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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几次亲自飞到重庆部署大破坏、大屠杀、大潜伏的计划。在面临全面大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曾训斥局长毛人凤：“对多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蒋介石要求在对被关押的实施密裁时决不能讲情面！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要求将所有在押人员造册上报，迅速清理积案，择其要犯公开枪杀。
10月28日上午，《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登载了由二处拟送的新闻稿，“警备司令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
这天一大早，由徐远举的司机、二处中尉副官卜正纯开车，由二处司法股长张界率二处警卫组组员李俊良、杨志同、梁启运，熊祥率长官公署警卫团士兵十多人，始到渣滓洞监狱提出川康特委委员华健、梁山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长楼阅强、原遂宁县横山区区委书记袁儒杰（叛徒）；继到白公馆看守所提出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宣传委员成善谋；再到杨家山优待室提出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徒）、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叛徒），押回二处巢穴“慈居”前。
这时大门前已站满了围观的群众。稍后，囚车驶进大门，陈然等10人在院坝里下了汽车，被押进二道门内小院坝。这里早已放好一排台桌，十人成一字形站在台桌前，桌上放着十碗酒和十块肥肉。由警备司令部法官赵树诚照名单依次喊叫对号，李俊良等警卫将陈然、王朴、蓝蒂裕等人背上一一插上“枪决匪犯一名”斩标后，逐一推到赵树诚跟前，赵树诚便拿起一支毛笔，依次在布告名字上点红，这样就算完成了验明正身，制作笔录，判处死刑的程序。
随后，警备司令部特务连连长胡文博率一排士兵将10人押上囚车。在经民生路到大坪刑场的沿途上，陈然等面向马路两旁驻足观看的上万群众，大义凛然高呼：“中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
到了大坪七牌坊刑场，陈然突然转过身来，面对刽子手漆玉麟等人怒眉喝道：“你们有种的，向老子正面开枪！”漆玉麟不敢，他们强行把陈然扭转过去，从后面向他开了枪。
1949年11月26日，毛人凤向徐远举下达了对渣滓洞看守所革命志士进行屠杀的名单；向法官、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下达了经过蒋介石批准的屠杀名单。
27日上午，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国防部重庆站法官、西南特区第二科科长龙学渊、西南长官公署二科科长雷天元、行动组长熊祥、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接受了徐远举布置的任务。
徐远举决定：渣滓洞屠杀由雷天元、龙学渊主持，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并要求将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犯人押到渣滓洞一起处决。
下午4点左右，白公馆的大屠杀拉开了序幕！
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又是由杨钦典与他的顶头上司、看守长杨进兴首先拉开了序幕。那一天，恰逢杨钦典担任值班看守。就在这天的一清早，所长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车进城去面聆毛人凤的指示。
下午四点钟左右，陆景清带着密杀令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
这时候，白公馆监狱的几名看守员正呆在办公室里聊着共军兵临城下，重庆眼看不保的忧心话题时，猛然听见电话铃响。看守长杨进兴赶紧将话筒抓了起来。电话是陆景清打来的，告诉他毛局长已经批准了送上去的屠杀计划，命令他立即开始按事先已经拟定的名单对在押犯人进行密裁。
杨进兴搁下电话，环视了一下众人，大喝道：“弟兄们，该我们动手了。”
杨进兴放下电话，马上叫事务员厉银根带着人到黄泥堡后面等候，随即和杨钦典到监舍对被关押在一起的黄显声、李英毅（张学良副官）诡称道：“刚才接到电话，杨家山周（养浩）主任请二位前去谈谈话，我们马上送你们上路。”
李英毅诧异地看了黄将军一眼，未发一言，起身出了牢门。而黄将军却在走出牢门的时候，做出了一个令杨进兴和杨钦典意想不到的动作，他猛地回头盯着墙壁上的日历，伸出手去，“唰”地将这一天的日历撕了下来。时间，在他的心中永远地凝固在了1949年11月27日！
黄将军迈着沉稳的步子跨出了牢门，走出白公馆大门外，将军在前，李英毅在后，杨进兴与杨钦典跟在离他俩几步远近的地方。刚走至黄泥堡附近的步云桥，杨进兴猛然掏出枪来，对准黄将军后背便是几枪，与此同时，杨钦典也向着李英毅连连射击。黄将军猛地一怔，慢慢地回过头去，他十分厌恶从背后向他开枪，对着两名刽子手骂了一句：“混账东西！”才倒了下去。
杨进兴脚踏尚未奄气的黄将军的脖子，在他胸膛上补了两枪，捋下了将军手腕上的自动表。听见枪声后，已经躲在这里的厉银根与白公馆的杂工陈紫云、李大富赶紧从树丛后钻了出来，抬起两具尸体，到旁边去挖坑掩埋。
