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近义词-文化近义词哪个好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的和的观念，从农业生产之禾产生出来，又因农业实践而关联的天上日月星的运行之和，进行形成天人之间的互动之和，由《尚书》（《尧典》和《洪范》）、《夏小正》《诗经·七月》、《逸周书·时训解》到《管子·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到《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透露出来的和，是在天人整体运转中的和，整体性、时间性、互动性是其主要特点。

【关键词】和，农业之和，天文之和，天人之和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与中国文化方方面面都有关联，本文从和的观念的农业起源，以及由农业起源而来的天文观念，进入由二者结合而来的天人关系，来看中国和的观念的产生与特点。但从文字学上看，和的观念是与农业的出现紧密相关，并随着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整个文化体系的发展、丰富、定型而发展、丰富、定型的。和，《说文》曰：“相应也，从口禾”。联系到远古文献、考古、观念，此解释，一是讲到“和”的基本词义：相应即二种或二种以上的事物处于共存的相动关系。二是讲了和来源：从口以及与口关联的整个体系：饮食、音乐、言辞……，从禾以及整个农业相关的体系：土地、作物、人力、气象……在金文里，和的三形：（壶），（史孔盉），（陈簋），第一形从禾，第二、三字从木，《说文》“禾”字曰：“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按许慎所在的汉代思想，农业之禾在春天的生长与五行哲学里的木相关，但这一内容应有更深的历史基础，禾与木都是生命之物，在上古关于事物的分类体系中，是同质的。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生物的、宇宙的生命，都凝结和整合在仪式里，因此，禾与木的关系，在本质上体现在上古的中杆（木）仪式之中。在逻辑上，和是以中杆仪式为核心，而关联到农业、饮食、音乐、语言，以及整个体系的。中杆仪式中的各要项，都在上古的观念体系中统一起来。而上古的观念体系正是在其中得丰富和深化，并随之演进，最后形成了中国型的和的观念，包括文化上的“以和为贵”，宇宙中的“和实生物”，思维上的“和而不同”，美学上的“以和为美”。和首先是在农业中得到彰显的，因此从农业讲起。

一 从禾而来之和

和与禾，音同义通，和由农业之禾而来。禾在甲骨文里主要有两型：一是（甲一九一）、（鄂君启车节）、（珠676），呈现了一株粟的根、茎、叶、穗之全貌，二是（乙四八六七）、（京都二九八三），在全貌的基础上还把最后的结果穗突显了出来。禾是中国禾类作物第一个产生的词，然后由之产生出穀、、黍、稌、秫、（即穗）、穅、稬、秈、秔、稉等形声和会意字，谷（穀）是禾的同义词，粟甲骨文作，表禾穗的粟粒散落。禾、谷、粟三字指的同一植物（即小米），可互换。但分开用时，谷和粟强调的子实，禾强调的是全貌。重要的是，三词皆可作为庄稼的总名，禾用为总名尤多。三词作为北方植物之名，同时皆可用来指南方之稻。在字形上，南方之稻和北方之黍都有“禾”在其中，南方之稻为大米，北方之粟为小米，同为米。《说文》曰：“稻亦可称粟，犹凡谷皆可称米也。”讲的正是农作物的共性。禾、谷、粟、稻四大词都曾作为总名，可相互交叉使用。来自北方之粟的禾成为汉语的庄稼最主流的总名，盖在两大重要之点，一是在上古的族群融和中，北方炎黄族群成为华夏主流，二是“禾”字所内蕴着与华夏形成相同步的观念内容：“禾”字以一株农作物的全貌，呈现了其在时间中的整个生长过程，又把其在时间中过程凝结为空间上的整体，从而以一个字代表了农作物的时空之和。“禾”在时空中成长，不仅是自身的完整性，还包含了自身与天地人的互动，作物是在天地人中得完成的，在看到显处的禾时，一定要体悟其所在其中并与之互动的天地人之虚，因此，禾如是的存在，体现了虚实之和。作为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农作物之禾，之所生发出和演进为一种观念之和，正是在于中国古人从天地人的整体性中去看待禾的生成，并从中思考出一种宇宙性的观念。因此，和的思想基本在于三点：第一、一事物（禾）与他事物（天地人）的关系。第二，这种关系具有虚实相生的性质。第三、以上两种关系都处于理想的状态中。从而，一事物在关联和虚实两方面都以理想状态运行，这就是和。

