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首都或最好的地方,首都或最好的地方成语

首先要明确的是，【首都】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是诞生于1927年，是民国时期才产生。古人没有【首都】这个词，只有【京师】【京城】【京都】。首都最早就是指民国的南京。

明朝初期，京师为应天府（今南京）。永乐迁都，将京师从应天府迁至北平府（今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从此，顺天府为京师，应天府为南京。

清朝以后，应天府不再是南京，所以被改名江宁府。这个时候，顺天府府城的正式叫法为京师，江宁府府城的正式叫法为江宁府城或江宁城。但由于南京的叫法叫了二百年，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名字，所以民间对江宁城仍俗称为南京城。

比如，《南京条约》在清朝官方叫《江宁条约》或“万年和约”，而在英国则叫《Treaty of Perpetual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民国以后，中国总结了那段屈辱历史，才以后来的城市名称将其称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情况也一样。在当时，虽然江宁与南京两个名字都存在，但前者为正式区划名称，后者是民间俗称叫法。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在江宁府。由于此时江宁成为首都，需要给城市起一个京号名称，又不能直接和已经沿用五百年，当时清政府的京师重名，所以就顺势用了明朝中后期，以及清朝民间一直俗称的“南京”，改江宁府为南京府。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建立后，废府置道，又把南京城改回江宁城，跟着江宁县叫。北洋政府设金陵道，驻江苏省会江宁县。那个时候还没有“市”。那座城实际是江宁县城。当然，俗称还是南京。

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推翻北洋政府，正式定都时，析江宁县治附近地区及江浦县浦口镇置南京特别市，把江宁县城及城郊从江宁县里抠出来，改回叫南京。

其实在清朝灭亡到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这段时间里，国都的都号，一直是不够清晰的状态。

清朝的北京正式名称叫做【京师】，而北洋政府成立后，将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设立京兆尹公署，负责人为京兆尹。但这是道一级的改动。在县一级，北洋政府成立京都市政公所，后来市制出现后，又筹备设立“京都特别市”。可见，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正式名称并非北京，而是【京都】。北京与南京一样，是俗称。

其实当时宁汉合流之前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在武汉周边设立了“京兆区”。当民国推翻帝制，不再使用【京师】一词后，官方对国都的正式称谓和民间习惯俗称，越发混乱。

北洋政府废了国民政府临时国都“南京”的都号，改回江宁。国民政府正式取代北洋政府后，也废了北洋政府国都“京都”的都号，改为北平。

但是民国政府对“南京”这个都号也曾经想要改变。

1927年4月24日，南京市政厅成立。之后，《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报》开始出版。10月，中华民国进入训政时期：“训政肇端，首重建设，矧在首都，四方是则。”国民政府明确提出“办理国都设计事宜”，并制定了《首都计划》。《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报》一度改名为《首都市政公报》。这应该是【首都】一词最早开始运用。

1929年，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关于“改南京市为首都市案”连续发布的3道公文：《函国府各委员为南京市应改为首都市情形请表赞同案由》《呈国民政府再拟将南京市政府名称改为首都市政府祈核示由》《呈行政院为呈请修改南京特别市市政府改称首都市政府祈示遵由》。4月16日，国民政府决定改南京特别市为首都特别市，市政府隶属关系不变。

这个时候，【首都】这个词相当于取代了“南京”。首都与南京的关系，就类似于之前清朝京师与北京的关系，一为正式称谓，一为民间俗称。但【首都】作为特指南京的正式称谓，存在时间并不长。

1930年5月3日，新修订《市组织法》颁布，废除特别市，南京以首都所在，列为行政院直辖市。南京市最终明确了官方称谓仍为南京市，将南京市作为首都。这相当于【首都】一词，从作为城市的正式名字，特指曾经的南京，转变为了一个泛指“首要都城、首位都城”属性类型的词汇。这就与今天，【首都】与“北京”两个词的关系是一致的了。

可以这样理解，当时是把“南京市”改叫“首都市”，城市区划名称也是这样。可后来又改回叫“南京市”，把城市属性定位为首都。如果北洋政府的京都市或国民政府的首都市延续下去，就会和今天日本的京都市类似，“京都”“首都”既是都城的都号和性质，也是城市的区划名称。但中国没有选择这条路。清朝和民国时期，官方的府县名称，如顺天、应天、江宁、京都，始终无法改变百姓对北京、南京的俗称叫法，无法统一。建国后，新中国则直接留用人们的俗称作为正式的区划名称，即北京、南京，而首都、省会，则是它们的城市属性、定位、类型指称。

