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优63水稻是哪发明的,汕优63稻种

人们介绍他的时候，常用这样一句话：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很多中国人都吃过他的米。

文｜赖祐萱

编辑｜沈时

阿辉

真是糟糕，这样的天气。

离福建省尤溪县西城镇麻洋村还有10公里的时候，谢华安开始紧张了。这位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水稻育种家不停摩挲着那双磨砂纸般的双手。今天他要到麻洋村去看阿辉的稻田。

福建连日高温无雨。正是水稻即将抽穗结实的时候——也正是它们脆弱敏感的时候。他很担心它们。高温会使稻叶水分大量蒸腾，叶片因缺水而枯萎；如果又没有控制灌溉的水量，过多的水分会导致根系缺氧受损，引发叶片发红。

三明市尤溪县西城镇麻洋村有一片重要的试验田。2000年，时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谢华安在麻洋村认识了村里的阿辉。那时阿辉刚过而立之年，他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好手，同样的田，同样的种子，他总能比别人种得好。自那时起，谢华安就把一片重要的试验田交给他打理。如今，阿辉已经五十多了，谢华安也已年届八十。

拐过村口，要上一段长长的斜坡。车子爬上坡道，阿辉的百亩稻田出现在眼前。夕阳打下来，淡黄的光晕覆上一片绿色。

阿辉！

车子还没有停稳，谢华安就开始喊。阿辉从屋子里跑出来，戴着草帽，趿着拖鞋，穿着麻灰色的衬衫，眼睛笑成一道缝。

谢华安递过一支烟。哎呀，我可是担心坏了。他声音洪亮，像孩子一样开心，我都不敢来，怕是红红一片哦。现在好了，阿辉，今晚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寒暄完，照例是下田看稻子。已过50岁的阿辉搀着80岁的谢华安走上田埂。阿辉家的田埂有小小的台阶，他特意砌的，这样谢华安每次来，会好走些。他们拨开稻子仔细地看叶片和穗子，说着今年的稻子有什么不同。

过去20年里，隔段日子谢华安就会来看看阿辉和他的稻田，最多一年能来上五六趟。20年间，阿辉的孩子们，老谢眼里的小不点儿一个个都长大了，去省外上了大学，但他们俩似乎都还没变：一起下田看稻子，休息时一起坐在阿辉家的院子里——冬天晒太阳，夏天望着对面长满松木的山林。阿辉觉得谢华安也没有变老，和他在一起，自己都感到更年轻了一些，而且，老谢讲的什么东西，都很好玩。

阿辉私底下叫谢华安老谢，但在外人面前会骄傲地叫他谢院士。

这位谢院士在农民心中曾经是明星一样的存在。人们介绍他的时候，常用这样一句话：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很多中国人都吃过他的米。谢华安1981年培育成功并于1986年审定通过、1987年大面积推广的汕优63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史上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少年时，阿辉跟着父亲也种过汕优63，他记得这个品种好种到村里人都忘记了稻瘟病曾经存在过——1970年代是杂交水稻在中国大力推广的时期，也是稻瘟病盛行的时期，而抗病性强正是汕优63的优势。

做小孩子的时候就跟着家里老头子种田的阿辉从他结交的育种家那里学会了科学种田。他觉得种田不是开玩笑，是非常认真的事情。阿辉说，从植株之间的距离、沟渠的数量到施肥的日期，谢华安一点一点教他。这20年里，他在谢华安的帮助下，两次打破再生稻再生季单产世界纪录，他的小房子也被村民们戏称为世界冠军的家。

阿辉家门前 摄影 | 赖祐萱

饥饿与艺术家

谢华安对阿辉的世界并不陌生——不只是因为他们共同关心的水稻。他1941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保丰村一座名叫三美楼的客家土楼里，父母也是农民，离家到农校念书之前，他做过最多的事情就是帮父母干农活。村子也在山里，四周环绕着二三十座山，连绵不绝。小时候，谢华安站在三美楼的天井往上瞧，白云被困在四四方方的屋檐中间，他感到自己好像也被困住了——山外还是山，走出土楼似乎是一件很难的事。