因此，和，不仅禾得到理想的生长和成熟（禾之和），而进入口中成为美味（味之和），对之思考而成美言（言之和），乐其所是，成为美乐（舞乐之和），而这些得以顺利地演进，以天地正常运行为基础，因此禾之能和，其根本又在于天地之和，禾之成和，本身就体现了天地之和。

中国的农业，从考古学上看，从约12000年前开始，经过多阶段的发展，形成北方粟作业区和南方稻作业区而遍布东西南北，到5000年前-4000年前这一繁荣期，南方的稻作区域已经遍及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江西赣都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太湖地区的良诸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粤北的石峡文化等，以及云南、广西、福建、台湾等地区。北方的粟作区域已经漫衍到黄河中部流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文化，东北西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西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后期（半山、马厂类型），乃至西藏昌都卡若地区。在文献上，最早的三皇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神农氏作为远古的符号，盖应是中国农业文化经过数千年（约1200年前-8000年前）演进而进入兴旺时期而产生出来的。在南方各地，是稻作区域的处处辉耀：有两湖地区先后存在的汤家岗一期文化约7000年前-6500年前)、大溪文化（6500年前一5300年前)、屈家岭文化（约5300年前-4600年前），有皖鄂间的薛家岗文化（5500年前-4800年前），赣西北山背文化（约4800年前），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6000年前-5000年前），有浙江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约7000年前-5300年前），有太湖地区先后存在的马家滨文化（约7000年前-6000年前）、崧泽文化（5800年前-4900年前）等等。北方各地是粟作区域的处处亮点：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约7000年前-5000年前），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6000年前-4900年前），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7400年前-6400年前）、大汉口文化（6100年前-5000年前），有西辽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7200年前-6400年前）、红山文化（6700年前-4900年前），辽宁中部的新乐文化（7300年前-6800年前），燕山南麓上宅文化（8000年前-6000）等等。大概因中国的农业是南方之稻先于北方之粟，因此，起源于南方又由南而北的炎帝成为了最后一代的神农，作为神农之子的“柱”则成为土地之神。后来有炎黄之战，黄帝成为胜利的一方，不但成为天帝，而且也成农业发明者，而与黄帝有关联的稷，取代柱，成为了具有神农内容的土地神。神农、炎帝、黄帝、柱、稷，不妨看成中国农业于约8000年前四处勃起演进到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这一灿烂时期东西南北各地农业族群的总体概括和符号表征。而在这些主神四周，虽然这一时期如上面所述的考古文化，不少在炎黄两系之外。如良渚文化有宏伟的把土地神圣化的社坛。不过从先秦文化讲了东西南北，各处有自己的社，只是各地之社在东西南北族群的融合中，未能进入华夏最高级的称号而已。但其本有的内容，却被吸收到以神农、炎帝、黄帝、柱、稷为代表的文化符号之中。在4000年前中原第一个中央王朝夏建立之时，夏禹，成为最大的社神。在由神农、炎帝、黄帝、柱、稷、禹为代表的社神观念的演进中，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和。神农所象征的农业，以及由农业而来之和，把其之前的用伏羲和燧人来象征的古代本就思考着的和，根据新的农业实践进行了新的提升。因此，在关于燧人和伏羲的文献中，仍然有关于和的思想线索。农业需要对天的思考而来的历法，在农业之前的、采集，以及与农业并行的游牧，同样需要对一种天人的互动，需要对天的思考。因此，和的思想是可以从燧人氏开始的。

