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论文—有关世界和平的论文

和平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需求与渴望，而战争则是人类社会矛盾的极端解决方式。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文明的根本议题之一，因其事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文明的前途。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提升，战争的可能性和威力也越来越难于测度，这给智能时代的永久和平带来无穷的变数。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刘孝廷认为，爱好和平、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天性，而没有永久和平，就没有地球和人类的未来，为了推进和平大业，全球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式下用管技术，用和平阻战争。就此，和平既有意义之属性，也有工具之属性。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和平之国、文明之邦，其和平哲学与实践在今天更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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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华古典和平学的传统智慧，如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儒家“协和万邦”政治理想等，也包括举办一些和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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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扶持国内的和平研究，使之向组织化、国际化、深层化发展，特别是就国际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给出中国自己和平视角下的立场和答案，以启迪国际上更多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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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和平教育，让人们理解和平的含义、尊重和平的可贵、提高维护和平的积极主动性与技能，努力推介一切热爱和维护和平的人。

从编史学视角评价战争的作用，通常有积极和消极两种主要立场。

积极的立场虽然也指出战争的残暴性和非人性特点，但热衷于从“客观”变化的角度评价战争的积极作用。如喜欢大一统立场的研究者大多指出战争在推动不同民族融合或地区统一方面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偏重科技进步的研究者则喜欢讲战争如何推动了科技进步。此外，还有从旧秩序破坏的视角评价战争积极意义的，如认为战争瓦解或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对于推动新社会秩序的重建起了鸣锣开道和清理地基的作用。

通常，对战争持积极立场的人，在对待社会发展或变革的态度上，也多具有乌托邦情结，并喜欢选择“激进”的态度，支持通过激进的方式，包括暴力革命等手段来从速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暴力革命留下的创伤在和平建设年代往往久久不能平复，而且由于人们习惯了这样一种激进形式，所以社会动不动就可能出现动荡。

消极的战争立场一般主要指战争造成生灵涂炭和人类文明的物质成果与社会秩序等遭到摧毁，有的战争甚至使社会发展退步许多年，恢复和重建不仅举步维艰，而且有的根本就无法重建。此外，人文学家反思战争还注意到了战争所导致的人性向恶、社会道德沦丧等反文明现象的沉渣泛起及其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神经生理学家则借助新手段努力探究人类战争心理与思维的生理基础。或许可以期待，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关于动物和人类攻击性的物质与思维基础会被更加细致清晰地揭示出来。这对人类通过生理学途径抑制战争和研究建构和平的社会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反思战争的思潮中，二战后兴起的以科学家为主体的科学和平运动——帕格沃什运动可谓影响深远，经久不衰，其标志是1955年7月9日发布的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随后出现的国际和平学，其态度更为“激进”，即反对任何形式和理由的战争。现代和平学的奠基者主要是挪威的约翰·加尔通，他将暴力分为三种形式：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直接暴力是指在特定情境中短时间内直接显现出来的给人造成身心伤害的暴力，一般表现形式为心理、语言和肢体的激烈冲突；结构暴力相当于间接性的暴力，是通过社会结构（如压制性的体制）和社会歧视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或痛苦，其特征是无形性和长期性；文化暴力是指文化中由意识形态（宗教、语言、艺术等）为直接和间接暴力提供支撑和依据的内容，如男权主义、种族歧视等。和平就是对这些暴力的反动，所以约翰·加尔通把和平定义为：和平=直接和平+结构和平+文化和平。他认为，传统对战争等直接暴力的反动还仅仅是呼吁消极的和平，积极的和平则是要通过反思主动祛除导致暴力产生的根源。这也是现代和平观与传统和平观的根本差异。其实，约翰·加尔通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实质相通之处，马克思就认为，消除一切人类不公平现象的根本，就是消除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如今的地球仿佛一艘漏船，人类的争斗就如漏船上的打斗者，各为一己之利，而不知大船将要沉没。因此，没有非暴力、没有和平，文明就没有前途、人类就没有未来。这是智能时代人类和平思想和运动的根本价值。

或许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或许是基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內含的对小小寰球同归于尽的威慑，20世纪中叶以来尽管世界上战事不断，但有核国家间的直接性的武装冲突确实降到了最低。只要大国无战事，即可看成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是，大战未现，对抗却在，何况还有许多小国和地区在大国的鼓动下战事频繁，一些地区几十年来枪炮声从没停息过。就此而言，也只能说人类的对抗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已，永久和平依旧遥遥无期。

