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远山净下一句-天寒远山净下一句日暮长河急

王维——青绿山水的精灵（二）

心有旁骛，便会对本职工作不够专注，终因倦怠惹出一场“黄狮子舞”事件，招致朝廷痛斥。按当时的大唐律令，黄狮子舞是天子专用乐舞，他却粗心地擅自批准伶人私舞，属“越格”重罪，被贬官降为济州司库参军，由五品降到了七品。贬出都城，寄人篱下，数年苦行，身心俱疲。幸遇至交张九龄官拜宰相，对王维格外关照提携，才得以重返长安，驶上了人生快车道。先任右拾遗，之后便累任监察御史、凉州河西节度使通判、吏部郎中。“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王维一路升迁，官至给事中。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心情好，诗情就高涨，这一时期他创作颇丰，佳作迭出，特别是五言律诗，几乎形成一次高潮。代表作有《宿郑州》、《齐州送祖三》、《使至塞上》、《出塞作》等，其中有些名句成为经典，广为传诵：“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尤其是《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关怀体贴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是字字接地气。这首诗被后世谱成《阳关三叠》的送行乐曲，成为众所周知的名作流传至今。

然而，由来好梦最易惊。人生中，顺境永远是短暂的。随着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上台专权等政局变化的因素，以往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虽然仍有官做，但物是人非，心境早已今非昔比，建功立业的少年壮志亦消退殆尽。于是，他开始深居简出，写作之余研读佛经，不再醉心于官场仕途，逐渐将目光转向乡野坊间与远方的青绿山水。不想，歪打正着，反倒成全了他“山水田园诗派”鼻祖的美名。

可以说，“安史之乱”是王维一生中一次最大的挫败。叛乱爆发之初，只因未来得及追随玄宗一起出逃，而被叛军捕获，加之他生性懦弱，习惯服从，又被强制性地裹挟进安禄山政权担任了伪职，成为他生命中难以抹去的一处污点。唐军打败叛军之后，肃宗登基回京，王维本该罪当问斩，幸好他的弟弟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替兄赎罪。又传闻王维在担任伪职期间，曾写有《凝》一诗，诗中有“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的句子，表达了他对唐王朝由衷的思念之情，两相叠加才使唐肃宗赦免了他的死罪。并且，没过多久，又招他出山，还让他继续做官。先是太子中允，后迁中书舍人，终至尚书右丞，后人称王维“王右丞”即由此而来。

王缙是王维一母同胞的弟弟，自幼好学精进，同王维一样，素以诗文著称。科举及第后，累任侍御史和兵部员外郎等官职。“安史之乱”时任太原少尹，协助李光弼驻守太原，抗敌防袭，颇有功绩和谋略，被舆论所推崇，升任刑部侍郎。后两次出任宰相，外任河南副元帅、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太原尹、北都留守等军事要职，后为救兄，以“才微位高”、“无益时事”等理由自谦，让出高位和兼职。王缙的晚年乏善可陈，身为宰相，面对权臣元载专断骄横的行为，却不敢进行斗争，反而事事附和。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元载获罪受诛，他也被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后又被召归，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直到去世。

王缙一生也笃信佛法，以居士戒礼修行。任宰相时，曾大兴佛教之风，使大历年间佛教盛极一时，寺庙云集，沃壤被占，僧徒横行，寺庙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导致刑政失修，政治腐败，终被贬官。王缙还是一位散文家兼诗人，遗憾的是作品留存不多。散文只有表、碑、册等体，意义不大，诗作与王维后期作品的风格相似，具有一种恬淡清新之美。

纵观王维仕途，仅从他所担任的官职来看，做得都不算大，最高的也就四品，而且基本都是闲职，这就为王维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中年以后，王维在蓝田辋川购买了初唐诗人宋之问的一套别墅，一直到安史之乱前，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过着半官半隐、寄情山水的生活，他开始信佛，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个人感觉，面对当时的政局，王维心中当然也有失意，但绝非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而是他的朋友被排挤出局，不再在朝中主政，换上的一批人他又看不入眼——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干脆放下，索性什么心都不操了。

其实，王维骨子里是一个想过舒服日子的人。可究竟何为舒服日子？就是在朝廷做官，领一份薪酬，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比较舒适，但又没有什么过多的事情要做，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游山玩水，吟诗作画。关于这一点，王维自己说得非常坦率，他曾这样写道：“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他甚至还曾善意地嘲笑过陶渊明：“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意思是说陶渊明完全隐居是不对的，所以他就这么半官半隐着。在当时，这种生活是很多官场中人所向往的，同为唐朝诗人的白居易甚至专门写过一首诗，就叫《中隐》以表心迹。这种状态不能说好，直白讲就是消极怠工，自己拿着朝廷俸禄混着，却自命清高，还要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实在是有点皮厚之嫌了。#唐代文人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