二 和与远古天象的演进

被后来追溯为三皇之首的燧人氏，其典型之事是钻木起火。中国境内50多万前的北京猿人，已有了火的遗存。火的发明以及火由之而生的木的神圣，应当引出远古人类的思考和玄想。钻木取火，不但与火相关的观念显为神圣，这神圣一直延续到后来与神农相关系的烈山氏的火耕和具同样与神农相关联的炎帝之火德；而且，以木相关的观念也显为神圣，中杆仪式盖应在木的观念化中与其他类型的仪式一道产生，并在三皇中排列第二的伏羲氏的“观象于天”中，进入上古仪式的核心。先秦文献附在伏羲氏上的内容，是围绕着天北极的中而形成的整个宇宙图式，这一宇宙图式在《易纬·通卦验》也被归入燧人氏，当然更重要的是伏羲作为文化符号不但与渔猎、采集、畜牧有关，而且由之而进入到农业时代。因此可以说，伏羲的“仰则观象于天”把农业之前和农业之后的历史关联起来形成一个中国远古天象演进的整体。伏羲传说，在中国古代的西北，东方、南方的广泛存在，以及与伏羲相关女娲传说在伏羲传说地域内外的广泛存在，可以看成中国天道在远古的演进，伏羲观天而用卦象进行理论总结，女娲补天而重造天道秩序，中国的天道应当是在伏羲女娲时代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在以中杆为主体的昼测太阳，夜观极星的天文观测中，以太阳的升落测日、以月亮的盈虚测月，以春分秋分测季、以夏至冬至测年，每一项都的测定都是容易的，但是，第一，要把日、月、季、年统一起来，第二，要把日、月、季、年与天象整体统一起来，却是相当困难之事。而前一项的统一，对农业生产来讲异常重要，后一项的统一，对整个社会的信仰非常重要。而中国远古的和的思想，正是在对天象的统一性的思考中，建立了起来。而在日、月、季、年中，月与年的不一致是明显的，而统一天象以建立极星、北斗、日、月、星的运行结构，对于农业生产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和的思想正是在这一建立天象的整体性中产生了出来。和，是禾与口组成，不妨理解为，用口讲述禾在天地生长中的规律，并将之以言和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当然这不仅是天象之和，而是在天象带来动的包括天、地、人在内的整个宇宙之和。这种天人之和在《夏小正》中透了出来。《夏小正》虽然是夏代的总结，但《礼纬·稽命征》说“禹建寅，宗伏羲”，就将其上溯到伏羲时代，透出了其思想与远古中国千万年的观天实践和观念演进有着关联。从观天这一角度看，从《尚书》中《尧典》里冬至夏至春分秋四大节气和《洪范》中把一年分水火木金土五季，到《夏小正》和《诗经·七月》的十月历，到《逸周书·时训解》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到《管子·幼官》的三十节气（还有（《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所呈现的丰富的历法思想），到《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的十二月体系，透出远古以天为核心建构天地人之和的种种努力与丰富成果。从和的思想来讲，这一演进首先是天上日月星构成和谐统一的运转之和。

天上的统一从逻辑上讲，首先是太阳升落循环的日照最短的冬至，从冬至始到回到冬至为一年，其次是日照最长的夏至，一年由夏至冬至一分为二，从夏至到冬至为阴，从至冬到夏至为阳。阴为寒，阳为热，前者是越来越寒为阴，后者是越来越热为阳。再次是在二分年的基础上把月安放进去，一年为10月，每月36天，一年360天，余下6天为过年，10月进一步分为5季，一季72天。《尚书·洪范》的水火木金土就是这样的5季10月体系。《周易·系辞上》讲“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孔颖达疏:“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也。”每行中各有阴阳，即水阳，火阴，木阳，金阴，土阳，水阴，火阳，木阴，金阳，土阴。同样，每季中也是阴阳各一。这种一年两半5季10月的十月历不但存在于《尚书·洪范》《夏小正》《管子·幼官》中，而且存在于与远古的西羌和百越相关联的现在西南少数民族如彝、傣、白、羌、僳僳、哈尼等族的历法之中。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以冬至为节点而统一起来的10月历，不仅是以太阳为中心而包含季与月，而是以北辰为中心而包含日月众星，因此它包含着更多的内容，比如，冬至不仅是太阳的回归，更是北斗在中天旋转一圈之后的回归，因此在少数民族中这一节日还叫星回节。又比如，在年去年来的循环中是北斗按顺时针左旋（从左到右和从东到西，同时日月五星按逆时针的右旋（从右到左和从西到东）。正是在这丰富的天文内容中，后来的道、阴阳、五行、八卦的思想产生了出来，以及《河图》、《洛书》、《周易》的体系性思想产生了出来。回到远古，这一内蕴着阴阳五行的10月历法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进一步细划，就是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从《尚书·尧典》等文献明确二至二分四节气到《管子·轻重己》《左传》（“僖公五年”“昭公十七年”）等文献明确的二至二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八节气。形成了节气的框架基础，而进一步的划分，应有不同体系的同时演进，如《吕氏春秋·十二纪》的二十二节气、《逸周书·时训解》的二十四节气、《管子·幼官》的三十节气，最后定型在《淮南子·天文训》的二十四节气里。在二至二分的基础上确定了节气结构之后，以禾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就有了天文知识的基本保证，在这一基础上再把月的重要性提出来，让月的盈虚循环以一种最最受尊重的完整的方式进入历法之中，进行天文的整体性调适，从而历法便从10月历变为12月历。这里包含了一系列的体系调整，包括阴阳关系、五行顺序、八卦方位、日月星的协调等一系列的调整，在阴阳关系里以阴为主变为以阳为主，在五行顺序里从水火木金土到木火土金水，在八卦方位中从先天八卦图到后天八卦图，在日月星的协调上，《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年终季冬，可见“日穷于次，月穷于纪，（北斗）星回于天”和谐呈现。这是一个以极星为中心，以四象为展开，以北斗和日月五星的运行为秩序的天文结构，以一种高度复杂而又多元和谐地建立了起来。这一天上整体的和谐运行，构成了中国型的天道，而这天道运行的正常，显示了中国天道之和。