首先，与以往比较多地关注军队人数和地理优势不同，如今的人们在谈论战争时更多关注的是军事技术的优劣。其次，人类曾经用技术和器物作为文明的分期，如今也可以用技术来为战争划分时代。再次，军事技术的演进与人类制权的变化也呈一致或平行关系。

此外，以信息为新型平台，当代战争的技术形态也发生了系统变化。除了人们常说的网络信息战以外，生物信息战也成为一个极被关注的议题；再有，就是心理信息战，利用媒介平台不断制造各种信息广泛地达到服务于战争的目的，也是一种新兴手段。

技术的高度发展必然带来技术的联结与整合，从而形成整体效能。技术系统的这种巨型化既带来了运转的高效率，也带来了莫大风险，既可能成为战争的武器，也可能成为战争和恐怖活动攻击的对象。如巨型水坝、核电站、超高层建筑等，一旦出问题，其危害往往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力。

与此相应，国际战争新近最大的威胁是某些国家基于多种多样的原因，私自修改了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规则。尽管这样并不一定就会引发世界核大战，但却是将核威慑动态化，成为国际叫板对抗的新策略。这种对已经签约的承诺随便修改或废弃的行为，实在是对国际和平信誉的巨大破坏，也对大多数无核国家形成强信号刺激，更是对全球和平文化与文明的践踏。如果再推想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安理会推动销毁的步履之艰难，人们有理由对世界未来的和平前景愈加忧心忡忡。

誉满全球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晚年时写了一篇比较长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章是国家间永久和平的临时条款，共六条，一是“任何和约的缔结，如果是以为了一场未来的战争而秘密地保留物资来进行的，均不应当被视为合约的缔结”。二是“任何独立自存的国家（大或小，在此一样）均不应当能够通过继承、交换、购买或者馈赠而被获取”。三是“常备军应当逐渐地完全废除”。四是“任何国家均不应当在涉及外部国家纠纷时举债”。五是“任何国家均不应当武力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宪政和政府”。六是“任何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作战时，均不应当容许自己采用必然使得未来和平时的相互信任成为不可能的那些敌对行为，诸如雇佣刺客和放毒者、撕毁条约、煽动叛乱等”。第二章是国家间的永久和平的确定条款，包括：第一条：每个国家中的公民宪政都应当是共和制的；第二条：国际法权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一种联盟制之上；第三条：世界公民法权应当被限制在普遍友善的条件上。随后还有附加条款三项，“第一条附论：论永久和平的保障”，“第二条附论：永久和平的秘密条款”，“附录：一、就永久和平论道德与政治之间的不和；二、依据公共法权的先验概念论政治与道德的一致”。

这些条款中的第一部分的六项条文是从消极方面鼓励缔结和约并借此逐步使常备军失效，进而废除常备军的。第二部分则积极而明确地要求以共和制的公民宪政、联邦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法及世界公民权。康德提出的国际永久和平思想在面世后一度反响平平，却在百年后深刻影响了现代国际法的制定进程和外交准则。国联、联合国都可被视作康德理论的某种尝试，而目前乱事不断的欧盟更可从实践上检测康德理论的生命力。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批和平学思想家和勇士，他们为了世界和平奔走相告，到处鼓与呼，终至形成世界性的和平主义浪潮。其中第一位思想家是美国的昆西·赖特，他在《战争研究》一书中论述了战争的四种因素：技术、法律、社会组织以及关于人的基本价值的意见和态度。这四个方面的每一方平衡被打破，都可能诱发战争，因此，和平需要不断作出新的努力、新的安排，以新的体制来维护或恢复和平。第二位是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他的代表作《和平论》已经翻译成汉语，影响很大。第三位是英国学者安德鲁·瑞格比，受甘地影响，他在欧洲和拉美推动非暴力文化，认为要使一个社会或国家真正实现和平，就必须建设一种和平、和解、正义与宽恕的文化。第四位是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他所领导的日本创价学会是以佛教生命尊严思想为根本宗旨的推进世界永久和平的民间组织。

人们追求世界和平至今，在国际上逐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平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而且不但出现了著名的国际和平组织，还创设了诺贝尔和平奖及其他各种和平奖励。此外，为了追求与实现和平，各种各样的和平理论也纷纷登场，丰富了人类和平文化的宝库。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冲突论、暴力论、和平论、和解论、发展论、文明论等。