儿时最深刻的记忆是肚子饿，饿怕了。每年眼巴巴地盼着的是几个日子：过年，有白米饭和年糕吃；正月十五，有爆米花吃；端午节，有粽子吃；八月十五，有月饼吃；立夏，有面条吃——立夏这天，保丰的客家人有个传统，再穷再不济的家庭都要想办法弄来一些面粉，给孩子们做一点面条吃。还有正月初二到外婆家，外婆一定会煮两个鸡蛋给他。一年吃几碗米饭、几个蛋，都是记得牢牢、算得出来的。剩下的日子，只有杂粮和稀饭勉强度日。

时过境迁，所有的记忆归为一句话：没有饿过的人根本不理解那一碗饭多大的价值。讲起一些伤心的事，想起来毛孔都要竖起来。80岁的谢华安坐在棕色沙发上，声调沉了下去；点了一支烟，停顿了几秒，才继续说下去。

荒年没吃的，祖母饿到最后都不会站了。谢华安记忆中祖母最后的样子，就是她倚坐在家中的门槛上喊，我不甘愿啊，我就这样饿死掉。外婆的最后一天也是躺在床上喊饿，央求舅舅找一碗稀饭，我吃了这碗稀饭我死了也甘愿啊。但是，荒年哪里去弄一碗稀饭给她吃啊。

他不会想到，后来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成了他的职业。先是在15岁的时候，因为家里供不起他继续读高中，读了学费和生活费全免的农校。毕业后，他辗转几所农校当了十三年老师；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被调往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杂交水稻育种的研究。

在谢华安的故事里，到离家40公里的农校念书或许可以被视作一个分界，现实与浪漫之间的分界——借用一下，美国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在《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一书中的浪漫概念，段义孚认为浪漫的核心是求索——就像寻找圣杯的壮举一样，浪漫的人寻求冒险，甚至是追寻那些他们无法阐明的更为神秘的事物。简单地说，浪漫是一个与日常生活相对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这里面混合了人类完美主义的信仰，对能量的敬仰……对于人类的伟岸与卑微、强大与悲苦之矛盾的认知。

在离开家到农校念书之前，日常生活在谢华安的世界里占主导。尽管对一个孩童来说，好奇心总是难免的——他想到村边上山匪聚集的森林里探险，也想了解土楼三面环绕的田野里藏着的秘密（比如，为什么虫子会让水稻生病？）——但吃饱终究是最重要的事，至于更高的理想，成为科学家什么的，都是太遥远、完全不曾想过的事情。

到了农校，一个新的世界展开在他面前。在这里，粮食不再承担一个家庭具体的吃饭问题，他第一次在吃物中看到了超出吃本身的东西。他发现，原先被称作水稻、地瓜、花生的作物被老师们叫作材料，而每个材料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和名字。它们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有面孔的个体，他每次在田间找它们，都觉得像在找一个朋友：诶，XXX，你今天怎么样？他从此迷上了试验田。

后来，每一株植物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这成为愈发深刻的感受。在向我解释育种的技术细节的时候，谢华安用孩子打了比方。水稻就像一个小孩子。有的比较漂亮，有的适合运动；有的个子高，有的个子矮；有的肤色白，有的红润；有的性情温和，有的暴躁；有的节奏感强，有的善于动手。哪一个孩子是最好的？只能等他长大，等到最后再来评价他。水稻也是和人一样，有自己的性格，会变化，会生长。

区别只是在于，人类给自身的生育繁衍设置了严格的禁区，孩子的生长主要是靠自然本身完成，但水稻本就是人类驯化的作物，因此从种子开始就有人类的操控。育种可以理解为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创作。一株水稻能吸收到的能量是有限的，谢华安们的工作就是将这有限的能量进行合理的分配。水稻有四个主要的性状维度——丰产性、优质性、抗性和广适应性，通俗的说，它们对应了人类需要水稻实现的四个主要目标，就是产量高，口感好，抗病虫害，能适应不同的环境，育种家们需要平衡这四个相互冲突的目标。

育种难就难在像艺术家一样，所有的能量能够合理地分配，给抗性一点，给丰产性一点。谢华安说。汕优63的成功就是在丰产性、抗性和优质性上取得了相对理想的平衡，它在保证杂交稻丰产的前提下，解决了此前杂交稻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抗病性差的问题。