三 月令模式与天人之和

在天上统一基础上产生了天地人互动运转之和。这一转运构成了从《夏小正》到《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的本质相同而形式多样的月令模式。即每一月，天上的日月星是怎样的，产生了怎样的风雷雨雪，地上的动物和植物有怎样的出没，呈现为什么状态，是怎样的，人根据这天地的情况而进行与天地相应的祭祀活动，行政安排，生产活动，以与天相应的原则提出，应做什么事，禁做什么事。达到天垂象，圣人（君王）则之，人民行之。且以《夏小正》和《礼记·月令》为例，来看这一月令模式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在《夏小正》中，天上的星象，地上的物候，人的祭祀、人文、农事活动相对简朴。如图

《夏小正》是一个累层建构起来的文本，在12月历成为主流之后对之进行的衍加，但从其对天象与动物、植物、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关联性呈现，相当朴质， 各种仪式都是自然和生活紧密相关，里面的“王”可以用来指代任何村落、地域的领导，是一幅远古人在天地间的和谐图。而到了《礼记·月令》，天地人之和的每一方面都显得体系化了。在天相上，就呈现为一个严密的天的体系，如下图：

在图中，每一月，在天相上，太阳在什么位置，黄昏和早上的是什么星在中天，天上是那一帝和神当班，生物以哪类为主，主导的音是什么，主导的律是什么，主导的数是什么，什么味和臭主导着，祀的对象为何，祭的物品为何，都十分确定且相互关联。天相已经展开为一个本质性的体系。

天子作为效法天的总代表，每一月都要按照天在此月的本质进相应的活动，这首先在天子的衣食住行的方式上体现出来，如下：

在上图中，天子在每一月中，应居住在九宫图形的太庙中的那一方位房间，出行乘何样的车，驾何样的马，载什么样的旗（青旗），穿什么样的衣（青衣），佩什么样的玉，食什么样的食物，用什么样的器物，皆因每月的性质进行，有严格的体系。同样，在《月令》中，按照每月天象和物候的性质，要举行相应的仪式，如孟春之月，在“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 在元日这天，天子要祈谷于上帝。在元辰这天，天子亲载耒耜，与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一道进行象征性的耕作，这月还要祀山林川泽之神。同时，每月天子要遵循此月的性质，命令各行各业进行相应的工作，如在孟春这月，天子命太史观测天象，命宰相发布赏惠于民，命乐正教人演习仪式舞乐。更为重要的，要进行符合每月本质的以农事为主的各项生产活动。最后，每月都要发布禁令，禁止各类不符合此月生态规律的活动。在《月令》中，一个以天道运转为中心而带动的天地人的和谐运转的丰富体系，呈现了出来。而从《夏小正》到《礼记月令》，中国远古天地人和谐运转是怎样由简朴到丰富的演进中，大致呈现了出来。

