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文化融合的基本前提是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深度中国化是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互浸。习近平理想信念观融合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理想，并付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其文化融合表现在两种社会理想实现人的解放终极追求之内在统一，阶段性发展目标思想的辩证融合，社会建构内容的辩证统一诸方面，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有重要启示。

理想信念是是人安生立命的根本，是中国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旗帜和方向。习近平理想信念观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吸收、科学改造“大同”等传统社会理论的思想要素。习近平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要义凝练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并将之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与实践，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当代步伐。这些思想和方略，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共产主义阶段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民本”“明德”“修为”“安身”“安心”“公”“大同”等思想，辩证融合了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社会两种社会理想观。

一、 共产主义与传统社会理想价值追求的辩证统一

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虽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但二者的价值目标都体现了对人的人文关照。习近平理想信念观产主义与传统社会理想价值观的辩证统一思想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习近平极为注重党的思想涵养提升及责任担当的增强，其治国理政中一系列民生举措，体现了两种社会理想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融合。

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社会均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立足点和归宿，体现着对人本身的重视和关怀。马克思主义是追求个体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个体发展目标，又关注人类社会整体，以实现人类大多数人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崇高目标，并实现政党、阶级、国家等层面之自由平等和谐。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依赖于自然环境、须与之和谐相处。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个体价值与社会追求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注重人自由全面发展，把个体与人类社会整体及自然界融合为一作为最高追求。因此，从本质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人的科学”。“现实的个人”“社会化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审视自然科学为基石的近代工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认为理想社会形态中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个人将通过充分的自我认知，挖掘出人的“本质”、“本性”，“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成为达到“自由之境”的“完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及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实现“自由之境”、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既要充分认知自然界、认知“外部自然规律”，推进物质条件变革，又要充分认知自身肉体和精神赖以存在的规律，实现社会领域及生命领域之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与自然、社会融合为一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的社会发展进程，“人的科学”是实现“人的解放”及社会终极追求的理论基点。大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的追求，体现着中国以道德为中心的“人本”文化特征。

《礼记·礼运》描绘了以人的生存状态对核心内容的大同社会样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为基本标志的大同社会，实现了人尽其能、人人皆有所养的物质富足，讲信修睦的关系，乱贼不作、外户不闭的社会秩序。此等社会样态追求，皆以人的生存状态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安身”“安心”为基本价值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和谐美好、其乐融融，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所道，“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了理想追求，体现了以实现人的安身立命为基本诉求的人本情怀，与共产主义社会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有着同工异曲之处，二者均以实现个人与整体、人类与自然和谐融洽相处为终极追求。

两种社会理想关于人的价值的实现统一于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理想实现人的价值的路径根本不同。共产主义主要从客观角度，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促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逐渐实现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的是“圣贤”追求，它以内圣修为成就外王功业，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善既是修为的起点又是终点。大同社会理想的实现主要从主观角度，通过个人修养身心和圣贤引领，达到内圣而外王，超越功利，实现人的内在超越，从而达到人伦关系上的和睦、物质上的平均、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种以个人修身为修为路径、指向国家及社会的理性思维方式，塑造了一种以向善、向上、包容的人生目标，修齐治平的实用态度，至上道德为导向的家国情怀等为主要内涵的文化结构。但就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实现的关联性来讲，中国圣贤文化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内圣”修养方法追求的“至善”境界具有一定的直觉性、模糊性及神秘性，“外王”则重在追求人伦关系的和睦，不能以人类历史、世界史视域构建起人类、社会、自然之间的广阔结构，因此不能满足现代文明人的身心和社会发展之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的自我价值，坚持用发展的方法实现人的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坚持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以极具中国特色的首创性的政治制度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之核心价值追求。就制度本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为人民民主制度。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的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实现对国家政权之坚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多渠道、全覆盖的制度体系参与国家管理及社会治理。人民民主制度不同于任何剥削制度，它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即人作为历史活动、政治活动的主体，是早于政治而存在的，是政治服务的对象而不是相反，强调人民是历史之真正创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凸显着个人价值追求与社会理想实现的辩证统一。习近平理想信念观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坚定追求，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以个人修为方法路径实现社会大同的思想精髓，坚持发展以人民为本，将个人价值实现过程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确保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人民共享为发展基点的新发展理念，到为中华民族谋求更广阔发展空间的“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世界最大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体现了立足于满足人需求、实现人的价值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路径，是两种社会理想的人学理念在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从党的角度讲，习近平理想信念观把共产主义价值追求与传统“内圣外王”、“以民为本”等思想统一于对中国人领导主体的内在要求，确保发展为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习近平理想信念观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为明德思想，并突破中国传统“内圣”修养方法与境界的非理性化和“外王”注重社会人伦的片面性，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对其改造提升。习近平提出党性教育是人的“心学”，人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要“增强党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勇于自我革命”。能否坚持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习近平把中国文化中圣贤对大众道德的引领作用与领导核心的决定性作用及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领导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党员干部的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通过“执政为民”、谋求人民的安康幸福来实现。他引用明代张居正“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的观点，强调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实现人民的安康幸福是党执政的首要责任，积极吸收了古人以民为本、追求百姓安身富裕的社会思想。习近平的治党管党思想，使党员个人“内圣”的自我修养与为人民谋福祉的社会行为合二为一，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于人民而言，习近平理想信念观把人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大同社会”人的安身、安心、自由、和谐的文化内涵，并将其运用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当下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建设发展实践。习近平理想信念观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古代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习近平讲，“中国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人的解放及自由全面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把管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观点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强调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一切工作的标准，把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党执政的理想追求。他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归人民所有”人民为中心发展观，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融摄了大同社会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思想于中国特色社会化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 社会理想阶段性实现思想的辩证融合

