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说，他还琢磨过，要是抢一个人钱不够，到了西安，就把出租车司机“撂倒”，接着把车拿到黑市一卖，那样一来，钱应该就够了。

　　参与这场抢劫会议的有小龙在火锅店打工认识的同伴，也是自己拜过把子的“兄弟”。长得黑黑瘦瘦的小康排行老五，矮矮壮壮的胖子是老六，他们都得管小龙叫“二哥”。另外两个新入伙的兄弟，是小龙在县城五星级酒店门口打群架时认识的，他管这叫“不打不相识”。

　　为了壮胆，小龙到“超值2元店”给每个兄弟买了一把刀，两把圆刃的水果刀，两把尖刃的西瓜刀，还有一把没有刀套的小匕首，留给自己用。

　　可一切没有想象中顺利。在宾馆开会的时候，自己的兄弟先闹起来了。同样16岁的小康说起话来文文气气的，他反对说，“这个想法太疯狂了”，年龄最小的胖子也跟着不愿意。胖子今年只有13岁，逢人就说自己是个“人见人爱的00后”，他拒绝别人叫他“小胖”，嚷嚷着要叫他“小乖”。小龙给他发刀的时候，刚刚从小学毕业不久的“胖小乖”闹别扭了，他对小龙说，“为什么要抢人，我不想抢人，我不愿意弄。”

　　小康回忆说，“二哥”用兄弟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他上前抡了胖子一拳，把刀扔给他，“跟着干!”

　　无果的抢劫

　　拉扯着不情不愿的胖子，和摇摆不定的小康，小龙出门了。那是6月15日的晚上，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广场上聚集着消夏纳凉的人。女人穿上了轻薄的裙子，身上只背着小小的皮包，有的男人只穿着背心裤衩就出了门，把所有随身物品塞进口袋，装得鼓鼓的。

　　广场旁边是当地最大的超市，叫做“家福乐”，9.9元一双的运动鞋装满整整一筐，任人挑选。

　　如今到这里，还能看见广场前的马路堵车，拉着煤块的大卡车别住了宝马车，双方都在拼命摁着喇叭。路过的商店宣传车贴着大海报，正在举办消夏歌唱比赛，不知名的选手用大音量的麦克风高唱：“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小龙说，那天他们就打算在这里抢劫。可他们看着人们在眼前走来走去，背着包的，戴项链的，打手机的，确定了两三次目标，每次走到了跟前，谁都不敢动手，只好一次次退回来，在广场上坐着。

　　广场上坐着各种各样的人，带孩子的，遛狗的，光着膀子打牌的，拎着水笔写字的，当然，也有跟小龙看着差不多大的少年，有的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嘻嘻哈哈抽着烟;有的穿着统一的短裙，向来往的人分发附近商店的促销传单——耐克专柜新品上市，新款1499元。

　　在小龙打工的火锅店，领班厨师长说，他们这些打工的常常聚在一起讨论，什么样的工作“最厉害”。常出现的答案是，好工作在煤矿。在县上不管打什么工，一个月最多一两千块钱，可在他道听途说打探来的消息里，不管是一线下煤矿，还是二线搞后勤，到了煤矿月收入就能上万。不过，这种关于“好工作”的讨论每次都以沮丧结尾——因为据说虽然下矿有危险，但想要干这行，也得“有关系”才进得去。

　　这些年来，闭塞的彬县因为煤矿积累了财富。这里建起了气派的高楼，马路甚至比咸阳更宽阔。当地宣传干部很乐于向外来的人介绍，他们为教育投入大手笔，花了2.2亿元建造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教学楼的门柱子都是比着美国高等学府建的。这个中心在新城区地标性的体育馆旁边，而那也是个大手笔，比着北京建的，“盖出来会跟鸟巢一个样”。

　　不过，火锅店的伙计们谁也没去过这个职教中心，他们只在坐大巴车离开县城的时候路过而已。这些恢弘的建筑甚至很少出现他们的讨论中，因为“出来还不是打工，可那地儿还要交钱”。

　　在火锅店打工的时候，胖子最爱满屋乱窜，拉人聊天，可是那天在广场上，他却坐在躺椅上不肯动，嘟囔着要回家。几个兄弟里，只有他家住在县城，是个“城里人”。他常在店里那些涂着长长睫毛膏的女服务员面前大声炫耀，说爸爸是个小煤矿主，家里有块小地皮，能自己开采，就光家里那辆拉煤车，一年就能赚上四五十万元。

　　一同打工的服务员打趣说，他是“富二代来体验生活”，他只是嘿嘿笑着不说话。事实上，没人知道他撒了谎。他的父亲其实只是县城倒闭药厂的下岗工人。胖子在家偷过家里人的钱，但他在外面干过的最出格的事情，也不过是在火锅店拼盘的时候，勾着领班的脖子，指着给顾客准备的点心，笑嘻嘻地跟他商量，“肚子饿了，让我吃一个吧，行不行?”

　　小龙几个人就这样，一边吵吵着，一边坐在广场，一直等到后半夜，等到广场上消夏的人渐渐散了，剩下离他们不远的一个流浪汉，躺在长椅上睡觉。

　　广场上只有最后一个目标——一个孤身走过的女人。她几乎符合少年们计划的所有要素：穿着高跟鞋跑不快，身上背着包会有钱，现在广场上没别人，抢了可以迅速跑。 [责任编辑：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