在杨进兴和杨钦典返回白公馆的路上，陆景清的三轮车赶了上来，两人上得车去，一同回到白公馆。
杨进兴和安文芳又谎称找保人开释，将军统违纪分子刘笃一、白银山骗出，枪杀于步云桥。由杂工李晓月埋尸。与此同时，看守员宋惠宽、程遂愿将谋刺蒋介石的嫌疑犯何仲甫和陈为诚骗出白公馆，枪杀于大门左侧转弯处的桃园。
此时的杨进兴、杨钦典等人已经杀得性起，他们紧跟着又将奇丕章、张碧天枪杀于桃园；将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他们的一对儿女王小华、王幼华杀害于步云桥侧原军统四一印刷所旁边。
在所有被杀的烈士中，面对敌人的屠刀，只有过这唯一的一次哀求纪录。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能苟延活命，而是为着他们的孩子。当王振华、黎洁霜抱着他们的一对儿女被押出白公馆大门，当杨进兴、杨钦典等刽子手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的时候，夫妇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这时残阳如血，洒落在父母的怀抱中甜甜入睡的儿女面庞上。母亲黎洁霜那强压在心头的泪水突然像涌泉一样从眼中喷出，她声嘶力竭地大喊：“孩子是无辜的！求求你们放过他们，求求你们饶了他们吧！”在敌人的毒刑拷打之下从未流过一滴泪的父亲王振华也哭了，紧咬着牙关，眼中却透出了一丝哀恳，说道：“饶了孩子吧，你们往我身上多打几枪……”
杨进兴冷笑着说：“斩草除根，一个不留！”罪恶的枪声响了，一家四口倒在了血泊之中。
解放后据周养浩交代：“毛人凤来重庆时住在何龙庆公馆（嘉陵新村19号）。1949年11月25日上午，我去见毛人凤，走进底楼，看到徐钟奇正在列表签核白公馆处决名单，我随手拿过来翻了翻，看到处决名单上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仅一岁、两岁的小孩王小华、王幼华。我问徐：‘为何把两个小孩也列入处决名单？’徐钟奇答：‘这是毛局长的命令。’进到楼上毛人凤的会客室后，我又向廖宗泽摆谈起这事，这时毛人凤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正巧听到，便冷笑着说：‘来了，你们自己的小孩都难保，这些奸党分子的小孩留下来有什么用。’”
下午4点多钟，几乎就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帮刽子手坐车来到了杨家山五灵观1号公产管理处副处长张秉午家，召集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后，又由雷天元写了一份愿负一切责任的具结书，大家轮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们商定，现场由大队和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找何铭带领，找机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十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掩埋尸体的任务。杨英杰遂叫值日分队长孟繁义、班长夏登禄带了九名士兵随雷天元等一同赶去刑场。
当杨进兴、杨钦典等人再次返回白公馆时，雷天元与熊祥带着行动员来提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刘国志、熊世政、丁地平、谭谟（身中三弹未死）去屠杀。
雷天元叫到刘国志的名字时，刘国志正俯在牢房的地板上写诗，面对特务的吼叫，他扭头喝道：“慌啥子？等老子把这首诗写完了再跟你们走！”
特务不由分说，冲进去架起刘国志的双臂便往外拖。一出牢门，刘国志便挣扎着爆发性地以高呼口号般的声音吟诵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的诗歌。
在党的历史上，刘国志无疑是一位彪炳千秋的铁血壮士。读过小说《红岩》的人想必都会对刘思扬这个形象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出身豪门巨富，年轻英俊，风流儒雅，才华横溢。虽然身处人间魔窟之中，面对敌人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却毫不动摇，最终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
艺术形象刘思扬，便是根据刘国志烈士的事迹为主创作而成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刘国志与未婚妻曾紫霞双双在荣昌被押回重庆后，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个细皮嫩质彬彬，出生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不可能是真正的，骨子里不可能相信那一套理论，只不过是青年人图新鲜，赶时髦，误入了歧途。他认为制伏刘国志不会有多少问题。因此，他会同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渝站站长颜齐这三个西南的特务巨头，对刘国志进行了审讯。
徐远举对刘国志说：“你这万贯家财的公子少爷，家里有钱有势，有吃有穿，你也去跟着闹什么？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是闹不得的，是要坐班房，要杀头的。”
刘国志冷冷地盯了徐远举一眼，没有吭声。
