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特点—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什么特点
大家都看过那本被一代人阅读过的《文化苦旅》，而那本书的作者，便是赫赫有名的余秋雨先生。还记得《文化苦旅》出版的那几年，一时间风靡中国，洛阳纸贵。
然而当文化狂热散去之后，人们逐渐对他产生了本能的怀疑，特殊十年中的黑历史，散文中的一些文化常识错误和本身追名逐利的质疑，使他逐渐成为了所谓的知识圈公敌。
余秋雨，1946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中国当代文化学者，著名作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在戏曲方面颇有研究，陆续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等著作，并且有两个最年轻记录，最年轻的大陆文科教授还有最年轻的高校院长这两个职务。
余秋雨以擅写历史文化散文著称，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更是风靡一时，赞誉者称赞他写文章举重若轻，提高了当代散文创作的水准，而诋毁者则把余秋雨的散文称为“文化口红”，认为只是涂涂抹抹的文化消费产品。
然而在他毁誉参半的背后，而我们这次不妨来看看，他到底写了一些什么。
在余秋雨洋洋洒洒的著作之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他写作的一些特质。
一是三观正，秉持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一脉相承的正直和道德观。
在《文化苦旅》有一版的末页，白先勇曾这样说:
“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思索天下的灵魂。”
他的文章有一种中国古代士人独有的理想主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在描述古代人物的时候，很少用现在人经常解读的利益和权谋去描述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很书生的把古代人的行为用宏大的理想去构架，去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文章很少用别的目光去解读，而是更多的用文化去阐述意义本身。离不开，脱不离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思维。
二是文章用词讲究，多用排比句。
余秋雨的文章用词考究，修辞华美是大家公认的，铺陈排比，佳句迭出，即使批评者讽刺他的文章是“文化口红”，却也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他写作的那一抹亮丽色彩。
正如在《白发苏州》中写道：
“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
一系列的排比，让苏州成了那个姑苏城，也让一个个建筑活在了我们的纸上。
三是意蕴深刻，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余秋雨的散文不再是像很多先辈那样把散文作为抒发性灵的工具，而是在散文中主要讨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走向，乃至整个世界，人类的最终关怀。
他在《道士塔》讨论古代中国的丰富文化和近代文物的破坏流失的行为，在《风雨天一阁》讨论一本书的保存，文明的流传，到了《山居笔记》之中，余秋雨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处自然或人文景观，视角更为开阔和广大，《抱愧山西》瞄准了晋商这个特殊的商人群体，《一个王朝的背影》借承德避暑山庄讲了清王朝的民族政策与思路。而在《中国文脉》，余秋雨梳理了一遍中华文化的主流脉络，臧否人物，虽多偏颇，但却可以自成一说。
一是他文章里经常出现的优越感。
余秋雨有着传统书生的优越感，但是也有讲究事功的利禄之心。他常常会把自己跳脱出读书人之外，更多的以社会活动家和官僚等身份，在世上进行精英式的行走。
尤其是《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中，余秋雨劈头就喋喋不休起来以往的获奖名单：袁隆平先生，钟南山先生，欧阳自远先生之类的显赫人士，并且表达了自己也是荣誉博士之后的一丝自得。
这样费尽心思地和名人扯上关系，这样套近乎的语气实在不符合文学大家的身份。难不成这个时代，文学当真如此式微？在笔者心中，余秋雨的在精神上，还是脱不离古代知识分子登堂入室，抬己身份得那一套。
二是他文章里的逻辑矛盾和矫揉造作
余秋雨的文字，厚重有余，逻辑不足，矛盾之处颇多，这些矛盾有时候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中，仔细一想便觉得哑然失笑。
余秋雨在《历史母本》里发出倡导：
“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
可笑的是，正如我前文所述，余秋雨写文章的特点就是用词讲究，采用大量的排比铺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此前后不一和矛盾，显示出作者思维逻辑的不足。
还有在对汉赋的批评中，余秋雨说其：
“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
“汉赋在我心中黯然失色，还有一个尴尬的因素，那就是，离它不远，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
其实，司马迁本人对汉赋，尤其对司马相如颇为欣赏，不仅在《史记》中为其立传，而且全文载录了他的《子虚赋》、《上林赋》等8篇汉赋，这在字字珠玑的《史记》中相当罕见。这样，形成了一种尴尬局面：余秋雨本人欣赏到极致的司马迁十分欣赏余秋雨十分不欣赏的司马相如。
再说矫情，方舟子曾经评说余秋雨的文章，
“至今能够让我有耐性读完的余氏大作屈指可数，实在是因为受不了那股矫情味儿”。
余秋雨从来不是客观历史的描绘者，这一点在《千年一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总是把自己当成中华文明的代表，而总是情感充沛的把一些事情无限上价值，特别是对于其他的文明古国，总是在无意中，透露出自己的那一份骄傲。
三是无可挑剔的正面人物形象
对于出现在书中的正面人物，余秋雨向来不吝赞美之辞，且往往“矫枉过正”，给人一种“完美偶像”的错觉。
比如，在余秋雨的笔下， 司马迁是“文化君主”，《史记》是“中国文学的母本”，苏轼是“中国古代最可爱，最富有魅力的人”，一切一切，我们不是说他们的地位不配，但是如此吹嘘，总感觉即使是被吹嘘的人，也会感觉不舒服吧。
这些人在余秋雨的笔下都好像失去了活力和真实感，变成了一个个理想主义的符号。鲁迅曾说诸葛亮“多智而近于妖”，批评的就是这种高大全的人物描写，没能刻画出丰富多样的人物维度。比如，一般文学史家都认为“乌台诗案”的主要原因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在于政治层面的意见不合，而非如余秋雨所说仅仅是因为别人嫉妒他的才华。
在深层次原因上，余秋雨之所以把这些人物写的如此完美，估计还是有他自己的现实思维考量。
新世纪以来，文化界对余老师的群起而攻之，而余秋雨一直在文章中自比屈原、苏轼这些饱受打击的人物，认为自己和他们的境遇相似，同样是有才华却备受攻击。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余秋雨一直用矛盾来解释自己被骂。自己太出名别人嫉妒，但是自己有时候的文章确实站不住脚。
我向来认为，诋毁余秋雨，所贬斥的不是余秋雨这个人“人”，而是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类型，像于丹之类的文化学者那样，他们打碎了知识分子的光环，让文化沾染了金钱的味道。
在文化界，余秋雨是作为一种类型的“文化学者”而存在的。他们比他们的同僚更能吸金，更有流量，但也因此不像个知识分子了。
他这种类型引发了他的同僚的不舒服感，甚至于嫉妒感，这才是他招引集体性黑料的深层原因。余秋雨的存在，像一面镜子，让文化人看见他们不愿意成为却总想成为的样子，在这方面，他们的身心也可能远比那个所谓的“知识圈公敌”污浊的多。
文/枕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