也会有些制片人和导演，未必会跟着这个潮流所动。会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中有学员表示，片子拍出来是第一步，能够在一些小的民间放映场所先放着就好，对于能否进院线没有那么急切。
杨超：这首先证明我们的社会容量更大了，可以容许这些年轻人有这样的选择。如果有更多的青年导演愿意选择这种方式，就磨练自己，给小众看，他觉得这种生活也能持续，这是华语电影潜力巨大的标志。
南方人物周刊：但学员们普遍还是为生计发愁。需要努力接活儿拍短剧、宣传片、广告片，“挣钱养梦”。
杨超：是的。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其实是没法同时教别人怎么生活的，那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创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走时，也是很寂寞的。年轻人既面临生存的压力，又面临职业发展的焦虑。作为老师能给他们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但是他们的小群落能给他们的支撑是长久的。这就是创作共同体的价值。
这个群落其实一直存在，是生生不息的，也不会消失。我觉得这些最酷的年轻人，他们的共识，辩论得出的这些观点，未来就是这个市场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会影响更多年轻人。
（感谢郝蕾、夏雨，以及曹世宇、谢承洲、唐志君、张成功、白慧博、王春源、苗洋、钊瑞等受访者对本文的帮助。）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责编 杨静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