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的背景—郑伯克段于鄢的背景和文题

公元前750年，郑武公与晋文侯一道完成了迎奉周平王定都洛邑的大业，此时的郑国已经走出了桓公殒命、故土沦丧的危机，俨然是东周天子最为倚重的雄藩了。

可就在国家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蒸蒸日上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却让郑国的前途再度蒙上阴影。

公元前774年，也就是将周平王迎立到洛阳的6年之后，郑武公去世了。他的嫡长子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是为郑庄公。

虽然这位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誉为“春秋小霸”的国君后来成长为同时代中最为强悍的政治人物，可此时刚继位的他还只是一个14岁的青涩少年。

从这个少年登上国君之位的那一天起，22年间，“郑国分裂”就像梦魇一样始终困扰着他。而造成这一困局的正是郑庄公的胞弟叔段和他们的生母武姜。由此便引出了《左传》开卷的第一篇大文章：“郑伯克段于鄢”。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与热播剧《都挺好》里面的赵美兰倒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她偏疼的不是长子寤生，而是少子叔段。寤生出世的时候是脚先从母体中分娩出来的（所以叫作“寤生”），他的难产把武姜吓坏了，这么多年来武姜便一直嫌恶这个儿子，转而将她所有的溺爱都倾注到了幼子叔段的身上。

丈夫郑武公还在世的时候，武姜一次又一次地在他枕头边吹风，撺掇武公立叔段为太子。武姜的任性如果得逞，那郑国的前途也可能就此葬送了。

想想才死了没几年的周幽王吧，他就执意废嫡立庶，结果一手摧毁了西周三百多年的基业。如今郑国再造，新迁河洛，刚刚占领的虢、郐之地亟需巩固，这么严峻的形势下维稳都来不及呢，你还要折腾？经历过西周覆亡的丧乱，从死人堆儿里爬出来的郑武公不能也不敢曲徇武姜的请求，最终还是坚持把君位传给了嫡长子寤生。

郑庄公寤生艰难地继承了君位，但母亲武姜和胞弟叔段的威胁仍在，而且失去了父亲郑武公的制约，这娘俩的野心就像开了闸的洪水猛兽，越发肆无忌惮了。

就在郑庄公刚刚登基的那一年，《左传》写道：

这是郑庄公第一次以国君的身份同胞弟叔段进行博弈。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同母亲武姜进行博弈，因为此时的叔段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

根据西周的宗法制度，诸侯驾崩，由其大宗后嗣继承君位，小宗则有权力获得封土。郑武公去世，郑庄公继位了，他的胞弟叔段理应获封。但封邑选址在哪里，这里头可有一篇大文章。

武姜不愧是出身南阳大国的宗女，眼尖嘴刁的她一开口就要为叔段请求制邑。制邑，也就是后世熟知的虎牢关一带，《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所在。

如果说国都新郑是郑国的心脏，那么制邑就是郑国的咽喉。制邑之所以重要，因为这里是连结黄河中下游平原与东周王畿的重要通道。必须据有制邑，郑庄公才能维持对周王室的影响力，才能将先父郑武公“独秉周政”的局面延续下去。

同时，郑国又是一个有着重商传统的国家，更兼地处天下之中，商业极其繁荣。郑国与成周洛邑乃至秦、晋的经济往来非常频密，而制邑恰恰处在郑国商路的重要关节点上。为了自己的钱袋子不瘪，郑庄公也不能割让制邑。

不仅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制邑本身还是一个坚固的要塞堡垒。这座城市建筑在嵩山余脉大伾山上，北依黄河，岸如绝壁，其他三面也都极其陡峭，地势高出周围40余丈，真正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夸张地说，控制了制邑，也就间接控制了郑国。

最有力的证明是，后来晋楚争霸之时，南北两强都在设法拉拢郑国这个中间势力。郑国南畏雄楚，北惧强晋，只得两边骑墙，左右摇摆。孟献子于是向晋国献策“请城虎牢以逼郑”。公元前563年，晋军在士鲂、魏绛的率领下进驻虎牢，郑国便彻底被晋国降服。

一旦取得了制邑，就等于卡住了郑庄公的脖子。

这个道理武姜明白，难得的是，年仅14岁的郑庄公也能拎得清楚。所以面对母亲的请求，庄公恭敬地回答，制邑是先父武公伐虢之时虢公丧命的所在，太不吉利！除了这儿，您想为叔段求哪个封邑，悉听遵命。经过双方的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武姜为少子叔段挑选了荥阳东南的京邑作为他的封地。