与【首都】一样，到了民国时期，【陪都】一词才正式登场。二者实际上是民国都城制度下的两个类型。由于这两个词汇后来是被当做一种功能定位的类型概念，所以反过来被当代学者作为功能性词汇，去归纳和总结古代的都城类型。古人当然是不知道这两个词的，就像后唐百姓不知道自己这个唐是后唐一样，当世之人只会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大唐，但后世历史学家需要作出区分。

古人不用【首都】，用什么呢？【京师】。

说清【首都】可以有几个，就要先搞清楚古代都城名字的问题。这个是个读历史时非常普遍，但大多数人下意识忽略，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没搞清。比如，唐朝的长安，有【京城】、【西京】、【中京】、【上都】四个不同时期的不同都号。即使在同一时期，也会存在【长安】【京师】【上都】三个指称。到底哪个才是都城的正式名称呢？

国都只有一个时，没什么问题：

秦：

• 京师-咸阳（县）

西汉：

• 京师-长安（县）

东汉：

• 京师-洛阳（县）

隋初：

• 京师-大兴（县）

唐初：

• 京师-长安（县）

宋：

• 京师-开封（府）

明初：

• 京师-应天（府）

清：

• 京师-顺天（府）

但多都制，而且是存在巡幸和设置中央官署的时期，问题就比较复杂。能够达到设置中央机构且皇帝长期巡幸的多都制案例：

隋炀帝：

• 西京（京师）-大兴；东都（东京）-洛阳

唐高宗~唐玄宗：

• 京城（京师）-长安；东都（神都）-洛阳

唐玄宗~唐肃宗：

• 西京、中京（京师）-长安；东京-洛阳

唐肃宗以后：

• 上都（京师）-长安；东都-洛阳

元朝：

• 大都（京师）-大兴；上都-开平

明朝：

• 北京（京师）-顺天；南京-应天

唐朝所指的【京师】，与作为京师的【上都】，以及上都常被叫作得【长安】，它们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哪个才是城市的真正名字？

《旧唐书·地理志》：

京师：故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

《新唐书·地理志》：

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肃宗元年曰上都。

《唐六典》：

京城：左河、华，右陇坻，前终南，后九嵕。南面三门：中曰明德，左曰启夏，右曰安化。东面三门：中曰春明，北曰通化，南曰廷兴。西面三门：中曰金光，北曰开远，南曰延平。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诏左仆射高频所置，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浐川，西次澧水。太子左庶子字文恺创制规谋，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义并充检校。至三年三月，移入新都焉，名曰大兴城。

《唐会要》：

京兆府。武德已来称京城。开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称西京。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改为中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中京之号。肃宗元年建卯月一日。改为上都。

• 618年-742年（武德元年~天宝元年）：京城
• 742年-757年（天宝元年~至德二年）：西京
• 757年-761年（至德二年~上元二年）：中京
• 761年-唐末（肃宗元年~唐末）：上都

所以长安城在唐朝叫过京城、西京、中京、上都，或者统称为京师。

《旧唐书·地理志》：

东都：周之王城，平王东迁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内东北隅，自赧王已后及东汉、魏文、晋武，皆都于今故洛城。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

《新唐书·地理志》：

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龙元年复曰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上元二年罢京，肃宗元年复为东都。

《唐六典》：

东都城：左成皋，右函谷，前伊阙，后邙山。南面三门：中曰定鼎，左曰长夏，右曰厚载。东面三门：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东。北面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都城，隋炀帝大业元年诏左仆射杨素、右庶子宇文恺移故都创造也。南直伊阙之口，北倚邙山之塞，东出瀍水之东，西出涧水之西，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东去故都十八里。炀帝既好奢靡，恺又多奇巧，遂作重楼曲阁，连闼洞房，绮绣瑰奇，穷巧极丽。大业末丧乱，为王充所据。武德四年平充，乃诏焚乾阳殿及建国门，废东都，以为洛州总管府。寻以宫城、仓库犹在，乃置陕东道大行台。武德九年复为洛州都督府。贞观六年改为洛阳宫。十一年，车驾始幸洛阳。明庆二年，复置为东都。龙朔中，诏司农少卿田仁汪随事修葺，后又命司农少卿韦机更加营造。光宅中，遂改为神都，渐加营构，宫室、百司，市里、郛郭，于是备矣。

