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化运动;旧文化运动是什么

2024-05-26 11:56:42

编者按：一幢红楼，百年沧桑。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留下了一批知识分子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足迹。“北大红楼”微信公众号开设“耳畔好书”栏目，通过有声演绎为您带来“北大红楼与中国创建历史丛书”。从初心到信仰，从使命到理想，我们一同聆听由多位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奖名家讲述的《红楼旧址群故事》，让那波澜壮阔的历史，萦绕在耳畔、呈现在眼前、震撼在心间。

旧文化运动;旧文化运动是什么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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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思想文化的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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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维护旧文化、旧思想的旧派势力不甘被历史抛弃，他们对新派势力和新思想文化发起了多次论战，在1919年初形成新旧思潮激战的局面。

林纾是这场新旧思想文化激战的始作俑者。林纾，1852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识，能诗能文能画，尤擅古文，有“狂生”称号，1882年中举，后屡考进士不中，从此绝意仕途。为摆脱生活困顿，1897年起开始翻译外国小说，翻译了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内的许多西方文学名著，是当时负有盛名的翻译家。其实林纾并不懂外语，他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外国文学作品，然后请懂外语者给他翻译成汉语，再由他整理成古雅的文言文出版。

针对1917年1月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林纾于2月8日在《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认为“文无所谓古，唯其是”，“是”是“不轶于伦常之外”。既然拉丁文“不可废”，那么“马班韩柳”（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也不宜废。至于不宜废的原因，他自己也讲不清楚，所谓“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胡适随后致函陈独秀对林纾提出批评，认为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中句式有文法不通之处，且林纾为古文大家，却不能论述古文为何不当废，此正证实了“古文之当废”，白话文必将实行。这是新旧思潮的第一次交锋。

一年后，钱玄同和刘半农又重提文学改良，于1918年3月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自导自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诸子，以守旧者的口吻极力攻击新文化运动，故意盛赞林纾一番。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作《复王敬轩书》同期刊出，以辛辣的文笔批判林纾。这出双簧戏，一经上演就引起文化界很大关注，一些青年被刘半农说服，开始拥护新文化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不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还于1918年10月创办新潮社，出版的杂志《新潮》尖锐批评旧文化、旧思想，在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也因此，两人与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一起，被守旧人物视为“北大四凶”。

守旧派的反击很快便到来了。1919年1月，林纾等人请求总统徐世昌干涉北大的革新，徐世昌便和教育总长傅增湘商量，打算驱逐陈独秀，改换学长，整顿北大文科。陈独秀获悉后，撰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刊登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文章中说：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期；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文章指出：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把文化争论卷入政治斗争的同时，林纾又利用上海《新申报》为他开辟的《蠡叟丛谈》栏目，于2月17日发表用文言仿聊斋体写的政治小说《荆生》，恶毒诋污新文化运动。小说写的故事是：三个人相约在北京陶然亭游玩，三人即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及新从美洲回来的狄莫（影射胡适）。他们在陶然亭聚谈，力主“去孔子灭伦常”“废文字以白话行之”。议论正热闹的时候，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冲到三人面前，指责道：“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孔子何以为圣人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田其美刚要反驳，荆生就用手按住他的头，使他脑痛如被锥刺，又用脚踩住狄莫，使狄莫腰痛欲断。荆生还扔掉金心异的眼镜，把金心异吓得跪地求饶。其后三人狼狈逃走。

这篇小说反映了当时封建卫道者的心理，他们痛恨新文化运动，痛恨新派人物，希望有荆生那样的“伟丈夫”出现，为他们出气。文中的“荆生”，就是他们寄希望的皖系军阀徐树铮。

紧接着，意犹未尽的林纾又于3月19日在专栏发表另一篇文言短篇小说《妖梦》。小说写道：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阴曹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贴有一联：“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学堂里有“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小说对这三人极尽谩骂丑化之能事，并在小说结尾处，让佛教中好战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的这三个人通通吃掉，化为粪便。林纾的描写很直接，读者一眼便可看出元绪的原型是蔡元培，田恒的原型是陈独秀，秦二世的原型是胡适。

其实，《妖梦》是“被”发表的。林纾把《妖梦》一文交给弟子张厚载寄往《新申报》的当天，收到了老熟人蔡元培的信，请他为明代学者刘应秋先生遗著出版题词。林纾读完信，知道这是蔡元培的好意，说明蔡元培尊重他。林纾感到《妖梦》中用元绪影射蔡元培很不合适，毕竟相识多年，于是叮嘱张厚载务必把文稿追回来不要发表。但张并未将《妖梦》追回来，还是如期发表了。

张厚载是拥护守旧派的北大学生。《荆生》发表不久，他便于2月26日在上海《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披露“风声”说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卸职，因有人在徐世昌面前报告北大文科学长、教员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之处，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所以徐世昌命令教育总长傅增湘核办此事。张厚载还透露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新派人物也“拟令一律辞职”。3月3日，张厚载再次发布“消息”，说陈独秀已决计自行辞职，并听说已到天津，态度颇消极。胡适等因蔡元培校长力争，得以留任。此谣言流传甚广，各报竞相转载，给北京大学造成很大压力。

对此，新派人士予以回击。3月2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1号发表《旧党的罪恶》一文，指出“要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一周后，《每周评论》第12号全文刊载林纾的《荆生》，并附记者按语：“国内一班古文家骈文家和古典派的诗人词人都极力反对国语文学的主张，却寻不出有理由有根据的议论，只想出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

