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少女韩剧剧情介绍,二十世纪少年剧情解析

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她病危时，提出要见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二人最终见面。（视觉中国/图）

一个世纪前，英国东南部一座平淡如水的村庄见证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村子名叫沙士顿，事件主角是两个年轻的中国人。

男生在美英留学已两年多，女生几个星期前才离开中国一个保守的小镇；男生在剑桥大学当旁听生，女生只学过几个星期的基础日用英语；男生一心想做新时代先锋，一鸣惊人，女生只希望适应异国生活，有机会学点新知识；男生恋上了一个出身维新家庭、当时在英国念书的女孩，女生到达伦敦不久，就隐约察觉丈夫另有意中人，但还是盼望一直把自己视为“土包子”的丈夫可以和自己多些沟通。

这对夫妻是徐志摩与张幼仪。

1921年9月，张幼仪被公婆送到英国不满九个月，徐志摩突然提出离婚，一星期后不辞而别，抛下已怀孕三个多月的她。

2001年6月，香港学者、作家孔慧怡途经沙士顿，小镇的规模扩大，旧房子都已拆掉，但实用乏味的气质并无变化。她当时想：20世纪初一个年轻中国女子的挣扎，就埋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事后，她又想：其实中国女子的故事又岂埋藏在一两个地方呢？这个念头最终演化成一本书。

中国妇女运动肇始于1880年代，提出两大口号“反缠足”和“兴女学”。当时不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认定自强乃救国之本，于是把妇女问题列入社会改革议程。此时，对女性的期许仍局限于贤妻良母，她们在体力和心智方面虽较先辈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只是为了履行传统家庭中的角色。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传统家庭长幼尊卑的运作模式，争取个人和个性解放。这一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种自由独立的理想女性形象。能够称得上人格独立的“五四”新女性，需符合几项条件：在新式学堂受教育；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婚姻自主；参与公众生活。

这其中，受教育是基础。对于已经成年的女性来说，她们无法争取新式教育机会，于是在剧变时代里，被打上落伍、封建的标签。

孔慧怡希望打破这种简单的标签式划分，“探讨能否以公允的态度重估五四时代的女性，能否从她们的角度平实地看她们面对的世界”。在《五四婚姻》中，她一反男性中心的传记传统，将笔尖朝向朱安、许广平、江冬秀、曹珮声、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七位女性，力图通过她们的平生境遇，探讨当时女子面对的实际问题，描绘出变革时期下中国女性的各种面貌。

无论新文化运动，还是新女性观念，都有着同样的核心问题：婚姻自主和离婚。由于大多数青年当时已踏入包办婚姻，因此掀起“逃婚”风潮——青年男子为摆脱旧式太太，只身离家开启新生活。据1922年的妇女刊物报道，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

新文化时期的婚姻现实和离婚状况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剧变中的社会规范如何影响不同背景的女性，她们在变革的大潮中又如何自处。

孔慧怡写朱安，希望“为一代饱尝劫难、有口难言的女性寻觅她们的声音”。鲁迅开展第二段婚姻生活的同时，在经济上和名义上没有抛弃第一任妻子朱安，然而，朱安受到的打击是感情和精神层面的。她还在世时，鲁迅和他身边的人视她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可能值得怜悯，却谈不上尊重。

在以往围绕鲁迅的传记里，对朱安的描述，往往带有其“不够格”的倾向。孔慧怡则指出，这种歧视旧女性的历史角度建基于偏见，并不真的反映当事人的心态与个性。

朱安晚年接受记者访问，谈到她和鲁迅、许广平的关系时，曾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从她的措辞看出，她将鲁迅与许广平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对许广平全无妒恨，反而与她建立了互相尊重的关系。这绝非易事，由此可见其心量与品格，绝非“旧女性”标签能简单概括。

朱安在新旧夹缝间做了牺牲品，与之相比，许广平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得以跨入新女性的天地。然而，经过自由恋爱和个人选择建立的婚姻关系，却让许广平失去原来的独立地位。她与鲁迅同居前有自己的事业，到上海后，也曾积极找寻工作，可是后来成为鲁迅的秘书和助理，走上一条与她最初预想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了新文化规范中的贤妻良母。