徐远举不满刘国志那轻蔑的态度，按捺不住有点起火，哼了一声又说：“你的上级冉益智已经把你的情况全都讲了，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地抓到你，今天让你来，就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如果不老实，只怕你的皮肉细嫩，吃不消。”
听了徐远举的话，刘国志冷笑着回答：“既然冉益智已经出卖了我，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徐远举恼怒了，他感到这少爷太不识抬举，喝令对刘国志用刑。
在酷刑面前，刘国志没有屈服。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弄得敌人无法审讯，只得将他带上，投入监狱。
刘国志的家庭在四川有钱有势，他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向军统施加压力，要求放人。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重庆市参议长胡子昂等要员打电话给徐远举，请求对刘国志的案情个案处理。但是徐远举认为刘国志不是一般的员，是一个有现行的共党要犯，重庆的几次学生罢课示威，都是由他组织的，如果放了刘国志，今后出现共党案件，徐某人一概不负责任。他甚至准备将刘国志和许建业、李大荣等一齐杀害。由于刘航琛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何应钦也出面说话，刘国志的生命才暂时得到了保全。
于是刘家又变换策略，从香港请回他的五哥刘国琪（刘国琪是经济部部长的女婿，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刘国琪解放后仍住香港，每隔几年要回来一次。每次都要在刘国志的墓前给参观者讲述他当年两次营救弟弟的情况）。
刘国琪第一次从香港回来，带回了许多贵重物品，用以打点军统局的上上下下。他专门给徐远举送了一个纯金盒、送给徐远举的妻子耿静雯一只劳力士名贵女用手表和其他礼物，希望徐远举能网开一面，对刘国志个案处理。
被抓时的徐远举
徐远举收受了刘国琪的贿赂，军统局的里里外外也帮刘国志说话。徐远举终于同意放人，但他提出，要想从军统局的监狱出去，必须要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国组织。
刘家认为这个条件一点不过分，反对刘国志参加活动一直是刘家的要求，通过政府的力量迫使刘国志退出组织也是刘家的心愿，现在要从监狱出来，退出组织，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同意了徐远举的条件。
刘国志从渣滓洞监狱被带到了重庆市中区老街32号慈居。
刘国志一跨进徐远举的处长办公室便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徐远举的办公室里看到自己的五哥。
可是，他立即便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已经意识到远在香港的哥哥突然出现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五哥，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刘国琪说：“七弟，你不知道，为了你的事，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我这次是专门回来解决你的问题的。我与徐处长已经谈妥，只要你在退党声明上签个字，在报上公布一下，徐处长对你以前的过错就一概既往不咎”说完，刘国琪把弟弟拉到徐远举的办公桌前“说：来，赶紧在上面签个字，签完字就可以跟我走了。”
刘国志一看，退党声明上写着：吾人加入中国匪组织，现经政府教育帮助大彻大悟，即日起宣布退出中国匪组织，今后该组织一切活动与本人无关。具首人一栏，等待他签字。
徐远举也在一旁劝说：“你这样的家庭，还缺什么？怎么也去当。现在只要你签个字脱离，马上就可以随你五哥一道离开了。”
可没想到，刘国志却毫不犹豫地说：“
徐远举拍案大怒：“放肆！你现在还这样执迷不悟，我可以马上下令枪毙你！”
刘国琪着急地嚷道：“七弟，你怎么这样不懂事？……赶快签了吧！徐处长刚才已经说了，签了字你马上就可以跟我出去啊！”
刘国志缓缓转过脸，两眼含着泪水说道：“
由于刘国志拒绝签字，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失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已成定局。刘国志的家人再一次为他的安危进行奔走努力。刘国琪又专程从香港赶回来了，这一次，他没有送徐远举任何礼物，而
徐远举把支票拿在手里，想了想，回答说：
重庆解放前夕，许多达官贵人纷纷由南京、上海撤到重庆，再由昆明、广州逃往台湾。当时兑美元、抢黄金乱成一团糟，这时候有人送上一大笔美元，对来说是莫大的诱惑，毛人凤立即答应。
但徐远举为人非常固执，他向刘国琪提出：“考虑到刘国志情况特殊，不要求他公开退出匪党可以，但必须认错，写悔过书，悔过书可以不在报上发表。”
刘国琪上次回来已经深知以弟弟的倔强性格，根本不可能按照徐远举的要求写什么悔过书，便向徐提出：“我弟弟中毒太深，恐怕不会写什么东西的，这悔过书，干脆就让我代他写了吧。”
徐远举让了一步，说：“可以由你代写，不过，必须要刘国志本人签名。”
1949年11月7日上午，刘国志第二次被带进了“慈居”徐远举的办公室。
刘国志一进门看见刘国琪便立即问道：“五哥，我要的全家福带来了吗？”
