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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奉贤的南桥镇，有一个被叫做“四十间”的大院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南桥镇居民，是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四十间”是南桥镇上的干部集中居住的地方。大院被冠以“四十间”的名字，我猜想是因为大院里可能有四十间房屋，于是被哪位县委领导将“四十间”用于大院的院名了。

四十间位于现在的南桥镇解放中路的南侧，宏伟路的东侧。1960年前四十间是奉贤商业局所在地，1959年底商业局整体搬迁到宏伟路的西侧的大院里，四十间则作为奉贤县干部的集中居住地，奉贤南桥镇的干部家属陆续地搬进了四十间大院， 我家是1960年3月从奉贤泰日公社搬迁到南桥镇四十间。此时的四十间，很多房屋还是空着，搬进来的干部家属没有几户。

除了我家外，还有时任奉贤县委书记的邵晋藩一家；时任奉贤县委秘书，以后又调到泰日公社任书记的的王庭玉一家。继我家搬进四十间后，陆续搬进四十间的有时任奉贤南桥镇镇长，后又任奉贤劳动局副局长张鹤鸣一家；时任奉贤县粮食局局长李新民一家；时任奉贤水利局工程管理股长的周强一家；时任奉贤县副县长王德明一家；时任奉贤县副县长侯尚进一家； 时任奉贤县副县长李继山一家。

时任奉贤县供销社党委书记兼主任张世科一家以及时任奉贤县委干部庄建新一家相继搬进了四十间。 干部家属不断地搬进来，直至四十间住满了干部家属，成为名副其实的干部大院了。虽然大院有四十间房，但搬进大院的每户人家都分配到2间房，约100平米。房里的家具也是县政府配置的，我家里的大床是红木大床，可能以前是有钱人家用的。如果搬离四十间，房里的家具交10几元钱也可以带走，我们也不懂什么红木家具贵重，我们家后来工作调动到青浦，就带了4把椅子，这四把椅子还是1959年时从上海市区带到奉贤的。

一般人家的2间房，一间用来作卧室，一间用来作厨房和餐厅。一些住房位于过道和围墙的人家，就自搭小房子作为厨房。我家房屋就靠近宏伟路的围墙，父亲就利用围墙，自建了一间砖瓦小房子，房子里有一个锅灶，灶台上置一口大铁锅，用铁锅烧饭的锅巴很好吃。有一个煤球炉，那时烧饭都用煤球和煤饼，还有一个水缸。大院里的前后中三个地方有自来水龙头，用水需提着水桶接水回家倒在水缸里。

洗衣服则直接将脸盆里的衣服端到自来水龙头处，打开哗哗的水龙头，用水是不限制不交钱的。杨树是北方常见的树种，上海并不多见，但在四十间的院子里却可以看到家门前的空地上长着数棵杨树，这些树长得高大粗壮，枝叶茂盛。我家门前的一棵杨树，秋风吹得树叶哗哗地响。夏日树上知了鸣个不停。晚上我家就在树下放个竹榻，大人小孩坐在在竹榻上乘凉。

此时的 四十间大院还远不足以解决奉贤县的干部家属居住要求。1961年奉贤县政府投资3.5万元，在四十间的附近，现在新建南桥镇解放路老三楼，面积700平方米，为奉贤县最早建造的3层楼居民住宅，后加高为4层楼。同年，又投资11万元，建造解放路新三楼，面积1100平方米。

住进老三楼的有时任奉贤县县长张瑞武一家，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张心端一家，时任奉贤中学校长吕继尧一家和时任奉贤县县委干部的李世健一家。以后在老三楼东面又造的2幢楼被人称新三楼，时任县委副书记郭震东一家，县长李明一家，宣传部长杨光一家，县长杨锐一家，县五四农场场长邵人杰一家以及县工业局党委书记韩忠贤一家搬进了新三楼。

奉贤人也习惯于把这三幢楼都叫“四十间”。负责建造这三幢楼的是县长李明。这三幢楼在当年算比较高档的建筑，每户人家外墙都有阳台，屋内有卫生间，卫生设备齐全。当年大多数的老百姓上厕所都是到公共厕所，更别提什么带有阳台的楼房了。 新三楼老三楼很快就住满了县委的干部家属。县委又在四十间大院内公厕的南北各建造了一幢二层楼的楼房。

