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的发生原因共四种—债的发生原因有哪些

在全球贸易市场中，一种货币被人类稳定流通是首要条件，对于资本家来说，不论他们使用哪种货币手段，稳定性和安全性一定是他们考虑的第一要素，如果发生金融危机，那将会对资本市场造成严重的打击，所以，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人们都会去分析危机的相关问题，并尝试解决它。

危机的根源

影响金融危机形成的因素有很多，至今我们仍无法人为地控制，只能略加干预，而危机的根源或许在于对金融违规行为监管的不到位。

银行将抵押贷款合同的发放外包给专门的经纪人，这些人一般都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在执业资格方面，不仅联邦没有出台严格规定，甚至有的州也没有相关规定。

在很多州，经纪人并不对他们所谓的客户承担信托责任，有时候房主几乎是被迫签合同的。

这意味着，如果房主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某些条款而最终导致无力还款，经纪人将不会承担法律责任，他拿的是佣金，而抵押贷款合同则会被转至银行，即他真正的雇主。

然后，银行将这些合同包装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然后把它们移交给剩下能够将其包装为此类证券的银行，之后，这些证券或会被岀售给其他银行，或被出售给养老金、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者。

通过分级、切割和重新打包存在问题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投资银行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但它们辩称，这是为了更为高效地划分风险，以让不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具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

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复杂过程实际上是掩盖风险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为了将它们组合为更为高效的捆绑产品。

最终，风险从可承受高风险的投资者身上转移到只可承受低风险的投资者身上，对于这些工具的风险性，整个投资界都认识不足，这并不是始发投资银行所愿意广而告之的。

此外，如果没有合谋者，那么这一商业模式也无法进行下去。而讲到合谋者，首先就是评级机构。

按照规定，养老金和共同基金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因此在购买债务抵押债券时，它们需要标准的评级。

评级机构不仅会对债务抵押债券进行评级，而且还会为发行机构提供建议，以便于债务抵押债券中的“优先级”部分能够赢得顶级，这种活动让评级机构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贷款发放机构还发现，愿意购买投机性“股权级”部分的投资者非常少。在很多情况下，始发银行不得不自己持有这部分债务抵押债券，并将其记入资产负债表。

聪明的投资者知道持有优先级债务抵押债券的弊端所在，如果房地产市场缩减，那么持有者将会遭遇亏损。如果交易方或交易对方陷入困境，那么信用违约互换的价值可能就会低于其票面价值。

投资银行或许没有预料到债务抵押债券对其资产负债表造成的巨大冲击，但它们可能预料到了这部分投资组合的低收益，它们的反应是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来提高资本收益。

换句话说，它们利用更多的借款来维持已习惯的利润率，如此一来，借贷资金与自有资本比就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这并非处于危机中心的投资银行所独有的现象，其他并未深陷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债务抵押债券和其他金融机构也都加大了杠杆率，背后的原因在于批发货币市场的扩张，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在一夜间借得大量资金。

同时，监管者的失职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投资银行，先前只是赌注合伙人的资金，而今也已开始赌注其他人的资金，而它们的渠道机构和特殊目的机构大都仍处于监管之外。

监管不力滋生了金融风险

即便是商业银行，也允许加大杠杆率。按照标准的监管惯例，商业银行所持的核心资本为：股东的自有资金不得低于银行投资的8%，以作为亏损的缓冲。

现在，监管者以其自身的智慧，允许它们用不易流动的工具替代股东的普通股本。商业银行可以使用所谓的混合型工具和次级债作为替代物。作为债权人，这些金融工具的持有者仅排在股权持有者之前。

结果，商业银行用于缓冲亏损的资本大大减少，也就是说，如果出现问题，它们将难以有足够的储备来偿还债务。

再一次，监管者选择视而不见。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认为现在银行在管理风险方面更为高效，在判断资本形式方面也更为准确。

由于银行缺乏基本的风险内控模式或模式过于“落后”，商业信用评级被用于资产分类，即按照不同的风险将资产置于不同的类别中，用一个不雅的词来讲，即置于所谓的“水桶”中。

由此可见，那些不良趋势已经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它们也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境内，最终，共同的全球趋势导致了共同的全球危机。