谢华安自己也培育过抗病性差的杂交稻品种。1975年，他培育的一个杂交组合在福建试种时表现良好，丰产优质，但第二年在海南英州大面积试种时，秧苗染上了稻瘟病。谢华安记得，当时有个农民哭着对他说，11亩多农田收获的谷子连三只母鸡都喂不饱。不抗病的杂交水稻，我当时感到肯定没有前途了。谢华安向我回忆，选育出抗病的杂交稻成为他后来最重要的目标。

杂交水稻的性状是由父本与母本决定的，想要培育一株抗性强的杂交稻，就要先找到强抗病的亲本。1978年春天，谢华安将圭630选为父本，IR30为母本，开始进行选育。圭630是谢华安从一个圭亚那华侨那里得到的，它的特点是粒大，恢复基因强，且不感光——这正弥补了IR30的缺陷。IR30抗稻瘟病和白叶枯病，株叶形态好，具有强恢复基因，但杂交后代都是感光型水稻（编者注：所谓感光，也就是作物对光照、温度都很敏感，晚稻品种9月末才会抽穗，温度如果低了减产风险很大）。

谢华安采用了当时国际上有育种家使用的一种叫做旱病圃的抗病性试验法，这是一种人为制造恶劣发病环境，对水稻进行病毒围攻的研究方法。他将圭630和IR30杂交组合的F1代种植在福建省稻瘟病最重的五个县，再从五个县中选择稻瘟病最重的几个乡，最终在几个乡里选择最重的几片稻田。每一年，同一份材料种植在海南和福建四地的9片稻田，然后从这些材料中选择抗病表现好的，再进行下一代的种植。为了增强毒效，他还将稻瘟病发作的水稻叶片摘下来，切碎、泡水，然后将浸润过病叶的水往试验田里喷洒。

1981年，谢华安终于选育出一株抗病性极强的恢复系水稻品种明恢63。明恢63抗住了所有的病菌诱发测试，大穗大粒，稻叶厚实而挺拔。谢华安又将珍汕97A与明恢63进行配组，获得了新组合汕优63。珍汕97A是另一位重要的水稻育种家——颜龙安院士培育的第一代杂交水稻不育系，它生育期短，适应性好，但不抗病。1986年，在经过五年的制种技术研究、南方稻区试验、中晚稻区试验后，汕优63通过福建省审定，于次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汕优63水稻 受访者供图

候鸟

1986年全国杂交水稻顾问组专家会议在福建召开，袁隆平和谢华安说：老谢，祝贺你。你的『汕优63』是全国最大面积的水稻品种了。

谢华安从此有了代表作。1980年代末，汕优63从海南三亚的南繁基地一直延绵至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一位出身农村的农学博士说，当年他老家的农户们去种子站买杂交稻种，根本不用说出品种名字，一句话，买种子咧，老板递过来的肯定就是汕优6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汕优63就是水稻的代名词。

谢华安的水稻育种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这年春天，国务院作出成立全国杂交水稻协作攻关组的决定，从各个省（市、自治区）抽调年轻的农科技术员前往海南南繁育种基地，进行杂交水稻的育种工作。谢华安就是被抽调的众多年轻人之一。汕优63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对谢华安来说，那是一场持续十几年的盛大的水稻艺术节。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作物育种家、遗传学家、生物学家、植物病毒学家聚集在南繁基地，交流、切磋关于水稻、关于育种的一切。这个是现代人哪里能想象的？谢华安回忆南繁往事时向我感叹。截至70年代末，参与南繁艺术节的科研人员超过20万人次，涉及29个省的400多家单位。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第一个让野败出穗、成功培育不育系杂交水稻的颜龙安，第一个选育出强恢复系水稻、实现了三系配套的张先程，提出中国独创的杂交水稻两系法的石明松，创造新型不育系红莲品种的朱英国——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上重要的名字都在那里生活过。

谢华安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清苦，但也实在是快乐。

全国的农学家一下涌到了一个原本人烟稀少的寂寥之地。一根蜡烛，一支铅笔，做饭用的油和调味料，谢华安都要从福建的家里背过去。真的像走出原始社会才不几年。谢华安回忆，做饭就是在房间的窗户下砌一个灶，下雨的时候，几个人拿着斗笠一层层地遮住。