• 618年-621年（武德元年~武德四年）：东都（承袭隋朝，尚未收复）
• 621年-657年罢。
• 657年-684年（显庆二年~光宅元年）：东都
• 684年-705年（光宅元年~神龙元年）：神都
• 705年-742年（神龙元年~天宝元年）：东都
• 742年-761年（天宝元年~上元二年）：东京
• 761年-唐末（肃宗元年~唐末）：东都

所以洛阳在唐朝叫做东都、东京、神都。

【长安】，是所在行政区划的名称，即长安县。如果这座城当时不是都城，那么它的第一身份其实就是长安县的县城。宋朝以后，府级区划普及，则第一身份优先府城。但它既然都城，就属于天子，所以长安城只是它的俗称，而不是正式名称。

尽管这是俗称，但由于它是地理上、区划上最精确的称谓，所以连皇帝也会经常讲“长安城”如何如何。比如唐高宗的临终遗言，就遗恨没能死在长安。可见，这个俗称其实是经常用到的。

上问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无不感悦。」上曰：「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是夕，帝崩于真观殿，时年五十六。

【上都】，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都号。长安在唐朝前期的都号一直是“京城”，在中唐短暂改叫过“西京”“中京”。由于是唐朝多数时期实行多都制，而且反复调整。为各个都城加冠方位前缀作为都号，以作区分，是多都制时期经常做的事。

元朝也一样，元大都，元上都，只是不以方位词做都号而已。明朝的南京、北京，则又是方位词。

民国时期，原本筹备设立的陪都西京还是用方位词，到了正式设立的陪都重庆与陪都北平，就又不用方位词，而是直接用区划名称了。民国时期，第一次直接使用【首都】与【陪都】去区分都城类型。古代的东西南北的都号，又反复在多个城市之间迁移，容易造成混乱，比如唐朝的东京洛阳在宋朝是西京，而辽的南京是明清的北京。民国作为近代以来唯一实行多都制的时期，后来也不再坚持以方位词作为都号，而是直接用区划名。

值得一提的是，都号一般是官方称谓，记载在当朝的典章之中，是城市的官方名称，但经常也会因便而称。比如，西都从来不是唐朝长安的都号。长安的早期都号为京城，但少数需要明确与东都作直接区分的情况下，也会存在“西都”的口头说法。因此后来唐朝也给长安冠以方位词都号，“西京”“中京”“上都”。而到了清朝，人们说起唯一的都城，即京师，也习惯了明朝遗留下的北京叫法。南京不是都城，人们也习惯了叫南京。可见，这种加方位词都号的历史惯性和民间惯性是很强的。这也许是民国后来不再冠方位词定都号，而是直接采用区划名称的原因吧。

【京师】，则是一个法理性的，意味法定的第一都城。历朝历代，都城可以有很多个，但京师，同时期只会存在一个。

在两唐书中，京师指长安。（当然有些地域分子坚持复读一些不被公认，且被驳倒的扣京师字眼的说法）

在元史中，虽然实行几乎对等的两都巡幸制，但京师也是指大都。

明史中，在永乐迁都之前，南京是京师，迁都后，北京是京师。

唐朝的长安城早期之所以都号是京城，就是因为唐朝初期并没有多都制，只有一个都城。长安一直叫京师，所以这座城池即京城。

从字上讲，“都”出现的比“京”早。但正是由于“都”在邦国林立的时期就出现了，实际上称“都”的城市很多，不具备唯一性。西周开始，出现了“京”号，而且是指周天子之都。秦汉开始，帝都也叫做“京”，而诸侯的国都不能叫“京”。“京”“京师”的含金量就开始压倒了“都”。后来，曹魏实行五都制，其实五都只有洛阳是“京”，其他四都仅仅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连中央机构的不设置。可见，“京”“都”之别越拉越大。西晋时期，由于要避讳西晋追尊的世宗皇帝司马师的“师”字，“京师”才一度改叫“京都”，“都”字的含金量又拉升了一些，但仍然在“京”字之后。

