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文化—霍尔文化认同理论
在二战以后的英国，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发生了转变，资产阶级利用文化与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更加复杂与隐蔽的统治，工人阶级也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抵抗。
新的社会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提出了挑战，文化的作用也应该被重新审视。要使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活力。
霍尔的一生都在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谱系。霍尔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主要包括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这三个时期。
他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对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了解读，同时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文化是包含意义生产与交换的意志实践，是人们了解世界及互动交流的方式。
同时，文化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参与到现实的建构中，是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客观存在。意识形态既通过话语的方式运行实践，也通过霸权的建构进行政治统治。
文化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与表现形式，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霍尔肯定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现实性，驳斥了“经济主义”的教条式解读。
霍尔通过引入拉克劳和墨菲的“接合理论”对“阶级还原论”也进行了解构，消解了意识形态与阶级以及意识形态与主体间的必然对应关系，意识形态的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
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发展，拥有牙买加与英国双重移民经历的霍尔转向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他从边缘有色移民群体中发掘抵抗资本主义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主体力量。
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建构了意识形态霸权，但只有大众“接受”了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文化霸权才算真正的建构完成。大众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以文化的形式呈现的，主从二元对抗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
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主导文化的形式存在，其他文化属于从属文化。主导文化的意义系统包含了对现实形势的主导定义，代表了权力、财富和统治的现有结构，它以“自然”的形式建构事物的意义，对大众的思想进行渗透。
大众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主导文化的影响，而是以多元的方式颠覆主导文化建构的意义，来对主导文化及主导权力进行抵抗。
霍尔通过分析大众媒体文化、青年亚文化以及族群身份文化来阐释大众文化领域内文化的统治与抵抗。
其中，媒体受众以解码的方式进行抵抗，亚文化青年以风格仪式的方式进行抵抗，种族群体以颠倒话语及“族群”身份认同的方式进行抵抗，虽然这些抵抗主体较为分散，但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认同与统治集体的合法性基础同样具有削弱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经济决定论”以及“虚假意识形态”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意识形态理论的教条式解读更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面临困境，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澄清对马克思的误读成为新左派的重要任务。
二战以后英国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飞速发展，出现“丰裕社会”“政治共识”以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等新的社会现象，而马克思主义未能对这些新的现象提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使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解释力受到了挑战。
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与匈牙利事件后，积极的开展了“新左派”运动，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拥有牙买加与英国族裔散居经历的第二代新左派知识分子霍尔。
吸收了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发展了自己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澄清对马克思的误读，提高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解释力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对马克思文化观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发展的重要阻力。对马克思文化观误解最多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误解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一元性”，澄清这些误读是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霍尔澄清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是他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初衷。
英国是追随第三共产国际的脚步发展的，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解读对英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第三共产国际的落幕，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并对马克思产生了质疑，所以要建立英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
首要问题就是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英国“新左派”运动开始于对斯大林经济决定论的批判。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误解从马克思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就已经产生了，在第二共产国际时期，伯恩斯坦以及考茨基更是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机械的简化成了科学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自会走向终点。
在这过程中人就像一个看客只需要静待结果而不需要自身参与，这种将人的主体实践与历史发展相脱离的庸俗主义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抵制与批判，斯大林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没有突破第二共产国际的机械性与教条性。
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澄清就成立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第一代“新左派”主要是在文化生成过程的经验性中体现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过程不仅包括上层建筑也包括社会存在，在肯定经济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突出文化的自主性。
第二代“新左派”则是在结构主义的范畴内肯定了经济结构的最终决定性，但是这一决定性不能脱离整体的相互作用，文化结构在其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总体结构中相互不可替代。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德国、法国相比始终是滞后的，在英国经历了苏共二十大与匈牙利事件后纷纷退党的紧要关头，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以文化批判为切入口进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建。
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低迷的困境中在文化领域可以找到新的抵抗因素，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抵抗主体。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用来巩固阶级统治以及掩盖社会矛盾的工具，意识形态对现实社会是一种颠倒的、虚假的反映，同时意识形态依附于经济基础，不具有独立性。
更为严重的是冷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说法，“声称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理想被“超越”了，成为明日黄花。”
这都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还在很多专著里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阐释，忽略具体的历史语境，将整体的意识形态理论肢解开来断章取义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理解。
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进行澄清，根据英国的本土现实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合理运用与发展完善，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抵抗的因素成为亟须解决的事情。
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缺乏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资本的积累过程得出了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垄断性的加深最终走向灭亡的预言。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
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列宁也曾做出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的断言，但是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通过对经济政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没有走向灭亡，还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战以后资产阶级政党通过实行福利制度提高工人的待遇水平。
工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提高，文化工业的发展使工人在空余时间可以进行更多的娱乐消费，这种状况使人们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判断。
除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发展缺乏解释，不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新形势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也难以获得确切的答案。
面对时代的更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与新的社会发展进行融合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对资本主义新的发展进行解释，对资本主义新的压迫形式进行揭露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二战以后英国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霍尔的理论研究都是在对英国现实发展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了解英国二战以后的主要变化十分必要，英国二战以后的主要变化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政治共识、“丰裕社会”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
政治共识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二战后英国保守党与工党之间所达成的共识，另一方面是撒切尔统治时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所达成的共识，这两种共识都不是真正的共识。
首先，二战以后代表左翼势力的英国工党与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保守党形成了轮流执政的较为和平的时期，“英国战后的共识政治建立在广为国民接受的贝弗里奇（Beveridge）的社会政策与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因此它有时被称为“凯恩斯一贝弗里奇共识”）之上。”
工党当选后放弃了实现公有制而采取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管理，工党右倾的同时保守党实现了“左倾”，落选后拥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保守党迅速调节经济政策通过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及加大国家经济干预来迎合选民的要求。
保守党当政之后仍然没有废除工党建立的福利制度，也没有完全收回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凯恩斯主义被两党接受，“政治共识”的局面正式形成。