这一证券化的制造机，它自己本身就像它制造出来的证券一样复杂，对于原材料有着无尽的贪婪需求。

随着杠杆率的不断升高、投资组合的持续扩张和投资者对收益的无限追逐，它需要输入大量的高收益证券。

这种需要反过来又鼓励创造更多的债务抵押债券，以及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而这进一步鼓励了更多抵押贷款的发放。

银行放宽了信贷和文件标准。抵押贷款经纪人降级信用质量范围，以寻找更多的借款人。这是一场微妙的舞会，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接触到他们的同伴。

可以肯定的是，次级抵押贷款的运作模式是“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场危机最终也成为80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信贷危机。

那么为什么所有人都会出现这些动机？原因很简单：监管不到位。

一旦多米诺骨牌被排在一起，仅仅一个骨牌倒下，其余所有骨牌都会倒下。

第一个骨牌是住房市场，其于2006年达到顶峰。第二个骨牌是专业投资基金的亏损，其始于2007年。随着债务抵押债券价格下跌，投资者收到追加抵押通知，进而被迫出售其他证券。

而这些证券价格的下跌又迫使其他投资者抛售。不久之后，全方位的证券抛售拉开序幕。

意识到风险之后，银行迅速釆取守势。对于金融体系中杠杆化最严重的投资工具，它们采取了大规模的去杠杆化措施。而那些先前在批发市场大肆扩张的金融机构发现它们已无力追加抵押。

面对这种极度不确定性，消费者停止开支，进而导致经济陷入混乱，而银行先前所持的健康贷款和投资也纷纷出现问题。

监管者最终从睡梦中惊醒，并采取措施，进而决定在什么时候拯救谁和在什么时候牺牲谁，在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形势急转直下，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做好了铺垫。

高端的模型可以消除风险？

一种指责游戏在危机发生后不知不觉地盛行起来，将过多的责任归咎于个人，甚至是掌权者。

人们普遍相信，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工具，可以进行更为有效的价格确定和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简洁的数学公式可用以确定期权和其他衍生品的价格，完全可以估算一笔投资在第二天可能发生的最大亏损。

而通过更多的假定条件，比如关于不同投资回报率的关联性，则可以描述一家银行的投资组合收益率分布情况和价值风险，即投资组合可能产生的最大亏损由此产生。

问题是这些过程被推得太远，初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通过套利交易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典型的模式是，买入和卖出相似的证券，比如在不同日期发行的同一时间到期的美国国库券，以赚取交易利差。

但随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掌握投资资金的增加和越来越多的交易者采用这一技巧，套利机会越来越小。

对于那些运用数学方法控制风险的人来说，这应该引起他们的警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走得过远，这反映了管理层妄自尊大的野心和他们的超级自信，同时，它的失败也与他们的技巧缺乏实质性限制有关。

模型是建立在简单化假设之上的，这也是它们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因此，对于谨慎的从业者来说，他们只是将这些模型作为考虑风险的起点。

同样，谨慎的从业者也知道，价值风险模型只可以用以估测相对短期内特定资产的价格变动情况。

比如，如果复杂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价格信息仅在房价上涨时有效，那么它几乎就不包括房价下跌后可能出现的情况。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足够的动力让一名从业者成为谨慎的从业者。

如此一来，起点也就成了终点，原本只是用于首席执行官日常自律的方式被机械地扩大化。

银行认为它们已经将风险控制在了个位数，所以它们相信它们有能力承担更多的风险，因为相信了被监管者方法的可靠性，所以它们允许在设定资本需求时使用价值风险模型。

在要求金融机构为其股东提供更多有关机构所承担的风险的信息时，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接受并将价值风险视为逻辑性综合指标。

而银行在看到价值风险对其所持资本量的影响后，改进它们的投资组合以及所采用方法，以制造更有利的价值风险估算。

由于进行了数学测算，所以关于风险已被控制的观点甚嚣尘上。虚假的信心鼓励机构进一步冒险，鼓励监管者放任自流。只要不出现意外情况，更多的风险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

很多人都因为这种“随波逐流”而获益丰厚。相反，那些谨慎有余的投资者却未获得丰厚补偿。

时机是非常重要的，计算机革命只是近来之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曾投巨资打造先进的智能终端，希望其能更快地解决更复杂的公式，以赢得对竞争对手的优势。

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时期正是孕育危机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各种创新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验证。而由于金融实践变化迅速，尤其是监管机构，很难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对于被监管者所宣称的高效风险管理，它们更是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