时任奉贤县公安局长的周旭东一家搬进了北面的三层楼里；时任县人委办公室主任的黄河一家和县委民政局副局长石庭桂一家搬进了公厕南面的二层楼房。以后又在新三楼和四十间相隔的空地上建造了住房结构和之前建的2幢房屋相同的二层楼房，县委统计科科长余庭玉一家和县委干部牛守信一家搬了进去。

不知为何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级干部也看中了四十间这块地方，由警备区出面在四十间最后盖的那幢楼房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建造了一幢几百平米的二层别墅。南桥人把这些干部聚居居住的地方统称为四十间。在南桥镇老百姓的眼里，四十间俨然成为了南桥镇上的上层小社会。

四十间的正门面对着宏伟路，每天干部上班都是从正门走向位于解放路的县委县政府大院。另外在南桥镇中街也有2条路可以走进四十间。一条路是从引线弄走进四十间。上海人把细长的针叫做引线，弄堂取名引线弄，可以想见这条弄堂是很狭窄的。年幼时的我站在引线弄堂的的中间，两手臂撑开，两手可以触及弄堂两边的墙壁。

引线弄堂一头连接中街，一头连接一个小院子。四十间和引线弄之间隔着这个小院子。院子里住着五六户人家。据说住在这个小院子里的人家都是成份不好的黑五类家庭。在文G年代，这里的人家自然是被社会歧视抬不起头。红WB把引线弄叫做隐仙弄，说这里是隐藏地富反坏右的地方。受当年社会舆论的影响，我每次经过这个小院子都匆匆而过，至今我对这个小院子里的住户人家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中街的人民路上有一个卖蔬菜的小店，蔬菜店的隔壁也有一条弄堂通向四十间。这条弄堂里也住着好几户人家，弄堂光线很暗，晚上弄堂的通道连路灯也没有，我晚上不敢走这条弄堂。我有2个小学同班同学孙锦虎和邵复能的家就住在这条弄堂里。69年这2个同学和我一起上山下乡去了云南西双版纳水利兵团。

1966年我在奉贤南桥小学上学，班里的同学有很多干部的子女。任大队长的郭翠萍，是县委副书记郭震东的女儿；中队委员储建华是县委秘书储勋的女儿；李逢伍的父亲是县委干部；李强的父亲是奉贤医院的干部；邵墅芳的父亲是五四农场场长邵人杰；韩智芳的父亲是县工业局党委书记韩忠贤，黄健的父亲也是县委的干部。我们班的班主任史老师非常喜欢我们这些干部子女，不调皮，听话，学习成绩好。

奉贤的干部队伍的构成在上海的十个郊县中是比较有特殊性的。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奉贤县委领导班子盲目地执行左倾的大跃进路线，狂热的共产风运动导致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上海市政府对奉贤的干部领导班子大改组。1959年大批的干部从上海市区抽调到奉贤充实干部队伍。这些干部大多来自山东和江苏的南下干部，很多人都有在陈毅领导的三野部队作战的经历。

1949年4月华东局组织“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达丹阳，南下干部在丹阳经过集训，开始做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决定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力量用于接收上海市。四十间的很多山东江苏籍的干部都来自这批干部。奉贤民政局副局长石庭桂，在南下途中就担任南下干部总队二大队队长。我父亲陈桂繁在南下途中担任南下路途区委书记、

我有幸看了几部分四十间干部的简历，这些干部几乎都有在抗战中和在解放战争中在山东和江苏的革命老区担任基层领导的经历，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和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经验。我们都很熟悉的抗战电影《地道战》，《战》，《敌后武工队》，在四十间的这些看上去平凡而普通的干部身上，都可以看到电影里的英雄人物的身影。

位于南桥解放路的新三楼还存在至今。外楼墙面多了些空调外箱和防盗窗。

位于解放路宏伟路的老三楼侧面图。原位于宏伟路的四十间原址，现在已是奉贤税务局的所在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