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张振鹏
作者:罗守贵 熊琦 罗津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1月
第1章绪论
第2章文化科技创新的研究进展
1944年德国哲学家阿道尔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其著作《启蒙辩证法》中首次提到了“文化产业”(the 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Horkheimer & Adorno, 2002),这个术语最初是出现在这本书的题为“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ment as Mass Deception”的章节中,在其中,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报刊、广告等)对人控制、诱惑、欺骗而得以流行的通俗文化,批判色彩浓重。20世纪80年代,文化产业概念第一次被英国官方广泛使用,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强调文化产业是社会财富及就业的重要保障,并声明所有文化产品的消费——电视、报纸、杂志、音乐等独立于公共资金系统,生产主体是完全独立的商业机构(O’Connor, 2000),大大促进了文化产业在英国的发展
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关键词“文化科技创新”,可查到文献19篇,与其相关的主题文献近150篇,在2012年达到文章发表高峰(47篇)。另外,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关键词“(科技)创新系统”,文献多集中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王莉静,2010;董强、田喜洲,2018)、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詹志华、王豪儒,2018),产学研系统协同关系(如李玲、封峰,2016),以及科技创新系统的动态性特征(程跃,2018);还有研究将科技创新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兼具网络化和集群化特征(如张英辉,2010;赵明,2014)。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产学研结合,即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和体系建设问题。另外,文化科技创新要与“科技创新文化”区分开来,不少文献重点都在关注“科技创新文化”问题(如陈依元,2003;吴兴军、江晓珊,2007;亢宽盈,2014;王晶,2017)。同时,《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皮书系列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系列皮书之一,主要由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每年出版一部,到2017年已经是第五部
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和科技正好是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力量。一方面,如果没有科技,那么文化虽然可以传承,但它没有新的东西,只能重复过去的故事;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只有科技而没有文化,文化就会断层,这个社会就会抛弃过去的一切文化。余明阳教授认为,只有在传承和创新当中找一个平衡点,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是稳定的。Sandelowski(1999)指出,技术既形成和发展于文化,又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技术创新虽然可以创造新的可能性,但更多的却是只用于加强现有的社会文化实践、规范和价值观。
自2017年以来,以人工智能(AI)、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进行中,这些新技术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官体验,比传统游戏更有代入感和真实感,并且虚拟现实利用的情境模式多样,早已不仅限于娱乐行业,而是深入到教育、纪录片、艺术片等领域,它们已经向文化领域长驱直入,形成了新的IP重地。评论道:“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让原本冷冰冰的科学技术逐渐拥有温度。”[插图]但同时应该注意和警惕的是,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某些传统文化产业的衰落甚至消失,被其他类别的产业所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最早于1985年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过程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相互分离的活动的集合。”波特的价值链理论集中在企业内部,在该理论提出之后,Hines(1993)把波特的价值链重新定义为“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而Rayport &Sviokla(1995)提出了“虚拟价值链”(virtual value chain, VVC)的概念。他们认为世界应划分为由资源填充的物质世界以及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后者组成了一个“市场空间”(marketspace),即相对于物质世界的“市场”(marketplace)而言,由此也有了“物质价值链”和“虚拟价值链”之分,而它们之间的经济原理也不相同,传统物质世界的经济规模效应不同用在虚拟价值链中。如今,价值链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链条”了,而是一张信息时代下的“网”,即“价值网”,在这个网中,各个独立的服务型企业通过提供服务来运行和维护这张“网”,并让“网”中的客户之间建立某种关系(迟晓英、宣国良,2000)。
纪云涛(2006)认为,不论是从纵向结构还是横向结构来看,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都是互相影响的,任何一个维度的变化都会对剩下一个“链条”产生影响。林淼、高汝熹、车春鹂(2001)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揭示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链、产业链和技术创新链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刘尔思(2006)基于产业集聚理论,论述了产业链与价值链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形成过程一致,但表现形式却截然不同,虽然都是“反映产业的发展和协作竞争关系”,但产业链主要是以整个产业总的各要素,包括企业、企业所在区域、企业组织形式、生产要素、产成品等为存在形态,而价值链主要是以货币形式为存在形态。另外,产业链只涉及“产业内部的投入产出关系”,比如供应链或需求链,而价值链则能反映每一个生产工序的价值增值情况