共产主义阶段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理论探索的思想成果。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对共产主义阶段论的继承与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取得巨大胜利的思想前提。中国古人对“小康”“大同”社会的区分，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对“小康”“大同”的阶段性实现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阶段论有相通之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蓝图规划和推进是马克思主义阶段论融合中国古代“小康”、“大同”阶段性实现的思想理论成果。

共产主义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预想的不懈探索和思想共识。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过渡时期和阶段论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即指资本主义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而到共产主义。而此后的共产主义将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只有到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阶段划分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把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分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深入思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阶段划分，提出了共产主义“最初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 ”四个阶段，“最初阶段”即过渡时期，中间两阶段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高级阶段”为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入探索。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进入”与“建成”社会主义，1955至1956年间提出中国需50年到100年的时间方能建成富强的国家，1959年底至1960年初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分为发达的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等。这些思考与探索，有效指导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和全面建设，为新时期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阶段性发展思想，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实现“小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化阶段实施做出了中长期规划，是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的理性认识，使党和人民目标清晰、脚踏实地、成竹在胸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小康”、“大同”蕴含着二者的历史性联系及阶段性实现思想。“小康”“大同”是中华民族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追求，也是现实化与理想化相结合的社会理想追求。“小康”与“大同”理想贯穿中国传统社会始终。自进入阶级社会后，中国就出现的“小康”、“大同”社会追求。《诗经·大雅·民劳》有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及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小康旨在使民休养生息，含“小休”、“小安”之意。《论语》中孔子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及“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思想。《礼记·礼运》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理想的同时，也讲“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小康。这里的小康是大同退其次的“太平世”，主要强调社会秩序，必进化至“大同”。 自宋代洪迈提出“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后，小康则成为国人摆脱穷困、 追求安富的现实追寻。相对于“大同”重于“公”的思想，“小康”首先是对民众的安居生活的关照，重“安”、“富”。大同社会是封建社会国人的一种美好憧憬，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更是一种解脱现实苦难的心灵寄托，在中国封建礼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大同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使小康显示出更强的亲和力，被先驱们视为更具现实性的生存状态和社会追求，从而成为较为接地气的美好向往。

近代以后的思想先驱们也逐渐把“小康”与“大同”视为从低级到高级的阶段性社会追求目标。19世纪末，康有为积极汲取进化论思想,提出人类社会是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次序发展的，封建社会为据乱世,资本主义为升平世,大同社会方为太平世。梁启超阐释了这一思想的本意:“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 孙中山说过:“大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 他认为，只有经由小康才能实现大同，而是中国实现小康、大同的出路，其思想辨明了小康与大同的历史联系。近代大同社会思想虽把进化论引入社会领域，却仍摆脱不了历史唯心主义，无法把实现人的价值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因而解决不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体现的人的解放与社会理想相统一、科学性与现实性、可操作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使其在各种文化交锋中逐渐被认可，共产主义成为中国人追求安身、富裕、自由、和谐的现实的“大同”社会。中国古人对“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阶段性实现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方向选择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等理论的重要理论源泉。

