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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聂无逸 银河证券研究院战略研究员

中央财经委日前召开第五次会议，集中研究了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两大问题。在笔者看来，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化问题与产业发展关系密切，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全面考虑，充分体现了系统化科学规划思路。

一、经济发展战略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升级

一个国家生产力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经济承载力的高低最终取决于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规模和服务能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大国，以珠三角、长三角的制造加工企业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条，企业对外贸易合作的系统性风险有所提高。关键性的企业、战略性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难度和重要性都明显增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既有的国内产业发展问题在新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会变得更为复杂，需要在全新的系统框架内加深认识和重新筹划。

循此思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可以进一步从三个角度展开分析。第一个角度是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新旧动能如何及时转化，具体来说就是产业结构需要及时调整，传统产能过剩产业需要及时出清，新兴战略产业亟待从多方面鼓励和扶持。经济增长模式亟待从片面强调数量型增长向注重效益的质量型增长加速转变，尤其是包含先进技术、现代管理和人力资本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进一步提高。第二个角度是内外部经济结构不协调的问题。国内产业面临国际竞争的重重挤压，具体来说就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优势正在快速消失，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被越南、菲律宾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快速超越；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科技产业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明显。尤其是以数字芯片等为代表的创新产业的核心技术和行业标准大多被美日等国垄断，国内企业通常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居于行业从属地位，产品附加值不高，容易受制于人。第三个角度是面对内外部经济矛盾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中国企业如何提升面向全球的竞争优势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国内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重新排兵布阵，不仅要继续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更要努力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尤其要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产业集群中努力寻求突破，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赢得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发展全方位的国际经济合作。

二、城市化与产业发展互为支撑：集中力量提升国家竞争优势

城市化是产业发展的载体，而产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发展驱动，两者不可人为割裂。过去强调城市化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人在城市里需要生活和工作，只有产业发展才能提供城市人口经济意义上的栖息方式。因此只有将城市与产业相结合，才能够实现城市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过去对城市化的研究着重于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侧，比如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为GDP带来多少增长，能产生出多少吨钢铁、水泥等城市建设的新需求，但是较少讨论城市化为产业发展提供多少生产要素、栖息环境、创意文化、技术交锋、思想碰撞与商业模式的新供给，而这将是今后城市化发展和规划的新重点。

在笔者看来，当前区域经济规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城市化。中财委会议提出发展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这是近年来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也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历史来看，城市化（又称城镇化，英文均为Urbanization）的实质就是非均衡发展，这是工业化以来的大趋势。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极限在哪里，现在恐怕难以具体描述。以美国而论，目前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总占比才不到1％。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不到60％，户籍城市化率为43.37％，未来城市化的潜力还很大。从发展方向来看，发展核心城市和城市群能够充分发挥集聚效应，集中一个国家优秀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拥有更多的高水平科研机构和综合性大学，汇聚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并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形成更为激烈的内部竞争，提供强大的支持产业配套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建立更加开放、及时、充分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体系，进而全面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集聚空间下才能得以充分发展。

发展特大型城市和城市圈的政策建议，在笔者印象中所来已久。但是对于发展特大型城市，经济理论界始终存在争议。质疑的理由是城市规模如果发展过于庞大甚至超过自然承载能力，在交通、土地、淡水、空气、贫富差距等方面就会形成很多麻烦，即所谓的“大城市病”。当然矛与盾的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曾经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零距离的网络时代必将形成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口的物理高密度聚集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特大型城市已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的昨日黄花。经过这些年认识的不断深入与反复比较，人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预先设想的那么简单，网上与网下相结合才是创新时代的生活与工作的典型场景，科创产业集群依然密集分布在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和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有人反驳说阿里巴巴总部就没有放在上海而是设在杭州，但他们可能忘了杭州依然在“江浙沪包邮区”范围之内，据报道2019年阿里巴巴即将把第二总部设在北京。毕竟人多的地方才有生意，人多的地方才有创意。需要注意的是，随着高铁和5G技术的普及，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空间半径可能还会不断扩大，未来城市的物理极限只能取决于科技与人性的妥协。这次会议没有提及特大型城市，而是用“中心城市”的表达，并明确提出“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对此有的学者解读认为控制特大城市的政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笔者认为一方面城市的宜居政策肯定不会倒退，并且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城市建设对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和淡水的使用将会更为集约和环保，由此将会发展出一系列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规范和新商机。笔者认为真正需要变化和更新的应该是城市发展和管理的理念，比如城市规模的控制理念可能会一改静态机械的城市人口总量绝对标准，转向以单位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为核心的动态相对标准；与此同时，城市规划政策的调整应该紧扣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对城市空间布局的未来需求，从而实现城市与产业的协调发展。

一手抓城市化，一手抓产业发展，这对政府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既是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又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作用尤为关键。首先，作为企业、产业集群乃至宏观管理者之间的桥梁，政府部门可以为战略性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大力发展生产要素市场，提供人才、融资、税收补贴、合作信息等方面的公共支持，以及土地规划、园区服务、信息沟通、法律咨询、人员落户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还有为促进公平竞争提供法治、透明、规范、公正的市场环境。其次，发布和执行产业政策。比如加大基础科研和重点应用科研的投入和建设，推动行业合作研究与支持计划，鼓励产学研之间围绕科技创新研究和应用的横向联合与协作，提供充分的行业技术交流信息，引导企业加强科研创新投入，支持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第三，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推动政府部门的“放管服”力度和营商环境的建设，持续规范政府自身行为，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审批和行政许可程序，从软件和硬件多方面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切实促进国内重点企业和战略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做到两个坚持。第一是必须坚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凡是规范合法的市场交易行为、过程和结果都必须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第二是必须坚持合理实施产业政策、充分运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市场优势内涵。产业政策本来就源自西方，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都颁布了类似工业4.0的高新科技产业发展规划。国外一些人反对中国产业政策，真实目的是想拼命围堵国内战略科技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更深切地认识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是生产力的爆炸式增长，短期内也可能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各种风险。仅仅依靠单个市场主体的力量，未必能够把握好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与节奏。产业政策的支持不仅是可行，而且是必须。在实施过程中，产业政策要避免与市场行为发生直面冲击与对立，要更多地使用鼓励性和间接引导性政策，通过政府有限的出手更多地激发市场的力量，建议尽量减少使用直接补贴的方法；要将政府资源更多地投向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领域，尤其要为高科技产业集群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切实提供保障，加快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四阶段理论，处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和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竞争优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生产，或者优越的自然禀赋优势。当一个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开始扩大与深化。目前中国正处在从前两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应主动学习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化经验，从本国实际国情出发，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多角度分析总结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最优路径，综合运用政府与市场力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第二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实现伟大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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