许广平一直保留着三百元的积蓄作为“应急钱”，并公开告诉鲁迅和他的友人，假如两人关系破裂，这笔钱可以暂时维持她的生计，直到她重新找到工作。微薄的三百元，成了许广平维系独立人格的唯一法门。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并未因新文化运动而减色。林徽因面对务实、能力强，又待她极好的梁思成，亦不免有家务缠身、才华无从发挥的怨叹。

五四年代，许多女性虽事业有成，却终其一生难以破除婚恋困局。曹珮声为一极端例子。她十六岁嫁给父母安排的丈夫，在留美兄长的资助下，十八岁时继续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夫家决定立妾后，曹珮声毅然离开了这段婚姻。不久后，她与胡适相恋，当时胡适已与江冬秀成婚六年，育有三名子女。胡适离婚不成，两人苦恋三年，无望恋情最终被搁置。

曹珮声作为中国首位女性农学教授，在棉花、马铃薯研究、遗传学上都有不凡建树。然而，与胡适的苦恋，萦绕着她的一生。她填下一阕阕词，不断缅怀当年热恋。死后，就葬在自己家乡通向胡适家乡的必经之路上。

孔慧怡认为，曹珮声的境遇正表现了新旧文化的争持，新女性与爱恋的对象，往往把持不住生命的罗盘，眼光虽投向新世界，脚下却被旧传统营造的现实绊住。

1930年，许广平与丈夫鲁迅、儿子周海婴合影。（视觉中国/图）

曹佩声出生于1902年，就在那一年，清政府下旨宣告“反缠足”“兴女学”。政府条文是一回事，社会运作方式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鸿沟。

禁令的实际效果很小，缠足风尚一直到民国初年仍然大盛，曹佩声亦未曾幸免。她1915年离开家乡，跟随已婚的哥哥曹诚克一家到武昌。曹诚克让家庭教师为妹妹授课，没有把她送进新学堂，由此也可见，“兴女学”的口号尽管喊了十多年，成效依然有限。

新文化转型阶段，新旧之间的畛域远不如想象中分明。许广平生于广州，母亲是澳门人，外祖父是华侨，可母亲家极重视“三寸金莲”，因此逼着许广平缠足，反倒是父亲不同意，然而理由却是，许广平自小定了娃娃亲，将来是要嫁到乡下人家的，小脚会是她婚后生活的障碍。

父亲这边的长辈不许家族中的女孩念书，认为会折了男孩的志气，许广平的母亲曾和兄弟们一起念书，她提出异议，为女儿争取到进私塾的机会。

许广平的父母在女儿缠足、读书问题上看法矛盾，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即使生活在与外界接触甚多的广州和澳门，国民对“新”与“旧”的衡量仍旧参差不齐，没有固定的标准，观点多受个人经历影响。

在此种背景下，“新女性”这个称谓也拥有多层次的内涵。《五四婚姻》简体版新增的江冬秀，不曾上过新派学堂，也没有自己的职业，但她婚后学会了用白话文写信，尝试过写自传，二十年北京生活使她蜕变，她拥有自己的观点和社交圈，还为梁宗岱的发妻争取权益，出庭担任他们离婚官司的证人。

“她不囿于任何框框，既不是‘从夫’‘从子’式的传统女性，也不是夫唱妇随式的新派芸娘，更不是爱时髦打扮的洋化太太。”在孔慧怡看来，有独立人格、个性的江冬秀，也是一名非典型“新女性”。

相对于“跳出框框”的江冬秀，看似新潮的陆小曼实际上却是“掉进罅隙”的那个。她的身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另一种普遍存在的新女性形象——闲在家中，装束时髦，日常生活由购物、票戏、打牌、跳舞构成。早年，她进出交际场所，是大家艳羡的对象，徐志摩让她离开了原本的生活轨道，新的社交圈子使她不得不面对另一种新女性标准的审视。在徐志摩的朋友圈中，没有谁会认为过惯了官太太生活的摩登女子是他们心目中的新女性。陆小曼像个迷路的人，掉落进文化夹缝。这其中，家庭的影响不可忽视，她能参照的女性典型——她的母亲交游的圈子，就是这样的上流太太。