刘国琪赶紧递上一张全家照片，刘国志一看这张全家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要不是在敌人面前，眼泪差一点就要夺眶而出。因为，照片上除了他想念的父母兄妹，还有他的未婚妻曾紫霞。他跟曾紫霞恋爱已经好几年，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一直未结婚。他和曾紫霞在荣昌被捕转送到重庆后，他关在白公馆，曾紫霞关在渣滓洞，便再也没能见面。一看到照片上的她，刘国志便心绪难平？他深情地看了下照片，然后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将照片放进了口袋里。
刘国琪赶紧说道：“
刘国志看也不看，把悔过书往地上一扔，气愤地说：“五哥，你好糊涂！既然要签上我的名字，怎么能说与我无关呢？这一切，都是他们耍的把戏。”
徐远举平日唯我独尊惯了，怎容得刘国志在他面前如此放肆，他的牛脾气也上来了，猛地一拍桌子，瞪着眼睛大喝道：“死不改悔，那就再也怨不得我了。来人呐，把犯人给我带下去！”
刘国琪这下吓坏了，赶紧对徐远举道：“徐处长，你不要冒火，让我再劝劝我这兄弟。”
刘国志毅然说道：“
“七弟！”刘国琪目瞪口呆！
第二次营救也失败了。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多钟，也就是刘国志拒绝签字出狱后的第19天，敌人对他挥下了屠刀。
1998年秋天与2000年1月，厉华曾将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亲手掐死小萝卜头、在“11·27”大屠杀的当天又与杨进兴一同首先杀害黄显声与李英毅的杨钦典从河南堰城县老家请到纪念馆，请他回忆当年情况，以充实丰富资料。
杨钦典等刽子手与罗广斌、毛晓初等19名白公馆脱险志士，都亲眼看见，亲耳聆听到刘国志在被特务架出牢房，押赴刑场的途中，挣扎着大声吟诵他没有来得及写完的诗歌：“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吟诵声犹如滚滚春雷，这是一个人壮怀激烈气吞山河的人生绝唱！
到午夜过后，白公馆屠杀结束了，陆景清对看守们宣布：“明天你们进城到保防处向周主任（养浩）报到。”说完后，他便坐上三轮车进城向毛人凤复命去了。
参加大屠杀的刽子手和杂工，各得了两块银元的赏钱，另各领得二钱黄金作资遣费。
此时，白公馆还剩下17名二处寄押在这里的囚犯和两名小孩，杨进兴根据雷天元的布置，派当天的值日看守杨钦典将所有囚犯移押到楼下右边二号牢房（郭德贤与小波、小可母子三人仍在楼上监舍中）。
事后据被俘的徐远举供称，这些人因各种原因和社会背景决定不杀，但并没有告诉他们。等大屠杀结束后，把他们集中在一间牢房里，不上锁，待看守们撤走后，让其自行逃生。
白公馆在押的50多名，管理权限分属司法处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执行屠杀时，各自执行所管辖人员。下午4时许大屠杀最先由白公馆开始，当执行到第4批时，由雷天元带刽子手前来提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外出枪杀。到晚上10点多钟，杨进兴已执行完屠杀任务，而雷天元才提出两批共计8人杀掉，由李磊指挥的渣滓洞也只执行了3批26人，尚余200多人待执行。
李磊不断向雷天元告急，催他赶快率人去渣滓洞增援。于是雷天元将剩下的16名男集中在楼下2号牢房，将郭德贤母子三人关于楼上，请杨进兴帮忙代管，然后带着人匆匆驱车赶往渣滓洞。
杨进兴虽说如麻，但也很狡猾，上峰要他杀的人已经全部杀掉，奖金和资遣费也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他还待在这里岂不是白白等共军来索命么？三十六计走为上！当雷天元前脚刚走，杨进兴马上命令当天的值班看守杨钦典留下照看剩下的19个人，其余的人员各自去屋里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大家把身上的、、全解下来扔到地上，院坝上叮叮当当一片乱响。
杨进兴叫杂工陈紫云和李大富拿去埋进地里，或者丢进大门前面的池塘。
看守们很快提着行李出屋，在院坝上七嘴八舌，有的说上歌乐山，看能否搭车到成都去，有的说进城去二处。
最后，杨进兴还是决定去歌乐山顶，想法搭汽车去成都。
看着众看守一窝蜂出了白公馆，杨钦典此时真有树倒猢狲散之感。杨钦典也不是个傻子，虽说他平时给了难友们一些帮助，但毕竟也欠下了人的累累血债，此时见杨进兴带着人跑了，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等死，心里又气又恨。于是也收拾起衣物，一头钻出白公馆大门，给大门外面兵房内隶属队的警卫排的人打了个招呼，也慌不迭地朝歌乐山顶跑去。
到歌乐山顶上一看，成渝公路上全是逃亡的人群，只好随着人流向前移动，走不多远，竟碰到了大屠杀之前离开白公馆的李育生。
这李育生，原是四川绵阳县一名袍哥，因军统货车，被抓后押送到白公馆关押。刑满后，就在白公馆伙房帮炊事员陈紫云打下手。此人长年浪迹江湖，懂点拳脚功夫，更是混得人情练达，最讲桃园义气，在白公馆，他是个极特殊的角色，能上与所长陆景清看守长杨进兴，下与杨钦典、安文芳一帮看守员亲亲热热称兄道弟，对则抱敬重、同情态度，常给予方便。
杨钦典、李育生二人在逃跑途中，杨钦典不免对同伙们扔下他一窝蜂跑了之事骂声连连，同时也把白公馆里还关有19个犯人的情况说了出来。
李育生一听，不禁灵机一动，把杨钦典一把拉到路边商量：“你好憨，手头有救命的宝贝，你还跟到跑啥子？不如我两个回到白公馆，把那19个人放了，来了，还能不给我们一些好处？”
杨钦典有些迟疑，说：“我出来时看见外面警卫连还没有撤，弄不好会把命出脱了。”
李育生说：“垮杆垮定了，你已经拿了资遣费，还跟到它跑到成都去干啥子？如今兵荒马乱的，胆大能漂洋过海，胆小就寸步难行。走，说干就干，哥子我陪你回白公馆。”
杨钦典在李育生的鼓动下，想到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只得掉头回白公馆。
二人下得山来，看见警卫连正慌得像炸了营盘的马蜂窝，想撤，又没有命令，待在这到处摆满了死人的荒坡坡上，又害怕解放军打来。