总体上讲，“都”字，作为一个功能性词汇，皇帝可用，诸侯可用，甚至讲起繁荣的大都邑，也已经使用比较普遍。但“京”字，作为一个功能性词汇，只有帝都可用，皇都可用，天子之都可用。不过加上方位词的都号也可以使用，只是不能单独指称。比如，明朝迁都后的北京可以称“京”“京师”“京城”，但南京单独作为地名，就不会出现的“京”“京师”“京城”。还有其他都城与京师并称时，可以使用，如东西两京、南北二京一同出现的情况下。总之，“京”字，除了首都，加方位可用，并称可用，独称不可用。

唐朝的长安，同时叫【长安】【上都】【京师】，前者为区划名称及城池俗称，中者为正式都号及城池官称，后者为法定首都的通称。

需要注意的是，法定京师，并不意味着就是实际的政治中心。法理和实情，有可能会出现分离。隋唐就是例子。

“既营建洛邑，帝无心京师，乃于东都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游高祖衣冠，四时致祭。”——《隋书·礼仪志》

隋朝的京师是大兴，即长安城。但隋炀帝即位后不久就离开京师，营建东京洛阳。东京建好后，隋炀更多是以东京为政治中心，统治和巡游四方，累积三次在京师只有不到1年，而在东京有4年多，在江都有3年多。

但问题就在于，大兴是法定的京师，隋炀帝不像魏文帝从邺城迁洛阳，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洛阳，明成祖从南京迁北京那样，从法理、法令上正式更替京师，而是留着大兴的中央机构，保持着大兴的法定京师地位...

隋炀帝是第一个开此名实不一先例之皇帝。它营建东京后，第一次回京师前，也许是迫于关陇士族的压力，专门将“东京”改为“东都”，去京号。这无疑是诱哄关中势力的一种方式。但他的政治中心，无疑是在东都。如隋炀帝一般的，还有唐高宗与唐玄宗。但唐二宗仍是两都往复巡幸，并没有终结京师地位之意。唐高宗遗恨不能死在长安，唐玄宗虽然一度把“京城”改“西京”，提“东都”为“东京”，进一步拉平两京地位，但他却是实质性终结两都巡幸的皇帝。可以说，隋炀帝是最暧昧的，只有这段时期西安是顶着首都之名而没有首都之实。武周虽然也类似，但毕竟洛阳被提升为历史仅有的神奇浪漫之名称“神都”，可以说确立了压倒京城的法定最高地位。而高玄二宗毕竟在长安的时间更多。隋炀帝的结局，是从洛阳前往江都，而被战乱所阻不能返回。它在自己出镇经营的江都，被返乡情切的关中官僚和士兵杀死。他死后，长安一个皇孙是傀儡皇帝，洛阳一个皇孙是傀儡皇帝，江都一个皇侄是傀儡皇帝。三个政治中心，三个傀儡皇帝，一个也救不了隋朝...不得不说，这本身就是隋炀帝多都暧昧战略结下的恶果。

从隋炀帝，到唐高宗，到武则天，最后到唐玄宗，皆两都巡幸，还有不过百年，帝位传承混乱的元朝两都巡幸...政治中心的不明朗，无疑是存在巨大政治风险的。这期间，隋唐都亡了国。隋唐发生的法定政治中心与实际政治中心的游离状态，是对【京师】概念的一次挑战。也就是说，当【京师】是法定第一都，而不是实际第一都时，它还算不算【首都】？

从古代来看，实际第一都，有这两种情况。

• 法定京师不变，但皇帝长期驻跸其他都城。比如隋、唐、元。
• 没有法定京师，只有皇帝实际驻跸的行在。比如，宋、明。

第一种，前边已经说过。

第二种，没有法定京师，如临安作为南宋的首都，始终称为行在、行宫。北宋的京师，根本不在南宋的国境之内。这是南宋刻意营造的不清不楚的都城概念，在战与和之间制造模糊地带搞平衡。

而明朝作为统一王朝，京师和行在的关系：

永乐元年正月建北京於顺天府，称为“行在”。...十九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洪熙初，仍称行在。正统六年十一月罢称行在，定为京师。永乐元年正月升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

永乐元年，北京的叫法有两个：北京，行在。南京去了京师的称谓，叫法只剩一个：南京。这一年到永乐十九年，也和南宋一样，没有京师，只有行在。

其实第二种，叫做行在，也可以称为行都，听起来好像是暂时性的，但其实比起法定第一都和实际第一都分离的状态，反而没有什么历史纠纷。

问题还是在第一种，名实分离下的【京师】，到底是不是【首都】？从古代案例去看，问题似乎又绕回来了。那么，只能从近现代去看【首都】这个词，会不会发生名实分离。如果也会发生，那么可以说，【京师】等同于【首都】。