其中冲突论、暴力论的代表人物是挪威的约翰·加尔通，他除了分解出暴力的三种形式，还在《和平论》中将冲突规定为：冲突=态度（设想）+行为+矛盾（内容），认为“=”右侧的三个要素形成三角形，它们共有八种组合方式，而涉及冲突有协调型、兼顾型、排除型、和解型等四种模式。基于此，人们在讨论战争或对抗的基础时，就更加相对“精准”而有利于寻求和平的对策了。流传的和平运动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消除一般战争的运动；制止战争相关因素的运动；禁止特殊战争的运动。

其实，从哲学存在论的视角看，真正为和平学奠定学理基础的是晚近兴起的建设性哲学，而建设性哲学又是博物学哲学的一种。所谓建设性，是相对于破坏性或否定性而言的。它是以对既存事物和状态的某种容受与承认为前提，通过非激烈性否定的方式促进事物完善和系统提升的一种准则和规范。（1）在基础存在论上，建设性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万物一体，承认多元共生和他者在先。并且，在共生圈中，万物各有其存在的根基，这个根基是先天自有的，不是被任何其他事物后天建构的。（2）在价值论上，建设性讲究互利和共赢的共同福祉，也就是对各方都有好处，对所有参与者都有意义的情况。它以大系统整体的最优为价值选择取向，坚持大系统整体运行中成本和消耗最小的原则。（3）在方法论上，建设性使用相互联系的方法，过程分析的方法，主张相互尊重、欣赏，乃至于赞美，以及从对方的美中看到自己的美，从与对方的交往中来成全自己。

按照建设性原则，和平对人类是具有本体论属性的，而对抗和战争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工具和手段，是一些次生性的东西。走向和平是人作为人之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趋势。

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的“信条”或许是最好的说明。她说：“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取得成功；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快乐；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天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从康德纯然理性的和平原则到特蕾莎修女的超越性的情感原则，人类在和平道路上的思考和探索越来越深入坚实，也更加充满信心。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第二开端的起点。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和平的民族，虽然历史上也不乏战争，但总体上不但内战少，对外征战也少，历来强调怀柔远人，善做礼仪之邦。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对外战争，绝大多数都是抗击入侵者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古代的天下精神就是和平精神，经由孔子所表述的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就是一种和平境界。

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是世界和平学的鼻祖，据说世界和平组织的一个徽志用的就是墨子头像。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也就是平等之爱；墨子和平思想的原则是非攻，也就是否定一切不正义的战争；墨子在兼爱和非攻的基础上提出以尚同为原则来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社会。墨学在战国年间与儒学并称“世之显学”，墨家弟子遍布先秦各诸侯国，《墨子》一书的传播也十分广泛。然而墨学在汉后的长期中断，导致中国和平学研究成果为数不多，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相较于墨学，中国古代的儒道释“三教”也都有非常丰富的和平思想。传统的“儒家尚和”，也就是多样性统一的博物精神，其在本体论上主张“和实生物”，在修养论上坚持“君子和而不同”，在道统论上追求“致中和”；儒家之和的思想推到实践层面则有天人之和、心气平和、家和万事兴、礼仪乐和、政通人和等，因而，形成了系统的和的规范；道家哲学的太极智慧强调阴阳合德、道法自然思想，在自身上强调内心平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强调生态和谐，在社会治理上强调内圣外王之道；佛教哲学突出圆融和合，讲究明心见性与和乐身心，以及自利利他、戒杀护生等敬畏生命的学。

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基于全球发展问题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概念，既可看作是中国传统和平智慧和文化底蕴在当代的返本开新之举，也可看作是对上一世纪末全球信条的积极回应，所不同的是新的理论从深入到了存在层次，因而，具有巨大的建设性和统合力，在国际上迅速引起巨大反响。这一概念超越以往主客二元或利益对立的双方，提出利益更大的第三方——人类总体，并且明确宣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它超越个体或族群，具有不可剥夺的优位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积极的和平观。为此，我们在智能时代必须发掘智能的道德潜质，让聪明变方法、聪明变德性，以此提升自我，修改已经习惯的旧规则，从个体哲学、国家哲学走向类哲学、走向文明的新生。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及人民论坛网 （原标题：论智能时代永久和平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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