杨钦典和李育生刚走到白公馆大门口，迎面碰上白佑生（当天释放的叛徒）。
李育生一把揪住白佑生的衣领，喝道：“你龟儿滚远点，再待在这里，谨防老子捶死你！”
白佑生赶忙缩回到屋里去了。
再说白公馆剩下的16个人被锁在一间牢房里（郭德贤母子3人在楼上），既不杀，又不放，也没有人来管他们，大家正感到奇怪，忽地看见李育生和杨钦典走了进来。
罗广斌眼疾嘴快，忙向杨招呼道：“杨钦典，把我们集中关在这间号子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杨钦典答道：“看守长临走时交待，你们的案子都归二处管，雷科长现在带起人到渣滓洞那边执行任务去了，过一阵忙完了他会回来处理。”
罗广斌叫了起来：“嗨嗨，你就不能给大家想想办法吗？”
杨钦典说：“我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能有啥子办法。”
罗广斌说：“你要想和徐远举他们一路坐飞机跑到台湾去，根本没你的份，搞了那么多年，你现在还不是个上士。我给你说，只要你想办法把我们的人救出去一个，把今晚搞的大屠杀公之于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解放军来了，我们都可以给你证明。你要相信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杨钦典犹豫着说：“可我在重庆，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
李育生赶紧给他打气，说：“现在都啥时候了，你还想那么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娃积点阴德，先把他们放了再说。”
难友李荫枫从风门口递出一个信封大声说：“生活上你尽管放心，这信壳上有我家的地址，你可以住到七星岗我家里去。”
杨钦典回来就是打算放人的，现在又得到了难友们的保证，于是他咬咬牙，掏出钥匙递给罗文斌，又和罗广斌约定，他和李育生先到楼上侦察，看大门外的警卫排是否撤离，如果已撤走，他就在楼上跺三下脚为号。
杨钦典和李育生上楼后四处看了看，见警卫排已经开始撤离，于是重重地跺了三下脚，对楼下发出三声信号，并打开了楼上郭德贤的牢门。
这时罗广文斌也上楼来接郭德贤一家。大家集中在楼下二号牢房中，由罗广斌组织人员，按老中青搭配，分编小组，并指定周居正、李荫枫照料郭德贤母子三人。大家悄无声息地了了牢房，穿过院坝，走出白公馆大门。刚下了石阶，或许是因为紧张，或许是因为激动，有的人竟然忘记了罗广斌的叮嘱，往山下的大路上直奔而去。
而此时警卫排的人正在撤离，看见门里涌出一群黑影，立即问道：“什么人？”
众人全都愣住了，罗广斌急中生智大声回道：“二处的。”
对面再问：“口令？”
他们哪儿知道敌人的口令，转身就往密密的树林中四散跑去。赓即，敌人的枪声就响成一片，打得树子朵、朵响。
郭德贤不顾一切地背着小可跑到了厨房后面的石梯那里，看见李荫枫已经跑在了前面。
李荫枫回头问她：“你伤了没有？”
郭德贤气喘得紧，回答不出，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没有受伤，但是脚软得迈不开步。这时好几只手电筒光和声跟着后面追了过来，她和李荫枫只好又没命地向后山上逃。
跑到半山实在是跑不动了，李荫枫说：“你跑不过他们的，就在那草笼笼里躲一下吧。”他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了郭德贤就跑了。郭德贤只好躲在草丛里，幸好卫兵们向李荫枫他们追去了，没有发现她。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听见不远的地方小波叫了一声妈妈，她想答应女儿，又不敢开口。小波仅叫了一声就再没叫，她估计是周居正捂住了女儿的嘴。后来，她听见卫兵们骂骂咧咧地回到山下，爬上汽车，匆匆地疾驶而去。
她一点不敢出声，再后来，四下里都静了，渣滓洞方向的火光正烧得漫天通红。又过一会儿，郭德贤这才发现鞋子早已跑掉了，只好赤脚背着小可向歌乐山顶爬去。翻过了几座山，天亮时，看到前面有一户农家，便上前去讨双鞋子，说是夜里遭了土匪，那农民也好，马上就给了郭德贤一双鞋。过了两天，郭德贤听说重庆解放了，马上赶到城里，住进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立刻去寻找女儿小波。
罗广斌已经在这里了，他告诉郭德贤，城市刚解放，非常混乱，为了安全，孩子可能被周居正暂时放在乡下了。其实，罗广斌也不知道小波的下落，那天夜里，他和周居正跑散了。罗广斌再见到周居正时，却没有看到小波。他马上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上歌乐山上去找，几乎翻遍了歌乐山，也没找到小波。没办法，他只好将实情告诉了郭德贤。郭一听，顿时就昏了过去。
而周居正说，当扫来时，他一慌，一跤跌倒在山坡下，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去老远。四周漆黑一片，他爬起来四下摸了摸，没有摸到孩子，看到敌人打着枪追了过来，没办法，只好转身跑了。
郭小波哪去了？原来，小波也被吓蒙了，当她爬起来时，身边已经空无一人。她惊慌地叫了一声妈妈，看见电筒光追了上来，枪声也响得紧，再不敢叫了。她先是躲在梯田旁边的小水沟里，特务们回来了，汽车亮着雪亮的大灯从她旁边一掠而过。她害怕了，在漆黑的山林里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去，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睡倒在地上。
等小波醒来，天已经亮了，她发现自己睡在大路脚下。一队士兵从她旁边走过，她还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老百姓家的孩子，伸手把她拉了上来，并问她：“小孩，你去哪里？”