在新文化名人的原配中，当属张幼仪出走得最远。今人将她的名字与成功的事业女性挂钩，却容易忽视旧女性长成新女性，需要具备的种种条件。在这点上的省思，是本书对女性身份投去的深切注目。

只身受困英国，成为张幼仪命运的转折点。投奔身在欧洲的兄弟后，她重拾婚前读师范学校的理想，在德国念了三年多的书，这对她回中国后的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后来，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出掌上海女子银行，担任云裳服装公司的经理，蜚声沪上。

然而，事业有成后的张幼仪，对于自己少受新式教育这点，依然感到自卑，无法释怀。晚年的她对侄孙女张邦梅追述往事，说：“在中国，女人不算什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在本书中，最后出场的是林徽因，她也是七位女性中出生最晚的。作为许多人心目中五四新女性的佼佼者，林徽因在事业与婚恋上达成了难得的平衡。

一名豆瓣网友为《五四婚姻》写下评论：“留待最后的林徽音实在别有深意，这种力量感既有家庭（父亲）的有意栽培，个人的敏感睿智，也离不开梁思成内在稳定的‘自在’——也是几段关系中仅有的平等、自主，尽管如此，也难逃抚育和家庭琐务的烦累，更不用说时代大浪的次次锤击。而作者也早已言明转身之难：要年轻、要有家底、要有明理支持女性的父兄——张幼仪的幸运，是个人的卓然，也实在是命运的馈赠。”

南方周末：本书人物的编排次序似乎别有意味，你是否有过特殊考量？

孔慧怡：动笔之前，我就觉得一贯对所谓旧女性和新女性的描写都未能展示文化剧变时期的实情。要改变传统对女性的定论，除了作者的基本立场，还得有充实可靠的材料，而就第一手资料而言，我始终认为先天不足。怎么补救呢？选择在生命线上曾经交汇的人物，可以为读者提供重叠的视觉效果，让大家更能体会事情并非黑白分明。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像缺了一些方块的拼图游戏，只有依赖现存方块的融合和对比，让读者大概看出全局的模样。

南方周末：七位女性，产生种种对照，其中曹佩声与张幼仪似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位事业有成但终身困于爱情，一位秋扇见捐却在职场上焕发光亮。你最初在阅读、梳理这些女性的人生经历时，会否直观体会到一种映照之感？或是经历了认知的深化？

孔慧怡：她们的际遇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是婚姻失意后，得到可贵的进修机会，也在各自的行业为女性写下新一页。我想她们人生路上表现的分歧，主要是性格使然。

收集材料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做对比，但写书的过程就像跟书中人物交朋友，认识会深化，像在现实中交朋友一样，会抱着理解的心态看她们的人生，常常有“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的感觉。

南方周末：你强调新文化转型阶段新与旧之间的畛域并不如想象中分明，这是否你写作此书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孔慧怡：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对黑白分明的论述一直抱着怀疑，因为我们本身的经历就不断提醒我们，人生不是黑白分明的。直到今时今日，女性还面对很多传统压力。比如多念两个学位，就被警告说会嫁不出去；不结婚，每逢亲戚聚会就成为他们说教的目标；结了婚不生小孩，就被责是“自私”。凡此种种，只算是小事，可也够烦的。更别说职场上被低贬，被占小便宜了。

南方周末：书里此种叙述也可看出新旧观念与身份的模糊性：不同于朱安、陆小曼，江冬秀在丈夫的朋友圈里真正收获了尊重。你认为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区别？在当时，文化圈层评价女性的标准也是复杂多样的吗？