现代的首都北京，作为唯一的都城，当然不存在类似的比较问题。还是要看发明的【首都】概念的中华民国多都制时期。

1932年，918事变之后相继爆发了128事变，南京受到日军威胁。国民政府决定暂迁洛阳，以洛阳行都，并筹建陪都西京市。这是近代陪都概念的登场。

【首都】，自不必说，是南京。

【行都】，即当下国民中央迁往的洛阳。

【陪都】，即正在加紧修建铁路的西安。

三种都城概念，在民国第一次凑齐了。

首都不用多说，需要着重辨析的是行都和陪都的区别。

行都，其实就是南宋行在临安与明初的行在北京，中央所在。但行都并不是一个法定后的法理概念，而是一个对既成事实的描述性概念。陪都，却不同，是法定的概念。从哪里能看出这个区别呢？

按照当时的文件，陪都西京市，由中央拨款进行市政建设。是“市”建制。划归国家直辖。而行都洛阳县，不直辖，不设市，不拨款。这种暂驻性质就表现出来了。

所以，法定【陪都】是法定【首都】的陪京，而事实【行都】是暂时性的非法定首都。

这次1932年的抗战没有全面爆发，不到一年战争危机就平息了，国民政府又迁回首都南京。陪都西京筹建设市也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没能完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发表讲话：“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随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但是直到1940年，国民政府才正式发布命令：“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1937年11月~1940年9月，重庆实质上也是【行都】的性质，并没有法定保障。1940年以后，重庆才正式成为法定【陪都】，从法理上正式履行战时“首都”的【陪都】职责。但是，定为法定【陪都】本身，就是在昭示法定【首都】仍然是南京。尽管南京并不在国民政府手中。这个时候，法定政治中心和实际政治中心就暂时分离了。

以此可以认为，近现代的【首都】概念，也会发生名实不一的游离态，与古代法定的【京师】一致。故可以认定：古代的【京师】等于近现代的【首都】。

从法理角度，就连台当局也没有发布正式文件由南京迁都台北。台北市在台当局那里，也只是既成事实的行都而已。

近现代之法定概念【首都】，即古代之法定概念【京师】，只可以存在一个。

可古代的首都没有承担首都责任的名实不一时期应该怎么看待？承担阶段性政治中心的城市应该怎么看待？

这其实就是当代古都“定都史”之争的关键点。不是法定首都的实际政治中心，可不可以算作定都？拥有全套中央机构却没有承担实际政治中心功能的法定首都，可不可以算作定都？

按当代历史地理学几位学科奠基人，学界权威的历史总结来看：定都时间当以实际政治中心来计算，但京师在阶段性失去政治中心时期，依然是法定京师，即首都，而非陪都概念。

也即是说，算时间，按实际作为皇帝所在地算，研究对象是驻跸行为。区分首都、陪都概念时，则按历史上的法定概念叙述，研究对象是城市身份。

但这个以实际为准的定都时间算法，也只适用于拥有中央机构的陪都而言。比如唐朝，东都是配有中央机构的。皇帝巡幸，实际上是将设中央机构的法定高级【陪都】功能，与承担实际“首都”职责却无法定身份的【行都】功能，集二者于一身。这比起明南京具备中央机构，但皇帝不巡幸驻跸，或者像历代皇帝逃难时驻跸地方，却没有中央机构等情况，显然已经具备了非常逼近【首都】地位的实际内涵。

可是，这种另有京师的实际政治中心，在法理上确实还与法定【首都】有那么一条难以越过的红线。像唐朝洛阳作为东都，有中央机构，但与京师相比，仍然有一定差别：

“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勾利军《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而唐朝在东都设置中央机构，是叫做“分司东都制度”，东都设立的中央官职，叫做分司官。这种制度表明，即使东都成为实际政治中心，也与迁都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从法理上来讲，迁都和巡幸是两回事，【京师】与【东都】，【首都】与【陪都】，也是两回事。