第3章文化产业演化的智能体仿真研究
通过仿真发现,文化企业规模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动态过程,企业对创新方式的选择也是一个动态决策过程。不同规模企业在同一时期选择技术创新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选择自主创新,有的选择合作创新,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在各个阶段都能进行自主创新,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进行合作创新的条件和基础
而不同场合下两种创新方式会有不同的效果,创新活动导致三种不同结果:弱者相对于强者的超越;强者更强与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强弱者携手共同成长。为了模拟与演绎文化企业数量的动态演化过程,在Netlogo仿真平台上,将微观的文化企业作为智能体,对文化企业建立知识空间。发现文化企业数量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动态的过程,经由复制(模仿)、变异、选择的过程而演化。不同的合作方式影响着市场上企业的数量:保守合作机制导致企业数量下降,积极合作机制导致企业数量先下降后上升
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产业中的文化企业在选择自主创新或合作创新的微观决策过程时会影响企业自身的成长过程。而这一演化过程就是文化产业的新陈代谢,它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4章文化传媒企业生态位态势效率研究
对经历突破性创新、发展创新产品的企业生态位态势效率进行评价和分析的研究目前相对较少,而在突破性创新产品商业化过程中,企业生态位态势效率的分析和评价对企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文化传媒企业提高自身效率、扩大市场空间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章选取了全国29家上市文化传媒企业作为企业生态位态势效率评价研究的样本。从wind上找到各家公司的年报,并从中获得所需数据,使用这29家文化传媒企业作为数据分析的决策单元,基于2015年的数据进行计算,测算企业的生态位态势效率,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和描述企业的生态状况。关于互补性资产的衡量指标,不同学者针对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研究。例如,Hitt et al.(2000)认为无形资产、互补技术、财务资产、战略管理能力等都属于互补性资产;Rothaermel & Hill(2005)通过研究生物制药产业后发现,产品实验、测试和检验、营销和分销等作为技术创新中的互补性资产,对于创新产品商业化具有重要作用;Hughes et al.(2006)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公司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收益,取决于该公司开发互补性资产的能力,其中包括有形资产以及人力资源和组织流程等无形资产;王发明(2009)以“蓝猫”动漫产业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创意产业发展必须需要制造、分销渠道以及服务系统等互补性资产的支持。
根据企业生态位态势理论,企业生态位“态”指生态元过去状态的累积,包括生长发育状态和与种群作用的状态;“势”指的是生态元未来增长的一种趋势,如增长率、变化率等。根据上文所述,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章选取总资产、宣传推广费、研发费及政府补助,作为互补性资产投入变量;选取能反映企业在生态系统中地位和状态的四个变量——营业总收入、净资产、净利润、税金及附加作为企业生态位“态”要素的产出指标;选取能反映企业适应环境在产业生态系统中持续发展能力的营收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作为企业生态位“势”要素的产出指标。因此,文化传媒企业生态位态势效率评价体系主要由互补性资产投入要素指标、企业生态位“态”要素指标和企业生态位“势”要素指标三部分组成。
我国上市文化传媒企业“态”要素效率多为高效,反映出目前发展状况良好,但“势”要素效率却几乎低效,反映出它们发展动力不足,未来发展堪忧,这主要归因于文化产业在指导理论上的迷失,许多政策性瓶颈(市场准入、投融资问题、产权界定问题等)无法突破和创新动能不足。
互补性资产中的总资产和宣传推广费用对企业生态位“态”要素的提升作用明显。作为文化传媒企业,影响力是其非常重要的资产,大的影响力离不开宣传推广,要重视广告宣传的投入。目前行业集中度低,有必要进行适度的整合并购,提高文化传媒企业的规模,形成几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此外,研发费对企业生态位“势”要素的提升作用较明显,说明目前研发是对文化传媒企业生态位提升的关键性资产,建议企业重视研发投入。另外,文化传媒企业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重点补贴对象,然而本章研究却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生态位的“态势”要素的提升作用相对不明显。政府补助间接培养了企业的依赖性,提高了行业的退出壁垒,一些发展能力弱、规模小的企业,本该亏损被淘汰,却因为补助而“苟延残喘”,僵而不死,不利于行业的发展。而且,差异化的政府补助也不利于各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发展。
第5章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态位测度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产业经济研究领域逐步引入产业生态学方法。Frosch et al.(1989)较早提出了产业生态的内涵;随后Lowenthal et al.(1998)进一步直接将生态学中的一系列工具应用于产业系统分析。在对中国的产业研究中,Zhao et al.(2012)基于产业生态和企业的生态位理论研究了风轮机制造业,提出了一个风轮机制造业的产业生态模型以及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许萧迪(2007)对高技术产业生态位进行了测度,从市场生态位、技术生态位、资源生态位三个维度对高技术产业进行评价;杜慧娟(2013)构建了北京市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进行了产业生态位评价,进而构建了北京市制造业的新型产业体系;姚慧丽、任兰存(2012)基于生态位对江苏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制订出城市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差异化定位发展策略。