李大钊写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也发表在这一期《每周评论》。该文原于3月4日至5日发表在《晨报》，认为：世上存在新旧两种思潮，两种思潮的互相推演，推动着宇宙的进化。但国内旧思潮的代表人物，却不会堂皇正大地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而是想引来学术以外的势力。李大钊反对这种用政治斗争打压学术争论的行为。文中说：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那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

文中还以俄国革命为例，号召中国的新青年起来，绝不要怕武力的威胁镇压，说新思潮必定战胜旧思潮。文中说：

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哪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哪里去了！

3月16日，《每周评论》第13号发表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集中介绍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大报载文反对陈独秀、胡适离职，批评旧派借助政治压制思想自由、干涉学术发展。陈独秀在文中指出：“新青年所评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也直接攻击陈独秀等人。3月18日，《公言报》发表林纾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公开指责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此外，还发表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篇评论，批评北京大学的新派主张：

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

……

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烈，实亦太过。

蔡元培读到林纾公开信及《公言报》的评论，立刻撰写《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一一驳斥，并要求《公言报》全文照载。在致《公言报》记者函中，蔡元培对其“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提出质疑，要求《公言报》记者据实回复。在致林纾回信中，蔡元培指出，《新青年》杂志确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但只是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而不是直接与孔子为敌。北大教员并未发表“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不礼”之主张。

对于林纾指责北大“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语气和缓，回应：北大并无尽废古书之事，国文课本多为文言，《北京大学月刊》上刊登文章也多文言文章，但教员讲课则必赖于白话讲演，而不能背诵文言讲义。对于林纾“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的批评，蔡元培回应：白话与文言只是形式不同，能表述相同的内容。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善作白话文，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擅长写作文言文而以白话文藏拙。胡适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玄同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文笔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胡适、钱玄同、周作人三人的学问，均有担任大学教授的资格。

为向全校师生表明态度，蔡元培还将《公言报》评论、林纾信及自己回信全文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当天的《北京大学日刊》还刊载了蔡元培与张厚载的通信。张厚载在信中向蔡元培承认，林纾发表在《新申报》上的《荆生》《妖梦》小说稿都是由他转寄给报社的。蔡元培严厉批评了张厚载，指出他既不知爱护老师（林纾），任由其“谩骂轻薄语”流入社会，也不知爱护母校，对毁坏母校名誉事推波助澜。3月31日，北京大学以“传播谣言、损坏学校名誉”之罪勒令张厚载退学。

在这场新旧思潮论战中，旧派代表人物纷纷发难。辜鸿铭以宣扬“尊王尊孔”大义，与新文化运动对抗，说“中国优秀的文言文的特点是优雅，非白话文可比”，指责“陈独秀们”领导的文学革命是“可笑的，伪善骗人”的；黄侃在其所编《〈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北大学生陈钟凡等数十人，“慨然于国学沦夷”，出版《国故》月刊，宣扬旧文化、旧道德，反对新文化运动。

发生在北京的这场新旧思想文化的激战，很快在全国各地及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一些地方军阀政府对新文化运动横加干涉。3月31日，上海《申报》报道，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认为，北大教员、学生主办的出版物“有离经叛道之鼓吹”，“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专门携带《新青年》《新潮》前往教育部，请教育总长傅增湘加以取缔。

迫于压力，傅增湘写信给蔡元培，要求约束提倡新思想文化的北大师生。蔡元培收信后，于4月2日委托傅斯年代笔撰写致傅增湘回信。在回信中，蔡元培驳斥了旧派反对新思想文化的“微词”，申述了支持和保护进步师生的态度，再次强调“兼容并包”原则对于学术发展的重要性，要求傅增湘为北大消除外界失实之言。４月9日，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公然电令该省各校、各县，严禁阅读有关新思想文化的刊物。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反对势力大肆渲染他私德有亏，令北大及蔡元培处于舆论旋涡当中。在舆论压力下，蔡元培不得不乘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限的机会，撤销文、理、法三科学长，由教务长负责全校教务工作，使陈独秀自然失去文科学长的职务。4月8日，蔡元培召开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提前实行，马寅初当选为教务长。针对社会上有关陈独秀被迫离职的谣言，蔡元培解释，陈独秀虽不是文科学长，但仍是北大教授，这只是北大内部机构的变动。

陈独秀卸职后，并没有意志消沉，仍继续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4月13日和4月2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7号和第19号出版增刊《特别附录》，辑录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北京新报》《顺天时报》《民治日报》《益世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浙江《教育周报》，成都《川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支持北京大学改革，反对陈独秀、胡适等4人被驱逐，赞成新思潮的文章，对旧派予以坚决回击。

新旧思想文化的这场激战，被随后的五四运动中断。五四运动从北京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发展到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宣传推动下，一部分先进分子，对民主含义的理解已经开始转变，新旧思潮的论战发展到更为复杂深刻的新阶段。

“北大红楼与中国创建历史丛书（有声版）”由北京出版集团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共同策划，北京出版集团和北京广播电台旗下听听FM共同出品，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

该系列节目历时数月打造，内容丰富，制作精良，整部作品总时长达5000余分钟，全景式呈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早期工人运动、早起组织创建的历史画卷，深刻揭示了北京在中国创建史上的重大历史价值和独特历史地位。多位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奖名家的加盟，使该项目成为一部兼具内容权威性和表现形式艺术性的党史学习精品力作，引领听众在艺术作品的欣赏中完成党史学习，是一部真正适合所有人聆听的党史教育精品，在有声读物市场中具备稀缺性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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