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举办总结怎么写、举办学术会议工作总结

2023年7月6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汲古论坛”第25场学术活动“新眼光检讨旧学问——梁启超与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以纪念梁启超诞辰150周年。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西安交通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朱中原、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潘静如应邀主讲，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谷卿主持。

“汲古论坛”第二十五场海报

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完满的典型”，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互为表里，他对家国、社会和时代抱有极度的关切，其所具备的政治家身份和眼光，显著地塑造了他的学术与生活。处于新旧之交的梁启超，既是一位新思想的启蒙者，又是一位旧学问的总结者，他对传统学术史的回顾和省思，是他纵论思想变迁大势、掀起“新史学”风潮的前因和基础。

论坛伊始，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致辞。喻静谈到：梁启超身处新旧时代的夹缝，亲历中西文化的碰撞，史学建树与文学革新的影响尤为持久，他既是新思想的启蒙者，又是旧学问的总结者。喻静以《欧游心影录》一书为例指出，处于中西新旧交汇结点的梁启超，以其超卓的文化意识与历史洞见，对于文明古国的历史责任、时代使命发出呼吁：以新眼光阐发旧传统，立足本土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一百年之后，新时代的中国又来到了重大的历史节点，迫切需要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亟待展开论证与落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我们应该有自信，接续先辈的心志与愿力，争取在新的时代取得自己的最好成绩。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发言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以“《清代学术概论》斠理漫谈”为题，向听众讲述了他校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的经过和细节，并分享了有关近代文献整理的具体方法。俞国林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编辑与学术著作的研究出版工作，他认为，古籍整理是对历史的再一次书写。《清代学术概论》原系梁启超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所作的序，因篇幅过大，遂独立成书，该书总结清代学术源流，系统地概述了从明末到20世纪初200多年间学术思想的发展，是梁启超的“第一名著”。俞国林通过大量一手文献和信息，梳理了《清代学术概论》成书始末，并对《清代学术概论》受到和产生的影响、全文的改写与局部的增删、梁启超本人在书中自我“一字为褒贬”，以及删存稿里的秘密等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最后，俞国林还谈到文本校订中的一些重要细节问题，如著书体例与校书体例、标点与校字、眉批与旁注等。梁启超年谱的最末一编为1928年10月12日所录朱熹祭辛稼轩文，最后十六字为“所不朽者，垂万事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俞国林指出，这是梁启超的绝笔，也可以视为他给自己所下的定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以“梁启超与中国文教的新旧转辙”为题，聚焦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教转型当中的新旧关系，从“梁启超教学论的渊源和影响”“教学法变革：从记诵到讲授”“读书法的转型：从缓进到速成”三方面展开学术思考。陆胤首先对“新旧之间的辨证”进行检讨，他认为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很多近代思想者都有“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现象，他们既是新的先驱者，又是旧的保存者，他们用“新眼光”检讨“旧学问”，而“新学问”中也有“旧眼光”。中国近代教育变革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从中国传统的科举为中心的官学私学书院的教育体制，转变为现在的学校制，梁启超在其中起到了引领作用。陆胤围绕《变法通议・论学校》诸篇，提出梁启超教学论的渊源有四：“变法本原论”、新教传教士的教育论、日本模范和康有为学说的扩展。关于教学法变革则围绕《变法通议・论学校五・幼学》展开：《幼学》是《变法通议》中最具影响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整套变革教学方法和功课日程的方案，建构出从记诵到讲授的教学法的变革过程。接下来，陆胤围绕《读书分月课程》谈到读书法的转型：梁启超在《分月课程》提出仅仅六个月的速成读书法，经、史、子、理、西学分门并进，从缓进的以文字为中心的诵读法转变到速成的以经义条令为中心的读书法。陆胤最后谈到：“读书革命”（Leserevolution）是西方的阅读史中流行的概念，西欧18世纪从精读到泛读的转型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存在，梁启超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潘静如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潘静如通过三个例子对梁启超的“新眼光”作出分析，他认为梁启超眼光之“新”与学问之“广”有密切关系，二者互为阶梯、互为因果，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意义在于那些启发性、开创性的范式或路径。潘静如列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再诠释”：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理、生活习惯、文化特点乃至社会制度等有着决定性作用。作为“新史学”运动的一部分，梁启超将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引入中国，这样一种检讨眼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个例子是“宋、清两代金石学的回溯”：金石学在很多层面上与作为现代学科的考古学有一定关联，梁启超早在1926年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讲中就明确将考古学追溯到宋代金石学，在《清代学术概论》引入新眼光，专辟章节论述清代金石学。第三例是“年谱、传记的现代发扬”：人物年谱、传记在现代史学的地位来自于梁启超、胡适的倡导，与过去正史列传的用意不同，梁启超对年谱、传记的核心观点是伟大人物可以与时代相经纬，这也是梁启超新眼光的体现与对现代史学的深刻影响。潘静如强调，梁启超的新眼光可以重新诠释旧传统，这新眼光又未尝不有着自己的旧资源，它只是需要一个契机完成今天所谓的现代转化，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处在梁启超的延长线上。

西安交通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朱中原发言

西安交通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朱中原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审视与现代学术的张望——以梁启超的学术写作为例”，他以学术写作为核心论题，首先对思想与学术作出区分：《清代学术概论》非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般是史学著作，二者体例不同，因此在写作过程中就会有所不同；又如，梁启超的经典著作《欧洲战役史论》的成书目的是启发中国的国民意识，而非纯粹做学问。梁启超不仅是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把各个门类学科有机融合起来，但融合过程中又存在很多看似矛盾的地方，故而导致被误读，这是因为梁启超不是用学者的方法写作，而是用思想家的立场在写作。朱中原提出，梁启超学术写作的特点，其一是打通了传统学说和现代学说，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审视传统学说；其二是用史学的眼光连接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不同学科，并特别注重专史；其三是能够执中而扬西，即以中国立场为本位，又倡导西学。朱中原强调，在研究梁启超的时候，要把他的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学问家、文学家（文人）等等这些身份辨证清楚，他的著作和文章哪些偏向于思想、哪些偏向于学术、哪些是用思想家的视野来审视学术史、哪些看似学术实际属于思想，都需要进行逐字的文本分析。他特别强调，当把梁启超作为一个现代学人进行审视的时候，要用传统的学术方法去看待，当把梁启超的著作框定在传统学术范畴的时候，又要用现代的学术眼光去审视。

四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梁启超与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就梁启超及其学术体系的结构和形成展开对话，论坛持续三个多小时，现场学术气氛热烈，直至结束，听众意犹未尽。（撰文/摄影 焦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