综上所述,生态位理论始于生态学,但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产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产业间竞争日益激烈,产业生态位现象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本章针对文化产业系统的复杂性,基于生态位视角,对产业的生态位宽度、重叠度、“态”和“势”分别进行测度,尝试用生态位理论剖析其存在的问题,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由表5-4可以看出,作为“优势种”的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与其他产业重叠较多,个别产业重叠度较大,但由于生态位宽,竞争并不那么激烈;网络信息业、广告及会展服务业与其他产业重叠过多,对于资源的竞争依然激烈。作为“亚优势种”的建筑设计、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相关产业,因其生态位较宽,与其他产业虽重叠较多,但竞争也并不那么激烈。作为“伴生种”的出版业和艺术业,它们与“优势种”产业重叠度最大,也正好说明了它们伴生于“优势种”。作为“偶见种”的咨询服务业,它与其他产业重叠度非常小,出现了较明显的生态位分离(除与广告及会展服务业、文化创意相关产业重叠度较高)。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求,进一步巩固咨询策划、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重点行业的领先主导地位,进一步做大网络信息业、时尚产业等新兴行业的规模,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创新、融合、开放的发展格局
第6章文化产业生产率与高学历人力资本关系研究
马萱、郑世林(2010)用非参方法分析了1998—2006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产业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现我国文化产业的纯技术效率较低,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赵阳、魏建(2015)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研究了1998—2012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技术效率,剖析了影响文化产业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及对不同地区影响程度的差异;袁海(2010)运用我国2005—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影响文化产业集聚的经济地理与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现政府支持、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企业数量、劳动力水平与城市化均能有效促进文化产业集聚
综上可得,很多学者都认为文化产业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文化产业生产率也处在稳步增长的过程中,并且人力资本、研发活动、政府支持以及宏观环境是推动文化产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6.3 文化企业生产率
研究发现:①平均来看,上海市文化企业生产率在2013年达到峰值,其他年份之间相差不大;②文化企业生产率与高学历人力资本投入之间确实存在显著且稳健的“倒U形”关系,最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高学历人员比重为25%左右;③现阶段上海市绝大多数文化企业还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因此合理增加高学历人力资本投入有利于提高文化产业生产率;④以税收优惠方式给予的政府支持对文化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相关部门在制订文化产业政策时应该更加全面、合理。
文化企业在对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应该注重吸收和培养与自身企业特色相适应的、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意能力的人才,避免单纯引进高学历人才、而产生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情况。尤其应当注重合理配置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人力资本,例如,在经营管理、资本运作、市场营销等部门配置具有综合能力的高学历人才,在产品创作、项目策划等部门配置具有创新能力、开拓能力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往往来自普通艺术院校、职业院校。实际调研发现,文化产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主要在于综合型经营管理人才,这对高等院校进一步开办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专业提出了要求。
第7章基于价值链的文化产业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1)创新能力。R&D人力投入对TFP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R&D人力投入对四种TFP回归,所得的系数均显著为正,OP方法系数为24.3%。这与一般的判断相一致,一切创新源于人才。周锦、顾江(2013)认为文化产业创新的内部动力机制包括文化创新引领、技术创新推动和人力资本带动;雷原等(2015)基于68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文化创意企业产出依赖劳动要素投入,其次是市场推广与研发投入,这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初期需要创意人才,并通过创意产品树立品牌形象的事实相吻合。
R&D资本投入对TFP具有显著正向影响。R&D资本投入对TFP的回归系数均为正,OP方法算得人均R&D资本投入弹性系数达到0.217%。通常认为,研发投入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宋吟秋、吕萍,2013)。据测算,研发资本投入对TFP的影响系数约为15%,研发的产出弹性达10%~13%(Sharma, 2012);臧志彭(2015)使用2011~2013年161家文化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发现当期企业研发投入促进公司绩效,但由于存在生命周期或倒U模型,滞后期研发投入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显著。