小波只想离白公馆越远越好，就说：“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士兵把小波带上了大卡车。进了重庆城，到了精神堡垒（今市中区解放碑），士兵把小波抱下车，放在了马路边上。
小波没地方可去，只在路口游荡。
天色落黑时，饥肠辘辘的小波蹲在了一个水果摊旁。摆摊的妇女叫王素珍，见这小孩怪可怜的，便问她：“小孩，你家住在哪里？”
小波说：“白公馆。”王素珍不晓得白公馆是啥地方，只猜想能住公馆的，肯定是有钱人。可是眼前这个小姑娘弄得这样狼狈，想必是战乱时候，和父母跑散了吧。
收摊时，王素珍见小波无处可去，索性把她领到家里，让她和自己家的人一起吃了饭，还给她洗了澡，换了衣服。把她收养了起来。
而此时，党组织也一直在为寻找小波努力，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小女孩。不几天，一个市民提供线索：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在精神堡垒附近，有一群士兵从军车上抱下了一个穿着红毛线裤的小女孩。这说明小波还活着。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今仍健在）立即派人到重庆的《大公报》上登寻人启事。
说来也巧，一张登有寻人启事的《大公报》正好贴在王素珍的水果摊旁边。她不识字，但读报人的议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请人把报上的启事读了一遍，知道了报上要找的小女孩正是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当时就激动得喊了起来：“娃儿，你的妈妈找你来啦！”夫妇俩马上收了摊子，抱起小波，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
郭德贤见到女儿激动得失了态，磕磕绊绊地冲下楼梯，大哭着将小波抱在怀里。
至28日天亮前后，半数同志业已逃出“特区”警戒范围，各寻安身之处。其余同志也在重庆解放后，相继走出深山古墓，安全逃险。
“11·27”大屠杀中，在杨钦典、李育生二人的帮助下，白公馆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女）、郭小波、郭小可脱险。
解放后，女儿郭小波考进了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西宁，后来又到了天津，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儿子郭小可却很不幸，高中毕业后死于一场意外的事故。郭德贤解放后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她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相信党，相信组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客观的环境。1983年，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先后批准了市广电局《关于恢复郭德贤党籍的报告》。肯定了她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的一生，1949年1月在成都川康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其夫、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敌人逮捕（后叛变），敌人到她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内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同志得以脱险，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报告最后认为：党组织同意恢复郭德贤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连续计算）。同时，郭德贤同志入党后，基本上是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为1939年8月。
重庆解放后，。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曾代表邓小平接见并褒奖了他,鼓励他解除顾虑，协助人民政府指认杨虎城父子、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陈然、黄显声、周均时等烈士的遗骸埋葬地点。政府还准备给他安排工作，这时杨的家中来信，称老母病重，要他回去。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杨钦典离家的日子太久，难捺思亲思乡之情，于是要求回老家河南郾城县大刘乡周庄村。政府给了他路费，军政委员会给他开具了证明，让他回家照顾老母。
从此，杨钦典便在老家务农为生。
“文革”中，杨钦典因历史问题，在是非颠倒的“文革”中，他被铐到重庆，逼他承认罗广斌等人是“叛徒”。当时脱险同志都被打倒，罗广斌在重庆被整死，郑业瑞在万县遭公开枪毙，无人能为他证明，使他被判刑20年，至1982年罗广斌等人的冤案后才获释。“文革”结束后，大难不死的脱险同志们再次给杨钦典在白公馆监狱中的表现作了证明和呼吁。
1982年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刑事判决书1982（74）刑申字第315号）：