习近平理想信念观继承发展共产主义及中国传统大同小康社会阶段性实现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体现着两种社会的阶段性实现思想统一。习近平理想信念观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现实，以共产主义为坚定的社会追求，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阶段性发展思想，坚持基本纲领辩证统一于最高纲领，“我们既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阶段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建设的理论依据。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 。在此理念下，制定了“两个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阶段性计划。具体实现过程为，到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二〇二〇年至本世纪中叶又分为前后两个十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这一落脚现实、分阶段实现的中长远发展思想，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走得更稳更快更坚实，是新时代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三步走”具体阶段性建设思想的历史承续和发展创新，是对邓小平的“第三步”、“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规划。邓小平、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在遵循历史、把握时代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的伟大探索和科学规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稳步推进提供了思想指导和明确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设发展实践充分吸收的传统社会理想的阶段性实现思想。习近平的分阶段发展思想充分吸收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中“小康”与“大同”的现实与理想、阶段性与历史性密切相连的思想，并将其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理论与实践中，实现了两种社会理想关于阶段性实现思想的辩证融合。习近平讲，全党要保持“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邓小平“中国的小康”、“人民的小康”的小康建设思想，蕴含着传统小康“富民”、“安民”、“兼爱”“仁政”、人与自然融融相处的社会追求，是传统小康社会在当代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具体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梦”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阶段性发展基点，继续引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逐渐构建世界最大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精神生态条件。从脚踏实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实现“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长远建设目标，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公”、“共”、“同”、“和”社会的美好愿望，引领中国人民以坚定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由全面的“小康”走向共产主义的“大同”，体现了“小康”到“大同”阶段性目标与共产主义阶段性建设思想的文化融合。习近平的阶段性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科学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三、 社会建构内容的文化融合

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理想在社会建构内容具互通性。两种社会都是在“公”、“共”“和”等理念下的总体性全面建构，诸如物质生产、国家形态、人伦道德、个体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丰富内涵。整体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建设发展，蕴含着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理想对社会构建内容的共同追求。

马克思所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高度发达，“财富充分涌流”、“财富极大丰富”。与所有剥削社会不同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不是以获取资本利润或积累财富为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及人的发展需求。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有制形式及与之相对应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国家的统治功能日趋被管理功能所代替，国家逐渐消失。在社会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无阶级状态。个体的人得到全面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在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等方面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各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人类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那时，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人在充分认识自然、社会及人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能够把自身改造自然的主动性与受自然约束的受动性统一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彼此依赖、和谐共生。

大同社会物质生产上追求财富充裕、安居乐业，生产力的发展足以实现使老幼鳏寡孤独废疾者、人人皆有所养，与共产主义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人民的满足程度有异曲同工之处。分配制度推崇《礼记·纪法》中的“明民共财”，在“倡公去私”和“贵公”的大同理念下，主张“财富均平”、“贫富均等” 的“均产”、“均田”。这种分配制度向往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含义是相通的。《礼记礼运》讲，“壮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们在合理分工的协作劳动各尽其力而不为己。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人去私心、天下为公。人伦关系则是诚信和睦、互相关爱和谐状态。社会治理讲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夫尚贤者，政之本也”，追求圣王为政，则“……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大同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其乐融融和谐景象，“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在状态。

“中国梦”融通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与中华民族传统大同理想。实现社会大同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向往。习近平立足当代中国，融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提出并阐释了“中国梦”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中国梦”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落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新理念，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两种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发展旨归，“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体现着两种社会理想相互融合的社会样态：

物质富足。“两个一百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具体步骤和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追求之路，就是要推进精准扶贫、补齐民生短板，做到奔赴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建成全面小康，要坚持做大做强做优公有经济、推进按劳分配制度下的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为实现“按需分配”、人人皆有所养积累财富和物质力量。

政治公正。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打破国家作为少数人统治和压迫人民之工具的剥削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追求，建设和实践公共权力高度统一于人民权力的政治制度。在党全面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权利即为人民的权利，党的事业即是人民的事业。中国梦强调人民主体地位，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紧密相连，为每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蕴含着 “讲信修睦”、“选贤与能”的国家治理理想。

社会公平。公平正义、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是中国梦追求的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的统筹发展方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分配公平、法治公正是“先富”走向“共富”的关键。习近平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而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融合于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人民幸福。中国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民生改善是中国梦实现的根本保障和重要标志，“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以唯物史观诠释了传统“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民本思想。

道德高尚。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之一，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加强传统慈爱孝悌、勤俭朴实的传统家风教育、传承，建立诚信、友善、仁爱、和谐社会关系，体现了两种社会价值追求的统一。中国梦在建设社会主义道德高地过程中充分蕴含着古人所追求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无信不立”、“讲信修睦”的社会道德愿景。

生态文明。中国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借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等的中国生态智慧，努力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生态文明构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法道自然”等思想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理想信念观的文化融合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推进有重要意义。习近平理想信念观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是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共产主义必然发展趋势的坚定追求。始终坚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辩证吸收大同等中国传统社会理想、并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提升和超越，落脚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习近平理想信念观的基本特征。其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发展内涵等战略思想，为推进新时代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全面指导。深入探析习近平理想信念观的文化内涵，对于坚定以文化自信为核心的“四个自信”，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创新有深刻启示。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Xi Jinping's Concept of Social Ideal

Abstract: The deep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immersion of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local culture.Xi Jinping's concept of Social Ideal integrates communism with China's traditional social ideal, which putting into practice 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manifested in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two social ideals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human liberation, the dialectical integration of stag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content, which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