现在想起当初都好笑，谢华安说起这些哈哈大笑起来，那个真的非常艰苦。没有房子住，就睡到仓库里，屋里有拖拉机、柴油和生产队的种子、化肥、农药，所有的东西都归置到一个角落，剩下的地方打一个九个人一起睡的大通铺。气味刺鼻，但也只能将就睡。后来房东心疼他们，把房间让给这些远道而来的科研人员，自己睡在厨房。房东家里有只鹅，很宝贝，就把鹅放到厨房自己的床底下。结果，第一天夜里就来了小偷，鹅被偷了。这小偷他妈的。50年后，回忆起这些时谢华安还是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在1990年代之前，很多个除夕夜谢华安都是在异乡度过的。过年了，当地村民走亲访友，谢华安和他的同事们就到田头跟秧苗拜年，祈求来年丰收；再跟生产队的牛拜年，祈求它们饿的时候，别踏进田里吃稻子。

关于南繁，谢华安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老鼠的，只要提起南繁，他都能再讲一遍，而且每次都会有新的细节。水稻最怕的动物是老鼠。牛吃了，水稻还有可能长起来；老鼠吃了，根就坏了，水稻也死了。在南繁，谢华安最头疼的工作之一，就是斗老鼠。最初，他和同事们聚集在一起，通宵守着田地，赶老鼠。无果。秧田边挖出深深的沟渠，老鼠也能成群游过去。找到薄膜围住秧田，老鼠能跳到薄膜最高处，一跃而下，满田乱窜。挂马灯、稻草人、老鼠药，什么办法都试过。还有一奇招，头戴矿灯，用芦苇杆和铁线自制弓箭，半夜间站在田埂边射老鼠。我当时心里都要笑死掉了，最现代的矿灯和最原始的弓箭去对付一只老鼠。

最后怎么解决这个老鼠问题呢？

解决不了。

很多年里，谢华安像候鸟一样，每年11月去海南，来年5月回福建。回福建的半年时间，他也几乎都在试验田里。与谢华安有关的记忆，家人们能谈起的不过都是水稻的故事。对他们来说，他是一个缺位的丈夫和父亲。如今年纪大了，谢华安时常会和老同事们聊起往事，其中包括海南老房东家孩子们的童年趣事，但关于自家孩子的趣事，他一件也说不出。妻子卢凤英记得，几个孩子小时候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去田里叫爸爸，但每次都是去了就回不来。派一个，被留下，派两个，还是被留下，直到最后，她远远看着田里多了三个小不点儿。

真的想起来是很心酸的，谢华安回忆起这些的时候语气也低沉起来，我的孩子，楼上摔下来，昏迷在医院七天七夜，我也不在家。出车祸他妈的，脑袋都被打破掉，我也不在啊，都是我爱人。就她一个人撑在那个地方。半夜三更陪着孩子去医院，第二天还上班。

妻子卢凤英在向我回忆这些往事时，她倒并不介怀，总是笑着，眼睛弯弯的。只有讲到一件事情，她严肃起来，脸上一直挂着的笑意也消失了。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有一年，她陪谢华安回南繁基地看望90多岁的老房东，老房东见到谢华安很高兴，说：我的老谢又回来啦！她听到后立刻转身对丈夫说：你现在变成房东的老谢了，不是我的老谢啦？

汕优63团队成员 受访者供图

乐趣

与自然联合创作，既需要直觉、品味和创造力，也意味着要比单打独斗的天才们拥有更多的耐心。在选育种子的时候，谢华安经常要从五六亩田里的数千株水稻中找到最好的那一个。用王乌齐——福建省农科院的另一位水稻育种家的话说，他们是在寻找美人。经过两次杂交的水稻，有的像父本，有的像母本，有的既像父本又像母本。像父本的、像母本的，比父本和母本差的，都不能要，育种家需要的是比父母双方都要更出色的个体。

数千株水稻怎么才能找出最好的那一株？

它好在哪里啊，这个是在人的感官里面，是一种直觉，是一种在心里的感觉。一看就知道。谢华安说，当然，这点眼光，不是一时得来的，是长期积累，何况还要不断地进步。他会一遍，两遍，很多遍地看，每天看，一株一株地看。只有数十年持续地观察水稻，才能获得潜移默化的，成为身体一部分的直觉和品味。