有些人对【陪都】两个字非常不满，认为像两都巡幸时期，是完全等同并列的首都。因此现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波替洛阳去陪都属性的舆论浪潮。完全模糊掉主副关系，当然是情绪化了。但是这种观点也有其合情理之处。因为【陪都】这个词，实在是不够规范，它无法厘定隋东都，唐东都，元上都这种两都巡幸的特殊时期，担任阶段性全国政治中心的副都的真正价值和作用。把唐东都，还有宋西京，都叫做陪都，显然是拉低了唐东都的实际历史地位。

想要区分开叠加了行都功能的这种超级陪都，与无巡幸、无机构一般陪都之间的差别，要么，无巡幸、无机构的【陪都】，不要叫做【陪都】，把【陪都】的重要地位体现清楚，要么，就在【首都】和【陪都】之间，加入一种能够涵盖唐东都和元上都实际功能地位的新概念，更体现崇高地位的概念...否则，这就永远是地域黑的战场，而且战争永无止境，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陪都】这个词的标准不统一，造成双方各说各话，然后变成了一个没有足够解释权和解释能力的，存在重大概念定义疏漏的文字游戏。洛阳网友永远会讲，我明明比陪都重要了N倍，应该是首都。西安网友永远会讲，你明明不是京师，怎么能是首都...所以，这其实不仅是个历史学的问题了，也是个语言学的问题了...

首都出现的晚，所以在辞源中没有收录首都一词。但有古人的京城、京师、京都。

【京城】【京师】【京都】：国都。

【陪都】：在国都以外另设的都城。

【行都】：京师以外、另建为皇帝暂驻施政的都城。

【首都】：一个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通常是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陪都】：在首都以外另立的都城。

【行都】：在首都之外另设的一个都城，以备必要时政府暂驻，称为"行都"。

【首都】：一个国家政治决策的中心都市。亦作“国都”。

【陪都】：首都以外，另建的第二国都。亦称为“陪京”。

【行都】：因应时局而暂定的首都。

【首都】：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陪都】：旧时在首都以外另设的一个首都。

【行都】：旧时指临时的首都。

【首都】：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陪都】：在首都以外另设的首都。

【行都】：在首都之外另设的一个都城，以备必要时政府暂驻，称为"行都"。

很明显，由于【首都】与【陪都】涉及到较复杂的历史内涵，所以语言学定义这里，仍然是比较笼统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前的辞典还习惯于用“都城”“国都”进行描述，建国后的权威词典，明显倾向于使用“首都”这个词来定位所有的都城。这应该是受到新中国一都制，以及对“首都”一词使用情景的极大拓展等历史语境条件的影响。新中国的词典都认为，【陪都】是【首都】以外另设一个【首都】。

按这个当代新中国的定义，【陪都】也是首都，是【首都】的一种。只不过首都只是首都，陪都是陪都类型的首都，既是首都也是陪都。

这似乎是将设中央机构与皇帝反复巡幸的高级别【陪都】与【首都】之间的模糊地带给消弭掉了，将首都概念泛指化。按照这个标准，唐东都自然也是【首都】。但这样宽泛而论，又造成了唐东都与唐北都一样，都是首都。历史影响力与功能相差较大的陪都与陪都之间，甚至是首都与众多低等级陪都之间，又被一概而论了。显然这不够细致，解决不了这个文字游戏的问题。

其实仔细论起来，古代的三种都城，【京师】等同【首都】，而其他的都城，如不设中央机构和职官，实际上与今天建国后的直辖市性质是大体类似的。但由于近代的中华民国，法定【陪都】如【北平】，是不设中央机构的。那么，古代众多不设机构不巡幸的都城定位为【陪都】又是合理的，符合民国提出的【陪都】概念的。而且古代本身也有“陪京”一说。

其实最应该改动的，就是隋东都、唐东都、元上都这些巡游中央的概念。将这些巡游中央与其他陪都混在一起概括之为【陪都】显然是不合理的，拉低了其历史影响力。应该有一个新的概念来阐述这种并非法定京师，而为实际政治中心的都城。历史地理学在定都时间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倾向于这类都城，按实际政治中心计算定都史。但在都城性质归纳上，并未为之开辟一个全新的更高的定位。

这种都城，按当代词典当然也可以称【首都】，但应属事实首都（如隋炀帝东都），或第二首都（如唐二宗东都，元上都）。

陪都、陪京、辅都、副都等词汇都被用到了【陪都】概念上，与【京师】和一般【陪都】作区分时，我个人觉得，【亚都】【次都】，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