在此后的20余年里，叔段不断地蚕食周边土地，同时厉兵秣马，为反叛蓄力。而郑庄公呢，虽然大臣们屡次进谏，劝说他及早对叔段采取措施，避免叛乱的发生，但庄公却不为所动。

直到公元前722年，庄公得知叔段已制定了具体的叛乱计划，母亲武姜将在约定时间打开国都新郑的大门，配合叔段的偷袭，这才命令公子吕率领战车200乘讨伐叔段。

《左传》于此说道：

根据上述记载，“鄢”是叔段在郑国境内最后的据点。这个据点被拔除之后，叔段便遭郑庄公逐出了国境，只能逃亡到卫国的别邑——共邑以求苟安。

因此，克“鄢”标志着这场长达22年的兄弟之争以庄公的胜利宣告结束。

虽然“郑伯克段于鄢”已经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固定说法，但习以为常却不意味着知识上的正确。我坚持认为，叔段最后的据点不在鄢邑，也就是说“克段于鄢”很可能是不准确的。

郑伯克段并非“于鄢”，我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有以下几条：

首先，从方位上看，叔段的封邑京邑处于国都新郑的西北方向，而鄢邑则处于国都新郑的东南方向，换句话说新郑正好处在叔段从京邑逃往鄢邑的途中。

如果叔段在丢掉京邑之后先南下逃往鄢邑，然后又北上出奔卫国，这就意味着他要两次路过新郑，郑庄公能放过这个截击他的好机会吗？

其次，《左传》记载，叔段坐镇京邑的时候，曾经命令“西鄙、北鄙贰于己”，也就是沿黄河南岸往西、北两向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到公元前722年叛乱之前，叔段实际上已造成了背靠卫国，与郑庄公南北对峙的局面。

《左传》从未记载叔段向南蚕食领土，他也不可能越过新郑，取得鄢邑这块“飞地”。

再次，叔段失败逃亡以后，郑庄公一度流放了为叔段作内应的母亲武姜，流放地点是鄢邑以南的城颖。之所以要将武姜流放南方，郑庄公的考虑应该是要让她尽可能地远离北方的叛乱策源地。如果鄢邑曾经受到叔段的控制，郑庄公恐怕不敢将武姜流放到城颖去。

从上述情况推断，鄢邑不会是叔段最后的据点，那他在京邑失守之后逃往了哪里呢？根据唐代学者张守节所撰的《史记正义》说，他所见到的某些《史记》版本上记载，叔段不是向南逃往鄢邑，而是向西逃往了“邬邑”，“鄢”是因为与“邬”字形近而导致的伪讹。我认为这很可能才是正确的记载。

从地图上看，京邑之战失利，叔段要退往卫国，势必将北渡黄河。而当时可供他选择的黄河渡口有三处，从东向西依次是廪延附近的棘津渡、制邑附近的玉门渡以及洛邑以北的孟津渡。

如前文所说，制邑是郑国的重镇，庄公决不允许叔带染指。因此叔带不可能通过制邑附近的玉门古渡前往卫国。而棘津渡呢，虽然叔带此前向北拓地，一度控制过廪延，但京邑的光复可能也影响到了这里。

证据之一是叔带的儿子公孙滑跟随一起他出逃，专程前往卫国乞求援手，卫国为之发兵攻取廪延，可见此前廪延是归属于郑庄公的。

根据《左传》的记载，廪延是叔段向“北鄙”扩张的终点，但《左传》并未说明，叔段向“西鄙”扩张的终点在哪里。

我推测，这个地点很可能就是郑国十邑之一的邬邑。京邑战败后，由于郑庄公控制了制邑和廪延，截断了玉门渡和棘津渡，叔带逃亡的唯一希望便只剩下洛邑北面的孟津渡了。

因此叔段的出亡路线应该从京邑向西溃逃，先到达了邬邑。郑庄公的军队随后便赶到了那里，迫使叔带继续西窜。最终他从孟津渡过黄河，逃往了卫国。

在《左传》和《史记》的叙述中，叔带是这场叛乱的直接发动者，但他却不是最让郑庄疼的人物。

尽管叔带叛乱前不断略地扩军，表现得咄咄逼人，但从《左传》的叙述来看他似乎并未真正赢得国人的支持。

公子吕曾经担心叔段“厚将得众”，也就是忧虑叔段的势力膨胀会导致民心倒向他那一方。可郑庄公却充满自信地告诉公子吕，像叔段这样一个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对国君又缺乏忠诚的人必将遭到国人的抛弃。