谢华安喜欢看水稻。尤其是水稻扬花的时候，白嫩的小花——一朵花就是一粒谷子——飘荡在绿色的田野中，美极了。女儿谢小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理解父亲的行为。小时候，家门口就是一片稻田，吃饭的时候谢华安总是不和大家坐在一起，他自己端着碗坐在门口，一边看着水稻一边吃饭。谢小丹想，这稻田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水稻育种最美妙和最痛苦的事情，都是等待。等待一株水稻长大。从一粒种子开始，抽出胚芽，长成幼苗，秧苗入土后不断拔节，抽穗，开花，结实。任何人都不能打扰这个节奏，不能加快，也不能减缓，只能让它自己长大。因此，谢华安们的工作周期是以年计的，观察水稻的一次生命周期就是一年，即便是海南，一年也不过经历水稻的两次生命周期。一个新的杂交水稻品种需要经历至少7次生命周期的观察，才会有趋于稳定的性状表现。再加上种植试验和审定，一个杂交水稻品种，从培育到上市，一般需要8到10年的时间。

为了争时间，谢华安有时会不惜成本。朱永生博士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稻所）的一位年轻科研人员，关于谢华安，他向我说起一件印象深刻的事。2013年，谢华安听说湖南有一个新品种检测出抗东格鲁病毒的基因，立刻让人挖了一株正在开花的稻子，放在装着泥巴的塑料水桶中，坐着高铁一路护送到南平，然后再让司机把这株稻子接到沙县的基地，交给他做杂交。如果你明年种下去，不是又要一年吗？他就是抢那一年的时间。朱永生说，如果是他，很可能会让对方寄点种子过来，第二年种下去。

漫长的工作周期使得很多育种学家到退休都培育不出一个好的品种，或者只有寥寥几个拿得出手的品种——原因可能有很多，研究方向的偏离，机遇的错失，或者，只是缺少一些运气。毕竟，人生有几个七八年呢？

谢华安是幸运的那个。汕优63不光成功了，而且创造了奇迹。根据过去的经验，一个成熟作物的抗病性会在5到6年内发挥最佳优势，时间到了，抗性逐渐衰退，病菌和虫子会在与作物的战争中收获胜利。但是，汕优63打破了这个规律，超出了科学家们的经验范畴——汕优63连续16年都顽强地生存，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染病和减产。

没人知道为什么。

谢华安承认存在科学的偶然性。当时，有许多育种团队和谢华安选择了相同的亲本组合，但最终都没有出成果。谢华安的成功当然与他敏锐的意识到杂交水稻的出路在抗病，以及他对病毒围攻的试验方式足够坚定有直接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培育过程中的很多方面都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人类只能等待大自然给出回应。最终，大自然给了人类一个惊喜。

但作为与自然联合创作的人类代表，谢华安却从此背上了巨大的压力。1990年，汕优63在中国的推广面积经过四年迅速上升后达到顶峰。整个九十年代，每一个秋收的季节，谢华安都会焦虑得睡不着觉。每一年都要等到9月中旬前后，没有关于水稻得病和减产的警报，才安心。

没经历过的人不懂得，我当时一个人能害怕到什么程度。谢华安担忧的是，如此大的种植面积，覆盖地区又如此之广，如果发生病害，造成绝收，后果不堪设想。

你想对抗它，可又必须顺应它，永远不知道上天的心情。占志雄研究员是水稻所的书记，他的专业是植物保护——更具体一点，他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和对付一群小虫子——他特别能够理解谢华安的害怕。这些与大自然联合创作的农学家，对自然有着复杂的情感，他们敬畏自然，有时又想战胜它，可是，战胜之后呢，又不知道它的力量边界在哪里，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打败、被反噬了。

人类在自然面前，始终面临的是巨大的未知、不确定和时刻发生的动态变化。不过，这固然有时让人头疼甚至害怕，但它也是农业研究最迷人的地方。

占志雄举了一个例子。他刚到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时候，遇上稻瘿蚊全省大爆发，水稻减产70%。稻瘿蚊是一种身长不到5毫米的昆虫，喜欢吸食水稻生长点的汁液，导致水稻长成葱一样的东西，不再抽穗结实。为了对付这只小虫子，占志雄在田间守了三个月，做了一轮又一轮的药物筛选，引进了很多专门防治稻瘿蚊的药物。到了第二年的发病季节，所有应对措施都准备充分了，结果，稻瘿蚊全体销声匿迹了，好像大自然召回了它们。后来这么多年稻瘿蚊再也没有爆发过。至于其中的原因，至今没人说得清。