申诉人，杨钦典，男，现年64岁，河南省郾城县人，原在河南省郾城县大刘公社务农，现在四川省菩堤山农场劳改。杨钦典于1967年因反革命罪，经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杨不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杨钦典解放前任匪特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的罪行是严重的。但解放前夕，在匪特大屠杀中，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9人，有立功表现，因此1950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是正确的。在“文革”中又将其逮捕判刑显然不当，应予纠正。
据此，本院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
二、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被释放后，回河南老家务农至今。
李育生则因功被安排回到老家绵阳市公安局工作。
此话用在和两位被捕后过不了行刑关始而叛变，最后在狱中战友的帮助下又幡然悔悟，重新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最终血洒刑场的人身上，至为贴切。
徐远举交代：
“1949年1月，（）成都站站长刘鉴先、组长周生才，利用成都中央军校教官胡秋以同乡关系搭上了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当时，蒲华辅想找胡秋在军校开展军运活动，结果被成都站抓到了。蒲华辅经不起考验而叛变，使他夫人郭德映和川康工委的华健等先后被捕。蒲还交出了刘迪先、刘盛亚、王文鼎等30多人的名单。在逮捕华健时，特务们又从他身上搜出泸县专员陈离写给华健的一个证件和一张名片。刘鉴先用长途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我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又从蒲华辅口里追出成都军运负责人韩子重、西康组织负责人任炽昌等。我先派张芸樵将韩子重诱捕到案。……我经过追逼，韩子重交出了军运组织，出卖了军管区4个参谋。”
韩子重是成都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任民的儿子，打入敌四川省军区司令部任校级参谋，搞军事情报和军队策反工作。
韩子重
徐远举派雷天元等特务去抓人时，雷天元心里直发怵，怕动刀枪惹怒了韩任民。
徐远举眉毛一竖：“你们怕什么？他韩任民放纵子女参加共党，我不向总裁参他一本就算做够人情了！”
韩子重被他们抓到后，徐远举在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上将面前告了韩任民一状。王陵基盛怒之下，将有关人员撤职，并严厉训斥了韩任民一顿。
被捕后不堪苦刑，出卖了4名同志的韩子重理所当然是一名叛徒。但，却是一个绝不同于人们早已熟悉的甫志高、马家辉、温其久、王金标之类脸谱化的叛徒。
请读者看一封一位父亲给他的远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写下的一封饶有深意的家书。
爸爸上周去了趟重庆，参观了当年关押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从47年到49年11月27日撤退开始大屠杀的两年多时间里，那里前后曾关押过数百名员和革命人士，最后只有少数人侥幸生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红岩》里的许云峰和江姐，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酷刑和死刑每天都在那里发生（黑暗的地牢和阴森的刑讯室至今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大多数员在酷刑和死亡面前，却表现出了令后人震撼和无法理解的坚强信念和不屈的意志，是死亡绝境中绽开的生命之花，千秋万代受人景仰。我还专门为你买了一本当年烈士的诗集，随信寄你，希望你找时间看一看。
儿子，我这里特别给你讲一下其中三位年轻烈士的事情，因为他们参加革命时年龄也就像你现在这么大。
刘国志烈士，出身四川的名门望族，是有权、有钱人家的少爷，吃喝玩乐不用愁，但是他19岁时就加入了。至于他是如何抛弃富裕的生活要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展览厅里没有详细介绍过程。他主要做地下党的工作，27岁那年被捕，29岁在大屠杀中牺牲。他被捕后他的家人曾经用重金打通关系想救他出来，然后送他出国留学，但是条件是要他在“脱党声明”上签字，结果他宁死也不签这个字，直到最后牺牲。而且在被枪杀之前，还留下了一首人壮怀激烈气吞山河的人生绝唱！
“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儿子，你要记住，这个了不起的人19岁入地下党，29岁牺牲。
王朴烈士，跟刘国志烈士同岁，跟你姥爷恰巧同名同姓，也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是四川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复旦大学毕业，当大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没有准确时间，我推算在20岁左右），解放战争期间转入地下工作，25岁入党，27岁被捕，被捕后不久就被杀害。他做地下工作时曾经动员家庭变卖房子土地，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韩子重烈士，就是我特意给你看的那个照片上一身美式戎装、长得像香港歌星郭富城，特酷特帅气的小伙儿。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爸是四川省军管区的中将（副）司令，而他16岁就加入，比你现在还小，做地下工作。27岁被捕，同年牺牲。
