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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章西安事变（三）
话分二头，当祝绍周接到黄永安的告发后，当机立断，紧急面约陇海铁路局局长兼津浦陇海两路运输司令钱宗泽，将潼关以东所有空着的列车车厢全部西开备用，又马上约见陈诚保定军校的同窗，时任第46军军长樊崧甫，命令所属部队立即赶赴最近的火车站，见车即上，往西开拔，火速占领陕西门户重镇潼关。
随即，祝绍周又立即给洛阳航空分校主任王叔铭和洛阳空军指挥官毛邦初打电话，商定对洛阳军航两校及驻洛阳陆军、空军中的东北籍高级军官“加意戒备”的措施。同时，3人当即决定，“不论临潼情况如何，都有派飞机飞往临潼救驾领袖的必要。
毛、王两人一致选定“技术精良”、“思想纯正”的洛阳航空分校飞行组长、空军中尉蔡锡昌去执行救驾任务。王叔铭马上驱车赶到机场向蔡锡昌下达了紧急起飞的命令。此时，刚好6时正。蔡锡昌整备好一切之后，即刻驾驶航空分校的一架最好的教练机，沿陇海铁路线冒险飞往临潼。蔡锡昌飞到临潼上空，在华清池上空盘旋了一圈，选了一块平坦的田地，以“迫降”的方式安稳着陆。迫降后的蔡锡昌马上被守候在华清池附近的东北军士兵当场逮住。
下午4时许，黄永安召集炮兵12团团长徐德庸、重炮17团团长叶筱泉和东北军驻洛阳临时教导大队大队长赵云飞到自己家中开会。会上，黄永安拿出张学良的密电，向3位通报了来电的内容，并谎称密电是“中午12点”才收到的。
“旅长，对于少帅的旨意我们如何执行？”炮12团团长徐德庸当即询问道。
“我已经把张副司令的电报给祝主任看了！”黄永安注视着眼前的三个人，断然说道。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良久，徐德庸说道：“如果调我这个团往西打，我不能服从命令！”叶、赵二人见事已至此，也没再敢说话。
晚上，黄永安在旅部会议室再次召集营、团长会议。黄永安向部下通报了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说道：“张学良劫持蒋委员长，这是叛逆行为，我们不能服从乱命！”
“那么，中央命令我们打西安，我们打不打？”炮十二团第一营营长齐长生大声地问道。
“中央命令打就打！”黄永安语气坚定地回答道。
“我们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培养起来的，打西安对不起副司令！”炮12团团长徐德庸刚说完，就痛哭起来，大家也都默默地流泪不止。
“我们没有步兵援助，不能单独作战，编成骑、炮兵，也只有两个团，兵微势弱。再说，我们都携家带眷，有老有小，四面八方又都是中央军，我们带着家眷怎能突围？我不会让大家吃亏，我负责大家老小的安危。目前西安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只应严加警备，不要妄动。兄弟们放心，我绝对保证大家安然无事！”
在黄永安的安抚之下，大家想想事已至此，也只能默默地接受了。
事变当天，为了结成更广泛的同盟，张学良致电阎锡山称：“ 改组国民政府，与合作，与苏俄联合。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 。”
阎锡山当时并没有没复张学良，但薛蔚英、孔昭林、王国相等61名山西省籍黄埔各期青年将校却领衔发出通电，称：“……蔚英等分属军人，追随领袖多年，今领袖蒙难，国家垂危，痛愤涕泣，誓必待戈杀敌……”
下午时分，何应钦邀请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党、政、军首脑，正式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听取他们对此事的意见和对策。会上，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 叶楚伧等都同何应钦的意见一致，主张武力讨伐叛军。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忧，主张和平解决。由于双方的分歧较大，遂决定于晚间召开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委会紧急会议。
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居正、张继、戴季陶、冯玉祥、陈果夫、陈立夫、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21人出席，张群、曾养甫等列席。
会议上，何应钦让人们传阅了张、杨向全国的通电全文。戴季陶看完后当即义愤填膺，主张道：“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我认为，应该立即出动空军轰炸西安。”
“张、杨劫持最高统帅，目无党纪国法，已是叛逆行为，不讨伐不足以伸张法纪。”何应钦非常赞同戴季陶的讲话，立场坚定地支持道。
何应钦一说完，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马超俊、熊式辉、程潜等人都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西安进行武力讨伐。
会议一直开到了次日凌晨3时许，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对张学良、杨虎城劫持领袖的行为予以了强烈的谴责。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会议一结束，何应钦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电全国，撤销张学良、杨虎城的一切职务。随即布置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武力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
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2日。
雪耻。成仁取义。住西安新城绥靖公署。
12日上午5时半，余床上运动已毕，正在起床披衣时，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发，余紧命侍卫速即往查。少顷，闻第二发枪声即起，此后枪声连发不止。余乃知爲东北军叛变，即带竺培基与蒋孝镇上后山，经飞虹桥到东侧后门。以门锁紧闭，未得开钥，不得出，乃即越墙而出。是墙内低约丈许，而不知外墙脚下有一深沟，其高约二丈馀。此时又黑暗，不辨高低，故跳下外墙时，身体即不能行动者约3分钟，时乃勉强起行。及至骊山娘庙时，已有余卫兵守候。见余，乃即负余登山，但山甚陡，东面又无山路，而西面山上也恐遇叛兵也。行不百馀步，以无路之山而又倾斜，甚急，卫兵力乏，余乃自行。行约半小时，将登山巅，卫兵告余曰，至此已出险，当无虑。乃少息，一面令卫兵向巅上侦察有无叛兵。
少顷，与轻自巅上向余身上连发，卫兵已多中弹射死。余乃单身下山，及至山腹，适有一岩穴，荆棘丛生，但恰可容身。此时天已黎明，由穴中向外探望，见叛兵行动皆甚了然。不一时，与迫击炮声大作，余乃知行辕卫兵尚在抵抗中，所以叛兵乃用炮进攻也。此时当在9时许。自此不闻枪炮声。叛兵乃登山搜索，行经余穴之前后者约二次，幷未发见。忽闻离余穴二十步之处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爲孝镇尚在余之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兵皆知孝镇爲平日侍余最忠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
在余洞穴之上闻一叛兵曰“这裡有一个是着便衣的”。又一叛兵曰“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曰“先击他一枪再说”。另一叛兵曰“不要胡来”。余闻此言，乃知叛兵中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你是谁”？余曰“余即蒋委员长/今既爲你等所执/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爲你的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爲我们中国救星/又爲我国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此时叛兵向天空连放三枪，声言委员长在此地。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余问其姓名，彼答曰“余乃孙鸣九”。乃知围攻行辕部队，爲张之卫队第二营共産党也。此余被执时经过之大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