能说得清的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昆虫总是跟人在斗争中相互进步。你发明了这个药，对这个昆虫效果好，慢慢的它产生抗药性，你又要去发明一种新的药。占志雄还在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读书时，一位植保专业的老教授和他说过一句话，一辈子，一个人养一头虫养不活，杀一头虫杀不死，这就是我们植保的乐趣。

占志雄是个乐呵呵的农学家，和他聊天总是有听不完的笑声。在食堂里遇见他，他笑着说，要多吃一点，水稻所的饭好吃的吧？在走廊遇见他，他的笑声又能回荡起来，哎哟，你又来了！他好像总是快乐。他说这是因为还有好多好多虫子没有研究透，还有很多场与自然，与大地的搏斗没有完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虫斗其乐无穷，一辈子都在斗。如果都解决了，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但是，如果一辈子都斗不过，会遗憾吗？我问他。他又大笑起来，那多有意思呀。一辈子斗不过，就一辈子干不完，那就一辈子快乐。

2010年，谢华安在南繁基地 受访者供图

把材料传递下去

采访王乌齐的那天，他一直在抽烟。太久没有和水稻专业之外的人打交道，他不那么放松。他说，我的故事不值一提。当我问他，他的材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东西吗？他突然停下来，掐灭了手里的烟，用很缓慢的语气说，像我这个年纪什么都忘记掉，很多人的名字现在都忘记掉了。接着他把手搭在记载本上，俯身向前，像有什么小秘密要告诉我似的，自己的材料还好不会忘记掉。一个一个的名字都还有印象嘛。

王乌齐曾经最担心的，也是自己的材料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把这些继续做下去。他和我提起之前水稻所有位女同事，刚评上研究员，却不幸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她的材料也就这样被搁置了，很可惜。

这也是很多老一辈育种家们在忧心的一个问题——能否找到合适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经验和材料传递下去。

一位育种家和我说，材料是除了家人以外最重要的东西。谢华安说，这辈子看过的材料都在他的脑海里，闭上眼睛像过电影一样，每个品种的一生都会播放一遍。而王乌齐，把这些电影画面记在了本子上，他有很多的记载本，他用铅笔在上面写满了每一个品种的数据、产量和形态变化。他经手的水稻，都在记载本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他们都想过让自己的孩子做这行，但孩子们绝大多数都是不愿意的。水稻所一位今年即将退休的研究员告诉我，他和妻子都在水稻所工作，但他们的孩子从小发誓，宁可读中专也不读农学。

从毕业生中招人也越来越难。2019年进入水稻所的一个研究人员告诉我，他的同学都不愿意来科研所，相比高校、种子公司，这里太清苦了。他记得，2019年，省农科院开放了28个岗位，最后报名去面试的只有12人。

关于水稻研究行业的清苦，占志雄讲了一件趣事。有次水稻所的几个博士和硕士在田里插秧，一个黎族阿姨带着孩子路过。她停下来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啊，不读书以后跟叔叔一样就在田里去种田。当时，几个年轻人差点哭了，想跟孩子说，千万不要读书，以前不下田的，念完博士就下田了。

不过，挺幸运的是，王乌齐找到了一个年轻人来接手他的材料。现在年纪大，打算不做了，要交给小朱叫他做。他说的小朱名叫朱永生，原本的专业是植物保护，研究的是水稻上的一种真菌病原体，现在，他一边继续原本的研究——找寻水稻生病的原因，一边接过王乌齐的材料，尝试水稻抗病育种的研究。

其实，很长时间里，朱永生是厌恶水稻的。他出生在江西农村，七八岁时开始跟着父母犁田、插秧，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割稻子，从清晨四五点收到中午。小时候，他觉得水稻是一项人生任务，非常害怕，非常讨厌，总盼着什么时候摆脱它。命运就是如此奇妙，他高考阴差阳错，被调剂进了一所985大学的农学专业。农学实在不喜欢，又换成了植保专业。博士毕业后，他想过去农药公司，也有人推荐他去园林局，兜兜转转，最终还是来到了水稻所。