儿子，爸爸向你提到的这三位年轻的烈士仅仅是代表，还有很多很多年轻的烈士，他们都是不满20岁就参加，不到30岁就牺牲了。在爸爸的眼中看来，他们还都是和你一样大的孩子啊！
1939年，韩子重17岁，虽出自将军府邸，却是一个有着救国救民远大抱负的有为青年。他是家中长子，投奔延安之前，已是一名员的韩子重给身为川军高级将领的父亲留下了一封诀别信：
我要赤裸裸的说明我走的问题，这除了我向父亲已经说过的为了学习，为了彻底锻炼身体而外，还得坦白地补充出，我的走，主要的，还有思想问题。
我们不会眼睁睁看不见事实；同时，我们也不会是超人。千千万万的血淋淋的故事，不会完全对我们没有一点感觉。
事实是这样，中国社会仅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娼妓、堕落与腐化、荒淫与无耻。欺诈、虚伪，千万万人的压榨、剥削、奴役、残害和屠杀。这些，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较激”的思想。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也不是聋而且瞎的人。我看见了这些，我也听到了这些。
我要求一个合理的社会，所以我提起了走。我过不惯这样不生不死的生活。我知道，陕北最低限度呼吸是自由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陕北的一切都不是反动的。
我的走，绝无异想天开的企求。我不想当官，想当官我就进中央军校。我不想侥幸有所成功，我知道天下事没有侥幸成功过的。我要想侥幸成功，我就蹲在这儿，依赖父亲大人。
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我们要在努力当中去寻求自己的理想。我知道，我们看见，新西北，是一个开垦中的乐园，自由的土地；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了。
我为什么不该走呢？我需要沉闷，我需要知识，我需要一个战斗环境，我要肃清自己的依附、侥幸的思想，我需要活的教育。我们看见过去真正够得上说是成功的人物，都不是在御用的教育中训练出来的。可不是，请看一看列林（宁）、斯大林、高尔基这许多实例。
父亲要我读些踏实的东西，这使我百分百的接受。只是静静的坐下来去研究，这是环境所不允许的吧。在今天能够这样做的，那不是神仙，必然是和尚或者尼姑。我不能够在死尸的身上漫谈王道，我也不能在火燃眉睫的时候还佯作镇静。同时，一个青年恐怕也不该做一个反常的老年人吧！生理学上告诉我们，少年“老成”是病态。国家的青年变成了老年，是这个国家的危机。
我要一个斗争的生活，我要一个跋山涉水的环境来训练我的身体。前线的流血，后方的荒淫，大多数的劳苦者的流汗，绝少数的剥削者的享乐，这样多的血淋淋的故事摆在面前，叫我还有什么闲心、超人的胸襟去静观世变呢？
父亲，请把你的儿子愉快的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对你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
韩子重离开成都后，先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渴望去延安的愿望未能实现，被分配到敌后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先在晋东北与日军作战，后调到八路军总部，在《太南日报》作前线记者。1940年，奉派回四川，任川康特委军事系统负责人。先后以川陕绥靖公署、四川军管区司令部参谋等职务为掩护，根据川康特委的指示，在军管区内建立军支，并任军支书记，积极收集传递军事情报，在川军军政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为策动部队起义创造条件。
1948年秋，由川康特委派往香港，参加南方局召开的军事会议。1949年1月，在成都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转囚至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叛变经历痛悔莫及，并与难友们一起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27日夜，韩子重与李承林一起被敌人提出牢房，在“戴公祠”对面的一座山坡上英勇就义。
对于韩子重这样一个也曾在被捕之初出卖过4名同志，最终却又以大无畏的精神走向刑场的人，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被捕后一口气供出了30多名同志的蒲华辅，转往重庆关押后，偏偏也拒绝与敌人继续合作。
“蒲华辅押解到重庆后，在狱中同志的帮助下，未再继续出卖组织，表示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拒不参加特务组织和捕人行动，敌人认为他们不可靠，最后仍将其公开枪杀。（俞史《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
参考资料：
《红岩密档B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罗学蓬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