孔慧怡：唐德刚说江冬秀幸运，我很同意，因为她的丈夫个性温和，对女性又带着西方的君子风度，让她能发挥自己的长处。

其实文化圈也不是单一的，每个圈子都有内在运作的标准。比如朱安在周家新台门大家族时，不会被认为不够格；陆小曼早年进出交际场所，是大家艳羡的对象。只是在进入新的圈子之后，她们才被人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这样的情况，即使不是文化剧变时期，也有例子，比如普通人家跟豪门进行婚娶，双方也会面对新的衡量标准。

南方周末：文中提到，林徽因被许多人视为中国20世纪新女性佼佼者，你的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同样的欣赏。林徽因在事业、感情方面一以贯之的选择，除了见出她的理智、坚定，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品质？

孔慧怡：我最欣赏的是林徽音坦然的态度。像她自己说的，她是个理智和感情同样强烈的人，因此我相信她的决定不是纯粹由理智主导的，“爱”也占很大的比重。说到坦然，我想这可能正是她病危时想见张幼仪的原因——因为张幼仪被弃和她扯上了关系，她无法坦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她当时想说什么，假如我戴上小说家的帽子，给她编一句话，那会是“我佩服你”。不过，也许她真的不必说话：张幼仪愿意见她，一派成功女士的风范，而且儿孙绕膝，她可以坦然了。

南方周末：为何在初版中没有撰写江冬秀这个人物？

孔慧怡：这是个正中要害的问题。我写初版的时候觉得无法捉摸江冬秀，回想起来有点吊诡，因为事后才了解，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麻将。这跟我小时候大家族聚会的情况有关，每逢喜庆，长辈聚头总要打麻将，我们小孩觉得很吵。但终于为我打破心理障碍的也是麻将：我一位姑婆病危住院，亲戚去看望，她迷糊中还说：“叫佣人给你们开台吧。”这让我终于明白麻将在那一代人中起的社交作用。

南方周末：许广平“经过自由恋爱和个人选择而建立的婚姻关系，竟然令她失去原来的独立地位”。在你的观察里，当代中国女性在职场、婚恋上的境遇，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有哪些比较显著的异同？

孔慧怡：我对中国内地年轻一代的生活了解不多，很难做深入的对比。只能这样说：人性基本是相通的，这很大程度是女性苦恼的来源。比如大家都认为女性细心，善于照顾人，于是家中小的老的都是女的一肩挑起。即使是西方，妇女运动红红火火数十年，夫妇生了孩子，托儿的经济负担太重，要其中一人留在家里带孩子，那就总是女方辞职或者改为半职，男的负责带孩子百中无一，结果是到了退休时，女性的退休金远比男的低。说到女性经验，经济问题总要抬头。

至于现在和五四不同的地方，最主要是社会结构不一样了，人口向大城市转移，而城市文化为女性提供比较多的机会。人口政策也让很多家庭只有独女，现在女孩的待遇好多了。

南方周末：经过近十年修订此书，你有哪些新的理解与思考？

孔慧怡：第一个领会，是看到自己的盲点，也就是上面说到的江冬秀和麻将。此外是体会到细节能起的作用，比如在许广平那一章，新版提供了不少数字，包括她在广州的薪金和1940年代的物价，叙述就比较开阔了。当然，追寻细节不能无休无止，最后还是得坦然面对不足的地方。

南方周末：途经沙士顿，是成书的契机。在写作这本书期间，你是否走访过其他与传主们有关的地点？可以分享其中一两段对你触动最大的游历吗？

孔慧怡：感受最深的是在绍兴看周家新台门，看博物馆里层层相扣的陪嫁大床，还有坐小船从鉴湖到岳王庙。关于朱安的文字材料，除了她晚年的书信，基本都要淘金似的从别人的记述过滤出来，要体会她早年生活的环境，就靠那一个星期的绍兴之行。此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看朱安和许广平及海婴通信的原信，也让我很感动。

另外一件事，是我构思这本书之前好几年。一位上海学者陪我到鲁迅故居，站在门外时，他说：这也是许广平故居。我当时觉得很“安慰”，因为也有男性学者注意到这一点。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