(2)知识产权。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并未显著作用于企业TFP,当期的发明专利件数对四种方法计算的TFP系数均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认为,企业获得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会促进企业产生的绩效(Carolan, 2008)。然而本章的回归结果出乎意料,可能缘于我国文化产业仍处于模仿阶段。孙斌(2013)分析文化创意产业运作机理时认为,模仿吸收也能形成知识积累。因此,企业不仅需要自主创新,还需吸收消化外溢知识;陶厚永等(2010)提出并分析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山寨模式,发现山寨多存在于没有进入壁垒、同时市场需求大的产业,该模式具有盗版、模仿、抄袭的特点,仅在功能、外观等略有创新;刘显辉(2012)具体探讨了山寨手机存在成本和价格双低的优势,却常在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方面打擦边球。因此,我国文化产业目前的自主创新主要还停留在吸收引进,并存在模仿现象,还未达到能够产生知识产权的程度,故而知识产权未能对企业效率做出贡献。尽管如此,长期来看,企业仍需继续研发投入,争取以自主创新为主,辅以消化吸收,积累知识产权和品牌效应,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客户价值。客户价值与文化企业效率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回归结果可见,企业收入增长率对四种方法计算的TFP系数均为正,且满足显著性检验,对OP方法计算的TFP贡献率达到0.137%,说明企业对客户创造较高的价值,客户满意度上升,进而继续在该企业消费,通过提高企业收入的增长和盈利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生产力,这与Heskett et al.(1994)的分析和实际情况相吻合。
(4)人力资本。探究人力资本对文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别从企业R&D人员投入和企业硕士及以上人员占比两方面着手,两者得到的回归结果并不一致。在创新能力中已有分析,企业R&D人员投入显著正相关于企业效率,即增加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可提高企业生产率,这与文化企业“创意为王”和重创新的特点相一致。
(5)财务支持。文化企业的财务支持从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两个角度反映其对企业生产力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优质的企业财务状况对企业的效率提高有支持作用。在上述客户价值分析中已得出,收入增长率与文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用OP方法得到的系数达到0.137%,也就是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提高有益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数据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上海的文化企业,从规模上看中小型数量较多,从生命周期来看大多处于成长阶段,因此,收入增长在反映客户满意度的同时,也体现了企业的发展速度,成长势头良好的文化企业可以高效地生产并提高企业自身价值。财务指标中,盈利能力对文化企业TF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销售净利润率对四种方法计算的TFP的系数均显著为正,OP方法的系数为5.56%,说明能够顺利获取利润的文化企业也具有良好的生产效率,这可能归因于企业自身高效的经营管理能力,因而能够吸引更多资金和资源协同发展。实际运营中,财务状况是对外展示企业运作情况和基本实力的有力证据,不论是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的理论支撑还是回归结果均一致认为:良好的财务能够支持企业更有效地发展。
(6)政府扶持。政府支持可以显著促进文化产业效率的提高。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对OP和FE方法计算的TF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OP方法得到系数22.9%,说明对于评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文化企业来说,在政府的税收减免、技术和资金的扶持下,能够有效地促进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财政扶持解决融资难(毛坚,2014)、税收优惠政策的动机和途径(曹芳,2014;解学芳、臧志彭,2015)着手分析。
(1)R&D人员投入、R&D资本投入、收入增长率、销售净利润率及企业的高新技术属性,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正相关,表明创新能力、客户价值、财务支持及政府扶持能促进文化企业的生产率,该结论与预期假设相符。(2)知识产权未能显著作用于TFP,大抵缘于现阶段文化产业中以模仿为主,研发创新水平仍未达到产生知识产权的高度,或者企业产生的知识产权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能力不足。
(3)硕士及以上人员占比对TF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归因于片面追求高学历人员产生的问题——文化产业需要的是有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而未必是高学历的人才。
第8章技术创新对影视产业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1.对比分析法对比分析法(comparative analysis approach)把研究对象在各个主要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事物的本质特征或规律。在方法上,通常通过建立相互关联的指标体系,从数量上比较两个事物在规律、水平、速度等方面的相似程度。该方法的关键是能否选择合适的对比标准。本章将通过对比中外影视产业价值链每个环节的作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来了解中外影视产业价值链的差异性以及其造成的结果。2.价值链分析法价值链分析法(value chain analysis)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Porter,2004)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每一个企业都是由进货、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基本活动以及一系列辅助活动组成的系统集合体,其中每一项活动都在创造价值,在电影产业中,产业价值链则主要由电影的制作、发行、院线以及电影周边产品的开发等环节构成。