叔段蚕食地盘的伎俩乃至策划叛乱的细节，郑庄公都了如指掌，似乎间接说明京邑方面一直有人给庄公通风报信。而且庄公的平叛军队刚刚抵达，京邑便迅速抛弃了叔段，倒向庄公。政府军甚至都没有与叛军进行激战便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个叛乱的策源地，这又反过来印证了上面的猜测。

叔段的叛乱之所以无法赢得民心，可能是因为经历过西周丧乱的郑国人普遍不愿看到周幽王废嫡立庶引发分裂内战的悲剧又一次在郑国上演，所以他们选择了支持郑庄公。

叔段逃走了，但庄公的麻烦还没有结束。《左传》记述“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的笔法很有意思：事件的叙述不是从叔段开始、以叔段结束，而是自武姜落笔，又到武姜为止。这个叙述笔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叛乱的真正根源就是武姜。

大夫祭仲在叔带刚刚就封之时便向郑庄公发出了叛乱预警，可庄公说：

武姜下定决心要推动叔段封京，连郑庄公都拦她不住。此时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郑庄公年龄太小，要求这个14岁的少年国君在生母太后面前展现出铁血般的强硬有些强人所难了。

但此后的22年中叔带得寸进尺，而庄公呢，却仍然保持了一贯的纵容姿态，这就让人颇费琢磨了。

更有甚者，叔段叛逃之后，对武姜愤恨至极的郑庄公一怒之下将母亲流放到了城颖，但他很快便为这个决定感到后悔，被迫打了自己的脸，煞费苦心地将母亲又请了回来。

叔段既然已经失败，武姜势单力孤，这个手里无兵无地的女人凭什么让郑庄公如此忌惮？

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局限在“克段于鄢”这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当中，是很难得出正确答案的。武姜对郑庄公乃至整个郑国的重要意义其实体现在她对郑国对外扩张战略的影响上。

早在郑国尚未迁入河南之前，开国君主郑桓公与史伯就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过这样一番对话：

郑桓公向史伯求教，郑国未来全面吞并了虢、郐之后，下一步应该向哪里发展。郑桓公的原计划是要图谋“谢西之九州”。谢，也就是周平王的外家——南阳申国。“谢西之九州”，大致相当于后世武关以南的丹淅之地。

史伯告诉郑桓公，申国以北、郏邑以南的地区，也就是方城内外的这片区域才是郑国应该着力经营的，因为相比于“谢西之九州”，这里的人民更易驯服。

郑桓公战死之后，郑武公迎娶武姜，以联姻的方式争取申国的支持，正是按照先君桓公与史伯商定的战略往南阳方向拓展势力范围。到郑庄公时期，庄公又迎娶了南阳诸侯邓国的宗女为妻，生下太子忽，说明此时郑国的战略拓展方向仍是指向了南阳。

只要郑国的南进战略没有改变，武姜作为郑、申之间的政治纽带的作用就不可忽视。假设郑庄公不计后果地与武姜决裂，进而波及与申国的外交关系，那后果将非常严重。

申国不仅是南阳第一大国，实力雄厚，更兼它还是周平王的外家，与王室的关系非同一般。自周平王三十三年起，周朝王师就戍守在申国。一旦郑、申交恶，郑国在西南方向应付申国的同时，可能还要承受来自西北方向的周王室的压力，如此两面树敌是郑庄公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

所以，这位深谙韬略的政治家面对母亲的背叛，最终选择了隐忍，将她迎回新郑，母子“和好如初”——至少要让国际舆论看到，郑庄公与母亲的关系维持了礼法制度所要求的表面和谐。

断绝了亲情，只为了彼此的利益，我们也要妥协着生存下去，这或许就是政治家族相比于百姓人家的无奈吧。

参考文献：

徐元诰《国语集解》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竹添光鸿《史记会注考证》

班固《汉书》

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

杨宽《西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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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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