到水稻所之后，渐渐的，他被所里的氛围和人打动了，尤其是王乌齐对水稻研究的热情击中了他。我和朱永生接触的几天里，在提到王乌齐的时候他是最激动，最有表达欲的。他反复在桌面上划来划去，向我描述王乌齐的记载本有多漂亮，还主动帮我邀约从不接受采访的王乌齐。他没有退休生活，这个就是他最大的乐趣和爱好。痴迷啊，世界里好像没有别的事。谢老师，王所长他们这一代人确实是给我们留下了挺多的东西的。

袁隆平与谢华安在海南田头 受访者供图

自然的答案

谢小丹曾经是农二代的例外。她学了农学，并且做了几年育种。工作后，她陪父亲去南繁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国内知名的育种家，他们看到谢华安身边站着自己的女儿，都羡慕坏了。

但她最后也还是离开了水稻育种。工作几年后，她突然不想做水稻育种了。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那个是因为她不再想成为父亲的依附，她希望当别人提起她的时候，首先说的是谢小丹，而不是院长的女儿。

她重新选择了行业。这类的作物在水稻研究中都属于杂草，起初，她看着总不太顺眼，忍不住想拔掉。后来觉得也漂亮，四季都是美的。冬去春来，铺过保温膜的田埂像一条条白龙，慢慢白龙身上冒出了一点绿色，等烟株越长越大，漫野郁郁葱葱。即便到了冬天，田里什么都没有，把秋天的稻杆翻滚进去，也别有一番味道。

你说它（大自然）每年都一样吗，它其实一样，但是也都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终究还是走上了父亲的道路——曾经对父亲感到不解的她也像父亲一样可以从自然中发现美，找到快乐了，繁茂有繁茂的美，沧桑有沧桑的美。农业跟大自然太近了，最大的乐趣就是这种动态。

2020年，谢华安第一次在家待满半年。因为疫情，他不能再东跑西跑了，40多年来，谢小丹还从没有和父亲相处过这么长的时间。她也得以少有的近距离观察父亲：父亲的皮肤好像白了一点，胃还是不太好，喜欢吃软烂的食物。

但疫情稍微有所好转，谢华安又迫不及待地往试验区跑了。这些年，他的心思转到了超级稻和功能稻品种的研究上。超级稻是在丰产、优质、抗性和广适应性四个方面取最大公约数——简单地说，不只要产量高、抗病害，还要口感好、品质高；功能稻则是针对特定病人的水稻品种，比如有的针对糖尿病人，有的针对肾脏病人。

似乎什么时候都不能松一口气。汕优63之后，谢华安培育的水稻品种又有多个创下产量世界纪录，但他仍然有很多操心的事情，从水稻、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人类不要老是想藐视自然，最后害的是自己。现在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大肆地掠夺自然，人类为了满足现在这一代人的需求，过奢侈的生活，可是我们后代的生存都会成问题的，很多人还看不到。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从超市买的饼干，一块小小的饼干，里面一个塑料小盘子，外面还要再加一层塑料，你吃一块饼干，这两块塑料，七八年了大自然还消化不了它，我们人就是这样破坏（自然）的，真的是作死，你干嘛要这样子啊？

我问谢华安，他是怎么看待他和水稻的关系的？谢华安和我说，水稻对他来说不止是一种作物，很多时候更是他的一种寄托，一种精神上的伙伴。60多年的水稻研究，他明白了一点——人类和水稻一样，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类想要活，水稻也想要，培育水稻的过程是科学家们和水稻共同找到一个生存之道。

我们谈起这些的时候，身旁有十几个农民在收稻谷，远处是广袤的青绿色芋田和青山。谢华安在左手手心捻了捻刚吸完的烟，指着水田边的一棵野草和几颗田螺，继续说：野草、果实、昆虫、水稻这些物种都和人类一样，是与大自然适应的结果。我们永远不知道自然的答案。只要站在大地上，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

水稻所试验田 摄影 | 赖祐萱

（感谢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张建福、郑家团、杨惠杰、涂诗航、蔡秋华、林强、肖晏嘉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