影视产业是一个高知识密度的原创性较高的产业,通过对比TC指数以及IMS指数可以发现,我国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逐年攀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除去市场与体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8.3 技术进步对影视产业价值链影响的比较研究
第9章技术因素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1.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学术界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大量研究讨论。Hirsch(1972)在提出文化产业生产、流通过程中涉及的企业组织结构对文化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佛罗伦萨文化发展委员会(2001)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文化产业政策,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文化投融资政策,因为它决定了文化市场准入程度等;Pratt(2005)认为生产因素、消费因素、社会条件等会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中政策因素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我国对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晚,花建(2005)提出产业整体创新、市场拓展、成本控制、资产环境、产业结构等因素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江奔东(2008)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分析思路,提出文化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劳动、资本、规模经济、创意和技术进步;霍步刚(2009)提出生产因素、市场因素、关联产业以及政府行为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方面,赵彦云等(2006)提出文化资源、公共消费、人才竞争力等因素都会影响文化产业发展,并运用统计正态标准化的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年的文化产业发展能力进行了实证评价;王家庭和张容(2010)在比较我国东中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后,通过2005—2007年各省文化产业发展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人均消费能力、文化产业机构数目及财政支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作用;赵喜仓、范晓林(2012)也提出了与上述类似的包含资源、生产、消费在内的六个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2.技术密集度的提出和概念综述技术密集度在学术界的地位可见一斑。保罗·克曼(Paul R. Krugman)曾成功利用技术密集度解释了“里昂惕夫之谜”(又称为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里昂惕夫之谜”由创建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于1951年提出,他在采用美国1947年200个行业的资本—劳动统计数据考察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时,发现美国作为资本和技术领先的国家却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业,但与H-O模型预测的方向恰恰相反。此后,学术界包括里昂惕夫本人都试图对“里昂惕夫之谜”给出解释,这些差异化的解释中涉及质疑数据的代表性、美国的关税制度设计、国人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偏好以及劳动力异质性等,但都无法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
作为中高类技术密集度产业,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及新闻出版发行服务涵盖了很多技术内容。文化创新和设计服务包括广告业、软件业及部分设计服务,对知识技术的要求程度较高;文化专用设备生产是涵盖在文化产业之下的制造业,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从低技术密集向高技术密集的转型阶段,技术在其中的重要程度也可见一斑;新闻出版发行服务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其对技术的依赖程度除了表现在研发专利等方面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工作人员的高要求上,技术人员在行业总从业人员数中占比达到36.22%。
式,例如,数字视频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实现技术—制造集成技术—产品和服务技术”链,电视机产业中的“技术标准—核心部件技术—应用技术—市场”链以及工业物联网内部的“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链条等。相较于其他产业,国家统计局对文化产业的划分更为笼统,列出的十个文化产业细分门类中,七个具有服务业特征的细分产业属于传统产业划分方法的第三产业,另外三个为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产品制造产业(见表9-14)。
第10章上海文化产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第11章案例研究:典型文化产业和文化项目科技创新的实践
第12章“三链”融合机制与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政策建议
5.加快文化产业要素市场建设,提高知识产权交易的效率不同于传统的文化产业,当今许多新兴的文化产业都是知识与技术密集领域,其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交易中涉及许多技术难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价值评估等都比较困难。为此,要加快文化产业要素市场建设,办好文化产权交易所,破解制约知识产权、版权、技术、信息等文化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建立各种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建设包括广播影视、新媒体等版权公共服务平台和版权交易平台,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