四 由天人之和透出的中国和的观念的基本特点

《尚书》（《尧典》和《洪范》）、《夏小正》《诗经·七月》、《逸周书·时训解》到《管子·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到《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所呈现出来的天人之和的演进，把远古时代农业产生之后由禾的生成而产生之和，演进为一个天地整体性的大范围的和的体系。中国之和的思想内容，从中透了出来。和，不但三个体系，天上，地上，人道，是多样性之和，而且三大体系的之和，又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这一复杂互动围绕着时间和空间的整体进行。空间中众物的互动，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中的进行，又使空间众物产生变化和出没。只有理解这种时空之和的复杂性，才能理解从中国远古产生的和的观念特点：宇宙万物在时间中有规律地运动着，生灭着，显隐变化。这里，中国之和，不仅显示为物物之间的互动之和，而且显示为物物的虚实变化之和，还显示了众物的多重互动之和。一句话，中国之和，是在宇宙整体性的运动中而呈现出来的和，它不能仅从一物自身或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中去体现，而一定要从宇宙整体性去体现。有了宇宙的空间分布的整体性和时间运转的整体性，具体的事物才获得自己的性质，获得与他物的关系，理解自己与他物的互动，让自己成为和谐宇宙的一个部分，参与和谐宇宙的演进。中国文化之和，就在天地人整体的和谐运转中呈现。这一中国之和，联系到上面的《月令》图式，可以得出这样四个特点：一是每一类事物有自己的体系和本质，这类似于西方的学科分类方式，这是一种看得见、可理解的显的关系。二是每一类事物与众类事物还有一种本质的关系，是由上面各表的横向关联显示了来，这种本质后来被归结为阴阳五行，各类事物属阴属阳及属木火土金水并由之而来的关联，是看不见而只能用逻辑和悟性去理解的隐的关系。这与西方思想的原子分子观念完全不同。三是无论是显的关联还是隐的关联，都是在时间的运动中展开的。由于时间的进入，一事物是属阴属阳属五行中的那一行，是变化着的。这是中国的阴阳五行与西方的原子分子根本不同之处。由时间的引入又进入最后一点：人与宇宙是的关系是全息的，宇宙整体是阴阳五行，每一事物是阴阳五行，每一事物以怎样的显隐方式呈现自己，是因其在宇宙中的与其他事物关联中的空间位置、时间运转来决定的。

《月令》体系，基本上显出了中国远古之和的特点，在上引所呈的《月令》的三个图表中，《月令》中还有两点内容没有列表讲出，一是在每一月中物候，即动物和植物的出没，这一点《月令》与《夏小正》大致相同，可由《夏小正.》的表去体会。二是包括物候在内的天地人的各个方面是怎样关联起来的呢？《夏小正》和《月令》有所透出，但也并未明确显示这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气和风，理解气和风，是理解中国文化之和的关键。这就是两另个更复杂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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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 游修龄《“禾”“谷”“稻”“粟”探源》载《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

2，关于中国上古农业从起源到4000前的历史划分，各家略有出入，有四段论有五段论，各段的时间节点也各有出入，但主体内容大致相同。起源时点有讲20000年或12000年前等等，但都以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为最早，乃因对此遗址的考古年代判定不同而不同。相关文献可参：吴耀利《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史前农业中的地位》《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陈文华《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张居中，陈昌富，杨玉璋《中国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思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期等

3，参 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4， 《易纬·通卦验》云：“遂皇始出握机矩，表计宜，其刻白苍牙通灵。”郑玄注：“矩，法也，遂皇，谓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但持斗运机之法，指天以施教令。”

5，罗树元、黄道芳《论夏小正的天象和年代》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年第4期）说：《夏小正》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夏代历书，由口传到春秋时代成书。

6，关于《洪范》五行为十月历，参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参 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105-167页

8，参 周士一《中华天启：彝族文化中的太一、北斗与太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9页

9， 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载《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就讲了：两种节气“彼此很难变通”，而于也与彝族的十月历不同。

10，关于阴阳的调整，参 李小光《中国先秦的信仰与宇宙论：以“太一生水”为中心的考察》成都，巴蜀书社，2009，第46-57页

11，关于五行和八卦调整，参 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